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南宋初期的顶级谋士，也是文采斐然的爱国英雄。他以笔为剑，以智为刃，在国家危难之际挺身而出，凭借着自己的智慧和勇气，为南宋政权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握笔行文，华章立就，对军事理论、历史等多有论述，为后世研究南宋军事、政治等方面提供了重要参考。
他就是既有深厚学识，又有实际谋略与行动力的南宋直秘阁——汪若海。
汪若海，字东叟，号城山，宋歙县古城关（今属安徽歙县古关）人。南宋时期谋略家、军事家、文学家。
汪若海出生于歙县的一个普通家庭，自幼便展现出了非凡的聪慧与勤奋，他对书籍有着浓厚的兴趣，常常手不释卷。汪若海凭借着自身的努力和才华，成为了当地的知名才子。不到二十岁的时候，汪若海怀着对知识的渴望和对未来的憧憬，离开家乡，进入了当时的最高学府——太学，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宋史·汪若海传》记载：“未弱冠，游京师，入太学。”
在太学中，汪若海刻苦钻研经典，广泛涉猎各种书籍。他不仅对儒家经典有着深刻的理解和独到的见解，还对历史、文学、军事等领域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并取得了显着的成绩。
公元1126年，北宋靖康元年。金兵如汹涌的潮水般大规模入侵，北宋王朝岌岌可危。朝廷上下人心惶惶，乱作一团。为了寻求御敌之策，宋钦宗急忙下诏，征召天下懂得军事的人才 ，希望能够借助众人的智慧，找到退敌的办法。
汪若海得知此消息后，奋笔疾书，应诏上书朝廷。在这篇上书中，汪若海分析了当时的严峻形势，指出河北地区乃是国家的战略要地，其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具有极高的战略价值，是国家的门户和屏障。北宋朝廷应当充分利用河北的地理优势和资源，积极组织力量，加强防御，以抵御金兵的入侵。
当时，北宋朝廷已经割让了河北地，汪若海对此痛心疾首，他强烈反对这种怯懦的做法，认为这种消极的防御策略只会让敌人更加嚣张，使国家陷入更加危险的境地。相反，朝廷应该采取积极主动的战略，主动出击，以河北为据点，招揽天下的英雄豪杰，组建强大的军事力量，从而构成统揽天下的战略态势。
恰逢康王赵构在相州起兵，汪若海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他敏锐地意识到，康王的起兵为扭转局势带来了一线希望。于是，他立即上书枢密使曹辅，提出了一个大胆而又极具战略眼光的建议：请立康王为大元帅，让他统领大军，镇守安抚河北地区。汪若海认为，只要康王能够在河北站稳脚跟，集结兵力，就能够有效地牵制金兵的后方。金兵在进攻北宋京城时，必然会有所顾忌，不敢全力进攻。这样一来，京城之围自然就能够得到缓解。
曹辅收到汪若海的上书后，对其内容深感赞赏。他认为汪若海的建议极具可行性和战略价值，对于缓解当前的危机具有重要意义。于是，曹辅立刻将汪若海的上书呈递给了钦宗皇帝，并极力推荐汪若海，建议朝廷任命他为参谋，派到康王的麾下，协助康王实施这一战略计划。
然而，这一计划却遭到了宰相何栗的强烈反对。何栗是一个胆小怕事、目光短浅的人。他以道路梗阻为由，声称无法将汪若海派往康王处，也无法实施这一计划。他认为，在当前的局势下，朝廷应该采取保守的策略，尽量避免与金兵发生冲突，以免激怒金兵，导致局势进一步恶化。他完全没有意识到汪若海的计划所蕴含的巨大战略价值，也没有看到康王起兵所带来的战略机遇。
在何栗的阻挠下，钦宗皇帝犹豫不决，最终没有采纳汪若海的建议。汪若海得知这一消息后，感到无比的失望和痛心。自己的计划是拯救国家的一次难得机会，一旦错过，后果将不堪设想。然而，他却无力改变这一局面，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计划夭折。
