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子腾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缓缓摇了摇头。“沈局，我不敢说一点纰漏都没有，你走了以后，保卫处在落实人事制度的过程中，有过一些小问题——比如有一次陆建川在民意测评的问卷设计上出了个疏漏，问卷上少印了一道题，后来我们发现了就赶紧补上了，也做了记录，还有就是去年有一批新招的警卫员，政审的时候有个人的材料不全，后来补了两次才补齐。”
他顿了顿，看着沈莫北，“但这些都是日常工作中难免的小疏漏，我们都按规定做了记录和处理，没有瞒报漏报，更没有什么原则性的大问题。”
沈莫北点了点头，他是了解杜子腾这个人的，两人也认识了好多年了，这个人做事不偷奸耍滑。
他说没有大问题，就真的没有大问题，这些小疏漏，在正常的纪检检查中不算什么，只要有记录、有处理、有结论，就能说明问题。
“老杜，接下来几天，工作组可能会找你谈话，他们问什么，你就如实说什么——保卫处的制度是怎么建立的，干部是怎么提拔的，三道审核是怎么执行的，不要躲，不要藏，我们做的事，都是在阳光下做的，每一件都有据可查。”
“我明白。”杜子腾站起来，给沈莫北倒了杯水。
沈莫北端起搪瓷缸子喝了一口，水是刚烧开的，烫得他舌尖发麻，但他没有放下缸子，就那么捂着，像是在用那点温度驱散心里隐隐的不安。
“还有一件事，易中海跟郑成荣已经搭上线了，他在厂里已经待了几十年，无论是对厂里还是保卫处的事可以说都是门儿清。他会跟郑成荣说什么，我大概能猜得到，无非就是我提拔亲信、搞小团体、把保卫处变成独立王国，这些指控，每一个都没有实据，但架不住他们反复查、反复问，所以，档案一定不能出任何差错，另外处里面的兄弟们思想工作一定要做好，这时候我们内部千万不能出任何问题。”
“您放心。”杜子腾说，“档案我亲自盯着，谁来查都不怕，处里面我也会盯好的。”
就在沈莫北和杜子腾在保卫处里做准备的时候，郑成荣正坐在工作组办公室里，面前摊着一份刚从档案室调出来的材料——易中海个人档案的全部内容，包括他进厂以来的每一次工级评定、每一次奖惩记录、每一次组织鉴定。
这个档案资料他已经看了好几遍了，在十几页的档案中，他特别关注了一个时间节点：易中海工级从七级降到三级的时间，正好是沈莫北在保卫处掌权没有多久。
厂党委的决定书上写的降级理由是“道德品质问题，私吞工友养老钱，造成恶劣影响”，文件的签发人是当时的杨国栋，但附在决定书后面的调查材料上，调查人一栏签的是沈莫北的名字。
也就是说，当初查办易中海的人，就是沈莫北。
郑成荣用红笔在这一页上画了个圈，现在能确定，这两人真的是有深仇，看来易中海真的可以利用一下。
他合上易中海的档案，靠在椅背上，望着窗外渐渐亮起来的天色。
他决定今天上午直接找沈莫北谈话。不是正式约谈——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冶金部的纪检人员没有权限直接查一个公安部的副局长——而是“走访了解情况”。
这个词是他在纪检口干了十几年总结出来的经验：“走访”不是调查，“了解情况”不是讯问，不需要对方签字按手印，不需要正式立案，但可以面对面地观察对方的反应、捕捉对方言语中的漏洞、给对方施加心理压力。等拿到足够的证据，再正式立案，一击致命。
他拿起桌上的电话，拨了公安部治安管理局的电话，接电话的人恰好是王刚。“沈局不在，出去办事去了。”
王刚的声音在电话里听起来有些警惕，“郑组长，您找沈局有什么事？”
“没什么大事，我这不是在红星轧钢厂这边查事情呢吗，正好有点轧钢厂的事情想和他聊聊，毕竟沈局原来是轧钢厂的保卫处长。”郑成荣的声音依然客客气气的，“沈局什么时候回来？”
“不好说。”
“那我去部里等他。”郑成荣说完，挂了电话。
一个小时后，郑成荣出现在公安部治安管理局的走廊里，他今天换了一身干净的灰色中山装，皮鞋擦得锃亮，手里拎着一个公文包，脸上挂着惯常的微笑。
走廊里人来人往，也有几个熟人，交头接耳地和他聊了几句，又匆匆走开了。
王刚在楼梯口拦住了他。“郑组长，沈局还没回来。您要等的话，可以在会客室坐一会儿。”
王刚的语气很客气，但身体挡在楼梯口，没有让路的意思，毕竟沈莫北和郑成荣的地位差距在这摆着来。
郑成荣看了王刚一眼，笑着点了点头，跟着王刚进了会客室。会客室不大，一张方桌、几把椅子、一个暖壶、几个搪瓷缸子。
王刚给他倒了杯水，然后退了出去，把门虚掩着。
郑成荣坐在会客室里等了将近半个小时，这半个小时里，他没有看文件，没有翻笔记本，只是端着搪瓷缸子慢慢地喝着水，目光偶尔扫过墙上挂着的公安部机构设置图，偶尔又落在窗外那棵老槐树上。他看起来悠闲自得，像是在等人喝茶而不是在等人应战。
沈莫北回来的时候，王刚在楼梯口拦住了他，压低声音把郑成荣来访的事说了一遍。“沈局，他在会客室等了半个多小时了，我说您不在，他就说要等，这人看样子就不好打发。”
沈莫北整了整衣领，把手里提着的帆布包交给王刚，然后推开会客室的门走了进去。
郑成荣见他进来，站起来伸出手，脸上挂着那种沈莫北已经很熟悉的微笑。
“沈局长，打扰了，我是冶金部驻红星轧钢厂工作组的郑成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