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问室里安静得能听见日光灯管里电流的嗡嗡声。
严世铎靠在椅背上，整个人像被抽去了最后一根支撑的骨架。他盯着沈莫北看了很久，目光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不是恨，恨已经没力气了；不是悔，悔已经太迟了。而是一种走到了尽头之后，忽然想把自己这辈子最后一点有用的东西交给对手的奇异平静。
“沈莫北，有一句话我要送给你。”
他的声音压得很低，低到门外的王刚透过小窗只能看见他的嘴唇在动，却听不清他说什么。
“你赢了我，但你别以为自己赢了所有人。”严世铎往前探了探身子，铐在铁桌上的手铐发出轻微的金属碰撞声，“我不过是个打前站的，你以为那份政治建设文件是谁在后面推动的？你以为就凭我一个人，能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把它从草稿变成部党委的红头文件？”
沈莫北的手指在桌上轻轻敲了两下，没有接话。
“我想你应该也知道我背后有人，这个人不在公安部，不在政法委，在更高的地方。”严世铎的声音越来越低，低得像从地底下渗上来的水，“他们让我做的那些事——往轧钢厂塞人，在重机厂、首钢布局，把保卫系统攥在手心里——不是因为我严世铎想要这些，是因为他们需要这些。他们需要一支只听从他们指挥的力量，需要一群像我这样的人替他们把基层的每一根血管都攥在手里。”
他顿了顿，干裂的嘴唇翕动了几下，像是在斟酌最后这几个字的重量。
“风终究会来的。”
……
风肯定会来的。
沈莫北站在窗前，看着窗外的老槐树，心中不停地想着严世铎的话，21世纪穿越过来的他自然知道距离那场席卷全国持续十年的恐怖风暴到来的时间已经只有两年了。
甚至现在已经有人开始着手准备这一切了，而严世铎就是活生生的例子，不过自己却什么都做不了，因为这是这个国家必须要经历的这一步，他没有任何办法去阻止。
他能做的就是想办法让自己和身边的亲戚朋友不受这场风波的席卷。
这也是他一直在布局的原因。
要是在之前在轧钢厂他不担心这些，毕竟他是根正苗红的战斗英雄，但是现在到了公安部，一切都不是自己所能决定的。
正想着，身后传来敲门声，不轻不重，三下。
“进来。”
王刚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没有封口，边角已经磨得发毛，显然被人反复打开又合上过很多次。
他在沈莫北对面坐下来，把信封放在桌上，没有急着递过去，而是先端起沈莫北面前的搪瓷缸子喝了口水，然后抹了抹嘴。
“沈局，严世铎的案子结了。”
沈莫北转过身来，在椅子上坐下，目光落在那只牛皮纸信封上。
“什么时候？”
“今天上午，判决下来了——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王刚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很平，像是在念一份跟眼前人都没有利害关系的案情通报，但他搁在桌面上的那只手，食指和中指在微微地、不受控制地敲着桌面，一下，两下，三下。
这是王刚紧张时才有的习惯，沈莫北太了解他了。
“还有呢？”
王刚深吸了一口气，把信封往前推了推。“这是他的案件资料，谢老让我送给你看看。”
“好，你先放这吧。”
王刚把资料放在桌子上就出去了。
沈莫北泡了一杯新茶，茶叶在热水里慢慢舒展开来，沉到杯底，茶水变成了清澈的淡绿色，他没有喝，就那么搁着，看着茶叶一片一片地往下沉。
窗外，最后几片梧桐叶在枝头颤巍巍地挂着，风一吹就打着旋往下掉，落在窗台上，薄薄的，脆脆的，踩上去就碎。
他翻开了资料，认真看了起来，等他翻到最后几页，是严世铎在宣判前最后一次提审时说的话，语气平静得像是在陈述别人的一生。他说他这辈子经手的案子大大小小上百件，到头来最讽刺的是，他自己成了自己经手的最后一个案子，他还说，如果可以重来，他不会选择那条路——不是因为怕法律的惩罚，而是因为那六年里每一个睡不着的夜晚，他都在想，如果当年没有推开那扇档案室的门，一切会是什么样子。
沈莫北把材料合上，锁进抽屉里。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院墙外传来胡同里孩子们追逐打闹的笑声，还有谁家收音机里放着京戏，咿咿呀呀的唱腔被风吹散了，断断续续地飘过来。
一切都那么寻常，像过去无数个平凡的下午一样。
但严世铎最后说的那些话还在他脑子里嗡嗡地响——“他们需要的是一支只听从他们指挥的力量，需要一群像我这样的人替他们把基层的每一根血管都攥在手里。你以为我背后的人会因为我倒了就收手吗？不会的。他们会找下一个严世铎，再下一个，直到把所有他们想要的都攥在手里为止。”
这些话，沈莫北反复琢磨了好几天。，他比严世铎更清楚这场风暴意味着什么——那不是一个人、一个部门的权力斗争，而是一场席卷整个国家的洪流，他挡得住严世铎，挡不住洪流本身，他能做的，只是在洪流到来之前，把该保护的人护在身后，把该钉稳的钉子钉牢。
桌上的电话响了。
沈莫北走过去接起来，听筒里传来谢老那把苍老但不失力道的声音。
“小北，晚上来我这儿一趟，有事跟你说。”
“好。”
挂了电话，沈莫北从衣架上取下外套披在身上，推开办公室的门。走廊里人来人往，有人抱着文件盒匆匆走过，有人站在窗边低声交谈。日光灯管发出嗡嗡的声响，照得水泥地面泛着一层惨白的光。一切都在照常运转，像一个巨大的、不知疲倦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