由于朝廷未能采纳汪若海的建议，未能及时组织有效的抵抗力量，金兵得以长驱直入，继续向北宋京城逼近，京城的局势日益危急。
公元1127年，北宋靖康二年。宋徽宗、宋钦宗被金兵掳走，大量的皇室成员、官员和平民也被一同押往北方，北宋宣告灭亡，史称“靖康之耻”。靖康之耻，犹如一道沉重的伤疤，刻在华夏大地之上。
徽、钦二帝被金兵押解北上后，汪若海悲愤交加，毅然决定挺身而出，为挽救赵氏江山做最后的努力。他怀揣着一份饱含着忠诚与勇气的书信，踏上了前往敌营的危险之路。在敌营中，汪若海直面金兵统帅粘罕，毫无惧色地递上自己的书信。他慷慨陈词，恳请粘罕能够保留赵氏的帝统。《宋史·汪若海传》记载：“及二帝北行，袖书抗粘罕，请存赵氏。”汪若海的言辞中，既有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忧虑，也有对正义的执着坚守。然而，汪若海的请求被金兵无情地忽视。
面对金兵的冷漠与拒绝，汪若海并没有气馁。在这风雨飘摇的时刻，他必须尽快找到一位强有力的领导者来凝聚人心，组织抵抗力量，以图恢复中原，重振山河。而康王赵构，作为宋徽宗的第九子，在宗室中具有较高的威望和号召力。汪若海认为，康王赵构是领导南宋复兴的不二人选。
于是，汪若海趁着夜色，用绳子缒城而出，踏上了追寻康王的征程。经过漫长而艰辛的跋涉，他终于在济州找到了康王赵构。此时的康王，正处于迷茫与犹豫之中，面对国家的破碎和前路的未知，他的心中充满了彷徨。
汪若海见到康王赵构后，立即向他进言，言辞恳切地请求康王早日即位，以图中兴。他向康王详细阐述了当前的局势，分析了金兵的弱点和宋朝的优势，强调了尽快建立新政权的紧迫性。《宋史·汪若海传》记载：“缒而出，谒康王于济州，谓神器久虚，异姓僣窃，宜蚤即位，以图中兴。”汪若海的话语，如同一盏明灯，照亮了康王赵构心中的迷茫。康王赵构也对汪若海的忠心和胆略十分赞赏，并将他作为重要的谋士留在了身边。
同年，康王赵构在应天府即位，改年号建炎，是为宋高宗，南宋政权正式建立。
宋高宗即位之后，广施恩泽，汪若海被改任为承奉郎，后升任江南经制使，又转任承事郎，监管登闻检院。当时，五个官署都竞相征召他，后来他改到枢密院任职。汪若海积极投身于朝廷事务之中，他凭借着自己卓越的智慧和才能，为南宋政权的稳定和发展出谋划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当时，朝廷对于张浚宣抚川陕一事犹豫不决，难以做出最终的决策。汪若海得知此事后，凭借着自己对天下局势的深刻洞察和卓越的战略眼光，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他认为，天下的形势犹如常山之蛇，秦蜀之地处于蛇首的位置，东南地区则是蛇尾，而中原地区恰似蛇的脊梁。如今若将东南地区作为首要发展的核心，而忽视秦蜀之地，就如同失去了蛇首的引领，又怎能挺起天下的脊梁，实现国家的复兴呢？因此，汪若海坚定地主张，若要图谋恢复中原，必须重视川陕地区的战略地位，将其作为复兴的关键所在。
为了说服朝廷采纳自己的建议，汪若海亲自前往拜见张浚。他与张浚促膝长谈，从天下大势到具体的战略部署，从军事力量的调配到民心的凝聚，无不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探讨。汪若海的观点和见解，令张浚大为震惊，对他的才能和智慧钦佩不已。张浚当即决定聘请汪若海作为自己的随从，希望能够借助他的智慧和力量，共同完成宣抚川陕的重任。然而，汪若海因家中双亲年迈，需要有人照顾，因此婉言谢绝了张浚的邀请。
汪若海力主川陕的战略主张，虽然未能亲自参与实施，但却在南宋朝廷中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他的观点为南宋的战略决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让更多的人认识到川陕地区在国家复兴中的关键地位。此后，南宋朝廷在川陕地区的军事部署和战略规划上，或多或少都受到了汪若海这一战略思想的影响。
