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栋把这个通知看了不下二十遍，每一个字都能背下来了。
他在这个位置上处理过无数次危机，化解过无数次矛盾，把轧钢厂从一个连年亏损的烂摊子带成了冶金系统的先进单位。
现在一纸通知，就把这一切全抹了。不是调离，不是退休，是“停止行使职权，听候组织重新安排”。这句话他太熟悉了——在运动中被批斗的那些干部，每一个都是这么开始的。
门被敲响了，杜子腾推门进来，脸上的表情比任何时候都要凝重，他手里也拿着一份同样的通知——保卫处也收到了。
“杨书记，厂门口贴了革委会名单。”
杨国栋转过身来，靠在窗台上，端着搪瓷缸子的手稳稳的，脸上的表情也稳稳的，但杜子腾注意到他鬓角的白发似乎比昨天又多了几根。
“我看见了。”杨国栋说，“基本都不是我们的人。”
杜子腾走到杨国栋面前，压低声音说，“沈局让你不要担心，我们有底气，有办法，他们打不到我们。”
……
而在红星轧钢厂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的第三天，杨国栋的办公室就被“征用”了。
来的人是革委会副主任孟庆怀，带了两个穿绿军装、戴红袖章的年轻人。孟庆怀原是厂里的副书记，分管工会和后勤，平时见谁都笑眯眯的，开会时永远坐在角落里记笔记，从不得罪任何人。
杨国栋在位时，他是杨国栋的下属；孙德胜上台后，他第一个表态支持革委会，摇身一变成了副主任。
“杨书记，”孟庆怀站在门口，脸上的笑容跟平时一模一样，只是眼睛不再看杨国栋的脸，而是越过他的肩膀望着墙上那面挂了好几年的锦旗，“革委会决定，这间办公室从今天起作为群众监督组的办公地点。您的东西我已经让人收拾好了，暂时搬到一楼档案室隔壁那间。”
杨国栋正坐在桌前批最后几份文件，听见这话，手里的钢笔顿了一下，然后继续写完最后一个字，把笔帽拧好放回笔筒里。他站起来，端起搪瓷缸子喝了口茶，放下之后才开口，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
“那间屋子没有窗户。”
孟庆怀的笑容僵了一下，随即又恢复了原样：“杨书记，现在条件艰苦，您先克服一下，等组织上对您的工作有了正式结论，自然会重新安排。”
杨国栋没有再说什么，他把桌上的文件整理好摞在桌角，拿起那个跟了他十几年的搪瓷缸子，走出办公室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墙上那面锦旗——上面写着“先进单位”四个字，落款是冶金部，一九六五年。
他没有去档案室隔壁的那间小黑屋，而是直接回了家。
消息传到轧钢厂车间里的时候，工人们炸了锅。
“杨书记被赶走了？”一个老工人把扳手往工作台上一摔，“他在厂里干了十几年，把咱们厂从亏损带成全系统先进，说赶走就赶走？”
“你小声点！”旁边的人拽了他一把，“现在是革委会说了算，你这话让人听见了……”
“怕什么？我说的是实话！”
但大多数人没有老工人那样的胆量，他们只是低着头干活，用沉默表达着一种默契的不满。
杜子腾在保卫处值班室里听完陆建川的汇报，沉默了很久，烟在他指间燃到了尽头，烫了一下才回过神来，把烟头摁进烟灰缸里。
“杨书记走之前，有没有说什么？”
“没有。”陆建川压低声音，“就是把锦旗看了好一会儿。”
杜子腾站起来，走到窗前，厂门口那棵老槐树已经开始抽芽了，嫩绿的芽尖在春风里微微颤抖。他忽然想起沈莫北当年离开轧钢厂时说过的那句话——“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但这营盘是咱们一砖一瓦垒起来的，谁想拆，没那么容易。”
“建川，”杜子腾转过身来，“把杨书记办公室里的东西都收好，尤其是那些锦旗和奖状。档案室里跟咱们有关的材料，全部复印一份锁到保卫处的铁柜里，另外，通知各车间信息员，这段时间一切活动低调，不要跟革委会的人发生正面冲突——但要留意每个人的言行，尤其是新上任的那几个。”
陆建川点了点头，转身要走，又被杜子腾叫住了。
“还有一件事——易中海现在是群众监督组组长，他手里有权查任何人的档案、约谈任何人、在任何场合开批斗会。你安排两个靠得住的人，专门盯着他。他去哪儿，见了谁，说了什么话，每天报给我。”
而相比较于易中海，最快乐的无过于官迷刘海中了，因为易中海给他安排了一个革委会小组长的位置。
刘海中这辈子最大的念想，就是当官。
从轧钢厂普通锻工干起，他就眼红那些坐在办公室里喝茶看报的干部。后来好不容易当上了院里二大爷，管着四合院几十口子的鸡毛蒜皮，过足了官瘾。再后来被沈莫北扒了这层皮，他在院子里抬不起头，在厂里也说不上话，窝囊了好几年。
现在，机会终于来了。
易中海当上了群众监督组组长之后，革委会要扩充队伍，需要在各车间发展积极分子进入监督组下属的行动小组。易中海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刘海中——这人虽然蠢，但好控制，更重要的是，他跟沈莫北也有旧怨。
任命通知下来那天，刘海中拿着那张盖着革委会红戳的纸，手都在抖,不是怕，是激动。他站在车间门口把那张纸翻来覆去看了不下十遍，上面写着“刘海中同志任红星轧钢厂革命委员会群众监督组第三行动小组组长”。
虽然这个组长连个正式编制都没有，手下只管着三五个从各车间临时抽调来的年轻人，但“组长”两个字是实实在在印在红头文件上的。
刘海中把通知折好放进口袋里，整了整工装的领子，迈着方步往家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