摸排组当天夜里就摸到了沙河镇。
昌平县沙河镇东头，靠着镇子边缘有一片零星的农户。
在线人的带领下，摸排组的人到了目的地。
王福顺的家在最东头，独门独院，院墙砌得比旁边人家高出一大截，墙头上还插着碎玻璃碴子，锈得发黑的铁门常年闩着，门板上钉了一层薄铁皮，敲上去邦邦响。
王刚带着人敲了半宿门，里头一点动静没有。
隔壁一个早起磨豆腐的老汉探出头来，说王福顺前年冬天就瘫了，半身不遂，下不了炕，平时靠他侄子隔三差五送点米面过来，别的时候门都锁着。
“他侄子在哪儿住？”王刚问。
“就在镇西头，供销社旁边那条胡同，姓刘，叫刘二柱，在供销社当临时工。”
王刚留了个人在门口盯着，自己带人摸到镇西头，天刚蒙蒙亮就把刘二柱堵在了家门口。刘二柱三十来岁，圆脸盘，一脸没睡醒的懵劲儿，听说来人是公安局的，腿肚子先软了三分，把他叔王福顺的事一五一十倒了个干净。
“我叔是六几年从外头搬过来的，来的时候就说自己是孤老头子，老家没人了，我爹看他可怜，帮他在东头找了间空屋住下，后来我爹没了，我隔三差五给他送点吃的，前年他瘫了，我给他请了个镇上的老太太，一天去做两顿饭，别的事我也不清楚。”
刘二柱搓着手，站在门口没敢往里让，“他平时不怎么跟人来往，可早些年身子还硬朗的时候，隔一阵子就出去一趟，说是看老朋友，一走就是十天半月，回来的时候身上多多少少带点钱，我问过他哪儿来的钱，他说是以前攒的。”
“他出去都往哪儿走？”王刚问。
“不知道，他不说，我也没问过。”刘二柱想了想，忽然补了一句，“有一回我替他收拾屋子，看见他床底下搁着个木匣子，锁着，我问他里头装的啥，他瞪了我一眼，说‘别动’，我就再没碰过。”
王刚当即带人返回东头，拿刘二柱的钥匙开了院门。
院子不大，三间北房，一间灶房，院角堆着些破烂杂物，地上长了一层薄青苔，看样子有些日子没人拾掇了。
北房东间炕上躺着王福顺，半身不遂，嘴歪眼斜，见人进来只能呜呜地哼，说不出一句整话，明显已经有些神志不清了。
王刚让人把他先抬到镇上卫生院，自己带人在屋里翻。
床底下的木匣子找到了，锁头锈得不成样子，拿钳子一拧就断。
匣子里头搁着几样东西——一本薄薄的旧册子，封面上写着“流水簿”三个字，翻开里头全是些看不懂的符号和数字，像是暗账；一叠旧照片，有单人照也有合影，照片上的人穿着旧式衣裳，背景是些老房子；还有一个小布包，裹得严严实实，打开一看，里头是六根金条，三块玉佩，一对银镯子，还有几张发了霉的旧票子。
王刚把匣子里的东西连夜送回专案组。
沈莫北把旧册子翻了翻，那些符号和数字他一时看不明白，可照片他一张一张看了。
单人照里有一张是个瘦长脸的中年人，站在一间肉铺门口，手里攥着把剔骨刀，嘴角微微往上翘，笑得阴恻恻的，跟档案里那张民国二十六年的合影上“快刀刘”的眉眼几乎一模一样。
背面用钢笔写着一行小字——“德贵兄存念，三十七年秋”。
“这个人应该就是刘德贵。”沈莫北把照片搁在桌上，对赵金虎说，“王福顺一直跟刘德贵有联系，这匣子里的金条和首饰，很可能就是他们这些年合伙干下的案子分的赃。”
赵金虎把照片拿起来看了看，又看了看匣子里那堆金条首饰，搓了搓手：“那王福顺瘫了，刘德贵呢？他还活着没有？”
“照片背面写的是三十七年秋，那就是一九四八年，往后这三十来年，他们不可能断了联系。”沈莫北把旧册子翻开，指着上头那些符号和数字，“这册子得找人破译，看看里头记的是什么，我估摸着是账，分赃的账。”
专案组里有个从市局档案科调来的老会计，姓周，干了一辈子账，戴着老花镜把那本册子翻了一晚上，第二天一早找到沈莫北，说：“沈局长，这册子上的符号我看着像旧社会商号里用的暗码，我以前在旧档案里见过类似的，得找老辈人问问。”
沈莫北当即让王刚去找谢老。
谢老看了那册子，戴上老花镜琢磨了半天，把册子往桌上一搁，说：“这是民国时候当铺里用的‘当字谱’，一个符号代表一个字，专门记那些见不得光的账，我年轻时跟地下党接头，在当铺里见过这种写法，得找老当铺的伙计才能译。”
专案组又托人从信托商店找了两个退休的老朝奉，一个姓钱，一个姓赵，都是七十来岁的人了，干了一辈子当铺，看见那册子眼睛就亮了。
两个老头花了三天工夫，把册子上的暗码一个一个翻出来，译成明账。