在南宋政权艰难维系的过程中，内部的稳定成为了至关重要的问题。建炎年间，局势愈发复杂，各地盗贼蜂拥而起，一些地方军阀趁机扩充势力，不听从中央调遣，对朝廷的统治构成了严重威胁。其中，江夏军马李允文便是典型代表，他拥兵自重，麾下聚集了数十万之众，态度跋扈，全然不将朝廷的命令放在眼里。
李允文本是宣教郎，一个品阶不高的小官。后来张浚前往经营陕西，途经郢州时，将部分人马留交李允文统制，并赋予他便宜处置的权力。自此，李允文有了自己的军队，开始在地方上坐大。他不仅私自招安流寇张用、马友、曹成、李宏等，还私自任命官职，将这些流寇收为己用，势力逐渐膨胀。
朝廷深知李允文的威胁，却一时苦无良策。此时，有人向朝廷举荐了汪若海，称其有勇有谋，或许能化解这场危机。于是，汪若海临危受命，踏上了前往江夏的征程。
见到李允文后，汪若海没有丝毫畏惧，他以坚定的目光直视李允文，言辞恳切地向他阐述了成败逆顺的道理。他详细分析了当前的局势，指出李允文若继续与朝廷对抗，无疑是自寻死路。朝廷虽暂时面临困境，但根基深厚，一旦缓过劲来，必定会对叛逆者予以严惩。而若李允文选择归顺朝廷，不仅能保住性命，还能为自己和部下赢得一个光明的未来。接着，汪若海向李允文展示了朝廷的威德。他讲述了朝廷过去对有功之臣的丰厚赏赐和优待，强调了朝廷的宽容与大度。同时，他也暗示李允文，朝廷对他的行为并非一无所知，若他执意对抗，朝廷必将采取强硬措施。
为了打动李允文，汪若海还精心谋划了三条策略。他建议李允文主动向朝廷表忠心，派遣精锐部队协助朝廷抗击金兵，以此来证明自己的诚意；同时，他提议李允文整顿军队，严明纪律，去除军中的不良风气，提升军队的战斗力，这样既能增强自身实力，又能得到朝廷的认可；此外，汪若海还提出，李允文可以与周边的其他将领加强合作，共同维护地方的稳定，形成一个相互支持的军事联盟，共同为国家效力。
汪若海的言辞条理清晰，逻辑严密，每一句话都切中要害。他的真诚和智慧，逐渐打动了李允文。李允文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后，决定听从汪若海的劝告，率领全军东下，向朝廷表示归顺。
李允文的归降，为朝廷解决了一大心腹之患。然而，事情并未就此结束。李允文的部下张用、曹成、李宏、马友等人，虽然表面上跟随李允文归降，但心中仍存疑虑，态度摇摆不定。为了彻底稳定局势，汪若海决定趁热打铁，再次发挥自己的智慧和口才。他亲自写信给张用、曹成等人，在信中，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向他们阐述了归顺朝廷的好处。他强调，只有在朝廷的统一领导下，他们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抱负，为国家和百姓做出贡献。同时，他也对他们的担忧表示理解，并承诺朝廷会给予他们公正的待遇。
在汪若海的努力下，张用率先做出了表率。他率领二十万大军解甲效顺，正式向朝廷投诚。然而，曹成却心存异志，对归降之事犹豫不决。他怀疑朝廷的诚意，担心自己归降后会遭到迫害。曹成的态度，让局势再次变得紧张起来。
汪若海得知曹成的态度后，并没有退缩。他深知，曹成的动摇可能会影响到整个局势的稳定。于是，他再次写信给曹成，严厉斥责他的猜疑和犹豫。汪若海在信中言辞犀利，指出曹成的行为是对国家和民族的背叛，若他继续执迷不悟，必将遭到历史的审判。
曹成收到汪若海的信后，恼羞成怒。他认为汪若海是在故意刁难他，于是决定杀掉汪若海，以泄心头之恨。曹成带领着一群亲信，气势汹汹地前往汪若海的住处。然而，汪若海早有防备。他巧妙地利用曹成部下王林对自己的敬重，夜宿王林军帐。在王林的帮助下，汪若海成功地拿到了林军印。凭借着这枚军印，汪若海迅速控制了局势，成功地夺取了曹成的五千人马。第二天，曹成见大势已去，只好灰溜溜地逃走了。曹成的逃亡，让其他心怀异志的人也纷纷打消了念头。汪若海乘胜追击，继续写信给李宏等人，劝说他们归降。在汪若海的不懈努力下，李宏等人最终也选择了归顺朝廷。就这样，一场可能引发内乱的危机，被汪若海成功化解。
汪若海招降李允文部后，意识到要想彻底解决各地盗贼问题，还需要制定一个全面的战略。于是，汪若海结合自己对局势的深入分析，向朝廷献上了《平寇策》。
