徐师顺，隋末唐初着名方士、预言者，活跃于隋炀帝大业末年至唐高祖武德初年的社会动荡之际。他以精湛的占候之术闻名，核心事迹围绕“李氏将兴”的预言展开，是隋末谶纬思潮的关键代表人物，相关记载散见于《新唐书·五行志》《资治通鉴》等正史文献，折射出乱世中天命观对政治走向的深刻影响。
徐师顺所处的隋末，是中国历史上极具转折性的动荡时期。隋炀帝好大喜功，三征高句丽、开凿大运河、营造东都洛阳等举措耗尽国力，加之繁重徭役与严苛律法，导致民怨沸腾，各地起义军蜂起，统治阶层内部亦矛盾重重。在王朝崩塌的危机中，传统的天命观与谶纬思想再度盛行——当现实秩序失控时，人们往往寄望于天象、预言等超自然力量，试图寻找新的统治合法性依据。方士群体在这一背景下成为关键的舆论推手，他们依托占候、卜筮、谶语等技艺，游走于各个政治势力之间，其言论既能煽动民众情绪，也能为野心家提供“天命所归”的政治背书。徐师顺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并非出身名门望族，史料中未载其家世渊源，推测其早年可能隐居于民间，专注于研习天文历法与阴阳五行之学，通过长期观察天象积累了扎实的占候功底，逐渐在地方形成一定声望。隋代对天文历法的管控极为严格，朝廷设有太史局专司天象观测与历法制定，民间私习天文者需承担重罪。但隋末乱世中，中央集权瓦解，禁令形同虚设，这为徐师顺等民间方士提供了公开活动的空间。他利用这一契机，将天象变化与政治局势相结合，通过解读星象、自然异象等方式，发布具有政治指向性的预言，迅速从普通方士跻身影响时局的关键人物行列。
徐师顺最核心的事迹，是在隋末乱象初显时，作出“皇王传姓，循环之道，李氏将兴”的着名预言。这一预言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基于他对天象的长期观测与对社会形势的精准判断。从占候技术层面看，据《新唐书·五行志》记载，隋大业末年，天空多次出现“荧惑入太微”“太白经天”等异常星象。在传统天文观念中，“荧惑”（火星）象征战乱与灾祸，“太微”对应朝廷中枢，“荧惑入太微”被解读为“君臣失位，朝纲紊乱”；“太白”（金星）主兵戈，“太白经天”则预示“天下将乱，易主之兆”。徐师顺正是结合这些天象，将自然现象与人间王朝的更迭相联系，提出“皇王传姓”的循环之说——认为隋朝气数已尽，统治权将转移至新的姓氏手中。而“李氏将兴”的指向，则是徐师顺对当时政治势力的精准研判。隋末时期，李氏家族势力已崭露头角：北周八柱国之一李虎的后裔李渊，时任太原留守，手握兵权且深得民心；其儿子李世民更是英武善战，广纳贤才，暗中积蓄力量。此外，民间还有李密、李轨等李氏势力割据一方，“李”姓在当时已成为极具影响力的政治符号。徐师顺的预言精准捕捉到这一趋势，将“天命”与李氏绑定，使预言具备了现实的落地基础。
这一预言一经传出，便在社会各阶层迅速传播。对于底层民众而言，“李氏将兴”为苦难生活提供了希望寄托，成为他们拥护李氏势力的精神动力；对于地方豪强与士族而言，预言为他们选择政治盟友提供了“天命依据”，不少人因此倒向李渊阵营；对于李渊集团而言，徐师顺的预言更是极具价值的“舆论武器”——李渊早年曾因“李氏当有天下”的谶语遭到隋炀帝猜忌，一度韬光养晦，而徐师顺的预言在隋末乱世中再次强化了这一舆论，为李渊晋阳起兵、建立唐朝提供了合法性支撑。史载李渊起兵后，曾暗中招揽方士群体，徐师顺虽未直接入仕，但他的预言已成为李唐王朝“顺天应人”的重要佐证。
徐师顺的事迹虽未在正史中单独列传，相关记载也较为零散，但却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从思想层面看，他的预言集中体现了隋末谶纬思想的盛行——当时类似的预言还有“杨花落，李花开”“桃李子，得天下”等，这些预言本质上是乱世中人们对秩序重建的渴望，也是政治势力争夺合法性的工具。从政治层面看，徐师顺的“李氏将兴”预言并非简单的迷信说辞，而是方士群体基于对时局的观察作出的政治预判，其传播过程推动了李渊集团的崛起，间接影响了隋末唐初的政治格局。
关于徐师顺的晚年结局，史料中并无明确记载。推测在唐朝建立后，随着天下安定，谶纬思想的政治价值逐渐下降，徐师顺可能选择回归民间，继续以方士身份活动，或隐居避世，最终淹没于历史长河中。尽管其生平细节多有缺失，但他的核心事迹——以占候之术提出“李氏将兴”预言，已成为隋末唐初政权更迭与思想文化变迁的重要缩影，被载入正史流传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