译出来的账目让所有人都吃了一惊——册子记的是从一九五二年到一九六五年间，刘德贵和王福顺合伙在燕京、天津、保定三地干下的十七起案子，时间、地点、抢了什么、分了多少钱，一笔一笔记得清清楚楚。可到了一九六五年冬天，账目断了，最后一条记录写着“腊月十七，保定北关，得手，分账毕，此后各奔东西，不再合伙”。
“六五年以后就断了？”赵金虎把译出来的账目翻来覆去看了两遍，眉头拧成了疙瘩，“那这两年燕京城里的四起案子，是谁干的？”
沈莫北靠在椅背上，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账断了，人没断，王福顺瘫了，可刘德贵未必瘫，他六五年跟王福顺散了伙，要么是自己单干，要么是收了新徒弟，重新起了炉灶。”
他让王刚把王福顺从卫生院弄醒，问了几个问题——刘德贵现在在哪儿、六五年以后还见过没有、这两年有没有人来找过他。
王福顺嘴歪眼斜说不出整话，可耳朵不聋，听了王刚的问话，眼珠子转了两转，喉咙里咕噜咕噜地响，最后从歪嘴里挤出两个字——“延庆”。
“延庆？”王刚凑近了听，“延庆哪儿？”
王福顺又咕噜了两声，这回听清了——“延庆……永宁……刘家……铺子……”
王刚当即带人赶赴延庆。
永宁镇在延庆县城东边，是个老镇子，镇上有条老街，两边都是旧铺面，解放前是商号，解放后公私合营，有些铺面关了张，有些改成了供销社的分销店。
王刚拿着刘德贵的照片在镇上转了两天，问到第三个老头的时候，那老头看了照片一眼，说：“这人我认得，姓刘，前些年在镇上开了个肉铺，就在街东头，后来肉铺关了，他搬走了，好像是去了张家口。”
“什么时候搬的？”
“去年开春。”老头想了想，“他那肉铺开了没两年就关了，镇上人说他卖的肉比别家便宜，可来路不正，后来工商所的人来查过他一回，他就关了铺子走了。”
王刚把这条线索传回专案组，沈莫北跟赵金虎一合计，决定两路同时走——一路去张家口查刘德贵的下落，一路在延庆永宁镇蹲着，看有没有人跟刘德贵还有联系。
张家口那边查了半个月，刘德贵没找着，可找到了他一个远房侄子，在张家口郊区一个砖厂上班，姓刘，叫刘满囤。
刘满囤被带到专案组问话，先是不承认，后来王刚把刘德贵的照片往他面前一拍，刘满囤盯着照片看了半天，嘴一撇，说：“这人是我表舅，去年秋天来我家住过一阵子，说是做买卖赔了本，出来散散心，住了十来天就走了，走的时候说要往南边去，具体去哪儿他没说。”
“他一个人走的？”王刚问。
“不是。”刘满囤想了想，“跟他一块儿走的还有一个人，姓孙，叫什么我不知道，我表舅管他叫‘小孙’，看着三十来岁，瘦高个，不爱说话，我表舅让他干啥他就干啥，跟个闷葫芦似的。”
“这个‘小孙’，你表舅是从哪儿弄来的？”
“我哪儿知道。”刘满囤挠了挠头，“我表舅以前在延庆开肉铺的时候，这小孙就在他铺子里帮忙，镇上人都说小孙是他外甥，可我表舅没儿没女，哪儿来的外甥，我估计就是收的徒弟。”
专案组把刘满囤说的“小孙”画了像——三十来岁，瘦高个，不爱说话，有屠宰手艺，跟刘德贵在延庆开过肉铺，去年秋天跟刘德贵一起从张家口往南走了。
画像发到各分局，东城分局那个老片警孙师傅看了画像，忽然想起一件事——去年冬天，也就是第一起案子发生前半个月，东四牌楼那边有人见过一个瘦高个的年轻人在胡同里转悠，挨家挨户看门牌号，有人问他是干什么的，他说是找亲戚，可问他亲戚姓什么，他又说不上来。
“那人在哪一片转悠？”沈莫北问。
“就在朝阳门内大街南边那几条胡同，离头一起案子出事的地方隔了两条街。”孙师傅说。
沈莫北把这条线索跟地图上的四个红点一对，心里咯噔了一下——第一起案子发生在朝阳门外，可凶手踩点的地方在朝阳门内，这说明凶手对那一带非常熟，熟到能在胡同里随便转悠而不引人怀疑，要么是本地人，要么是在那一带住过。
“刘德贵以前在燕京城里住过哪儿？”沈莫北问。
赵金虎把旧档案翻出来查了一遍——刘德贵民国二十六年的住址登记在“东四牌楼弓箭大院”，跟老孙说的那个姓刘的老头搬走前住的地方是同一个院。
“这就对上了。”沈莫北把地图上的四个红点重新标了一遍，拿铅笔在朝阳门内画了个圈，“刘德贵以前住东四弓箭大院，对朝阳门内那一带的胡同了如指掌，他收的那个‘小孙’，跟着他在那一带踩点，第一起案子选在朝阳门外，不是随机的，是他踩熟了的地方。”
赵金虎把桌子一拍：“那还等什么？赶紧在朝阳门内那一带撒网，蹲着等他们再来。”
沈莫北摇了摇头：“他们不会再回朝阳门内了，四起案子已经干完了，他们知道公安在那一带布了网，不会再往枪口上撞，可他们也没走远。”
他把地图翻到通县那一页，拿铅笔在通州城外画了个圈：“刘满囤说他们往南走了，从张家口往南，走京张公路，第一站就是通县，通县那边有运河码头，有火车站，人来人往，好藏人，也好跑路，我估摸着，他们要么猫在通县，要么从通县坐火车往南跑了，可不管哪一种，通县都是必经之路。”
赵金虎当即调了一个组去通县，在火车站和码头布控，同时让王刚带人沿着京张公路往南摸排，看有没有人见过刘德贵和那个“小孙”。
可还没等通县那边传回消息，第五起案子出了。
出事地点在通县西门外，一家三口，两口子加一个六岁的闺女，全死在屋里，刀伤跟前面四起一模一样，先杀人后抢东西，现金和粮票全拿走了，首饰细软也拿走了，其他大件一样没动。
消息传到专案组，赵金虎当场把帽子摔在桌上，骂了一句：“这他娘的，咱们往南追，他就在南边等着咱们！”
沈莫北盯着地图上通县西门外那个新标的红点，看了好一会儿，忽然说了一句：“赵哥，你发现没有，前四起案子，每起之间隔了七八天到十来天，可这第五起，离第四起才隔了五天。”
赵金虎愣了一下：“这说明什么？”
“说明他们在赶时间。”沈莫北把铅笔搁下，转过身来，“前四起他们是在试，试完了摸清了燕京城哪片好下手、哪个时段最安全，现在开始收网了，他们要在走之前多干几票，把能捞的都捞走。”
“走？往哪儿走？”
“往南。”沈莫北指着地图上的京张公路和通县火车站，“刘满囤说他们往南走了，可这第五起案子就在通县，说明他们到了通县没急着走，先在通县又干了一票，这一票干完了，下一步就是坐火车往南跑，出了燕京地界，再想抓就难了。”
赵金虎把帽子重新戴上，在屋里走了两圈：“通县火车站布了控没有？”
“布了，可通县不止一个火车站，还有运河码头，还有长途汽车站，还有几条通往河北的土路，光靠咱们这一个组盯不过来。”
沈莫北想了想，把杜子腾叫过来：“你马上给通县公安局打电话，让他们把全县所有能出县的路口都设上卡，火车站、汽车站、码头，一个不漏，同时把刘德贵和‘小孙’的画像发下去，让各路口的人拿着画像挨个对。”
杜子腾领命去了。沈莫北又给周保国打了个电话，请他跟河北省公安厅协调，在跟通县搭界的香河、三河、大厂三个县也设上卡，防止凶手从通县往南溜进河北。
可电话打完还没两个钟头，通县那边又传回一个消息——西门外那家出事之后，有个在运河码头扛包的工人报告，说他当天夜里看见两个人从西门外那条土路上走过来，一高一矮，矮的走在前面，高的跟在后面，走到码头边上站了一会儿，又折回去了，往北走了。
“往北？”赵金虎听完，眉头拧得更紧了，“他们干完案子不往南跑，往北走？北边是燕京城，他们不是刚从燕京城出来的吗？”
沈莫北站在地图前面，把通县西门外那个红点跟燕京城里的四个红点连起来看了一遍，又把通县到三河、大厂、香河的三条路画了出来，忽然发现一件事——那三条路都不是直奔南边的，都是先往东偏，再往南绕，走的是乡间土路，绕开了大路上的检查站。
“他们没往南跑。”沈莫北把铅笔往桌上一搁，“他们往东走了，从通县往东，走三河、大厂，绕到香河，再从香河往南，奔天津。”
赵金虎凑到地图前面看了一遍，咂了咂嘴：“绕这么大一圈？”
“绕这一圈是为了避开大路上的卡子。”沈莫北说，“他们干完第五票就知道公安肯定在通县布了网，大路走不了，只能走乡间土路，这一绕就是两三天，可绕出去了就是天津地界，天津那边码头多、火车站多，混上船或者混上火车就走远了。”
赵金虎当即给天津市公安局打电话，请他们配合在宝坻、武清一带设卡，重点查从香河方向过来的可疑人员。
同时让王刚带人沿着通县往东的土路追，看能不能找到他们留下的痕迹。
可王刚带人追了两天，在香河跟三河搭界的一个村子里摸到一条线索——村里有个放羊的老头说，前两天夜里他在村口看见两个人从西边过来，在他羊圈旁边的草垛里猫了半宿，天不亮就往东走了，往香河方向去了。\
老头还说他看见其中一个人手里提着一把长条形的布包，包得严严实实，看着像把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