在《平寇策》中，汪若海详细阐述了他对盗贼问题的深刻见解。他认为，这些盗贼并非天生就是恶人，他们大多是因为生活所迫，在乱世中为了生存才走上了这条道路。因此，朝廷不应该一味地对他们进行围剿和镇压，而应该采取更加灵活和有效的策略，以安抚和招抚为主。他主张，朝廷应该以宽广的胸怀接纳这些盗贼，给予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通过提供一定的生活保障和职业安排，让他们能够重新回归正常的生活，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同时，朝廷还可以利用他们熟悉当地地形和民情的优势，将他们编入军队，为国家效力。这样一来，不仅可以消除盗贼对社会的危害，还能够增强国家的军事力量，可谓一举两得。
汪若海的《平寇策》得到了朝廷的高度重视和认可。朝廷决定采纳他的建议，积极开展对盗贼的招抚工作。在招抚过程中，汪若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凭借着自己的智慧和勇气，亲自与盗贼们进行沟通和谈判。他向盗贼们传达了朝廷的诚意和善意，让他们了解到朝廷对他们的宽容和接纳。同时，他也向盗贼们强调了归顺朝廷的好处和意义。
在汪若海的努力下，许多盗贼纷纷响应朝廷的招抚政策。湖湘地区的局势逐渐稳定下来。百姓们终于摆脱了盗贼的侵扰，过上了相对安宁的生活。汪若海的《平寇策》取得了显着的成效，他成功地将盗贼转化为了朝廷的力量，为南宋政权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这一举措，不仅展现了他卓越的谋略和远见，也体现了他对国家和百姓的深深责任感。
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宋金局势再度风云变幻。金国大将金兀术率领大军，如汹涌潮水般进犯中原，其势锐不可当。南宋守臣们面对金兵的汹汹来势，大多望风而逃，短短不到一月的时间，南宋的中原地区和陕西几乎全部沦陷敌手。
此时，东京副留守刘锜正在赴任途中，听闻金兵南侵，东京（开封）已然失守的噩耗，他完全有机会选择原路返回，保全自身安全。然而，刘锜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和强烈的军人责任感，率众北上抗敌。他果断弃舟陆行，以惊人的速度，先于敌人六天抵达顺昌。
顺昌，这座位于淮北平原的小城，北濒颍水，南有淮河，东接濠州（今安徽凤阳）、寿州（今安徽寿县），西接蔡州、陈州，地理位置极为重要，是屏障淮河的关键要口，也是通汴梁的交通要道。距离东京不远的陈州已被金兵攻占，顺昌瞬间成为宋金对峙的前沿阵地。刘锜深知，一旦放弃顺昌，就等于拱手让出淮北，南宋的防线将遭受沉重打击。于是，尽管顺昌无险可据，刘锜依然坚定地选择在此处迎战金兵。
顺昌之战整整持续了十八天。在这漫长而艰苦的战斗过程中，刘锜率领的宋军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战争初期，金军前哨三千骑兵在顺昌城郊遭遇宋军的伏击，宋军成功擒获金军千户两人，并由此得知金将韩常和翟将军部屯驻在距城三十里的白龙涡。刘锜抓住战机，乘其不备，迅速派兵千余人夜袭敌营，斩获颇丰，初战告捷。此后，双方又多次交战，宋军凭借着高昂的士气和出色的战斗技巧，屡次击退金兵。
然而，金兵并未就此罢休。坐镇开封的金军统帅金兀术得知前锋军连遭重创后，勃然大怒，亲率十万大军，昼夜兼程，行军千里，在不到七天的时间内便抵达顺昌城下。决战时刻，金兀术祭出了自己的看家法宝——“铁浮屠” 和 “拐子马”。
“铁浮屠” 是金兀术精心打造的金国最精锐的重装钢甲骑兵，这些骑兵人马皆披重型盔甲，刀枪难入，自组建以来，在战场上还从未遭遇过败绩。作战时，金兵三人一组，用皮索相连，每进一步，便用拒马拥之，只能前进，无法后退，犹如一道钢铁城墙，向宋军阵地发起猛烈冲击。而“拐子马”则是以铁骑分左右两翼，皆由女真勇士组成，号称“长胜军”，他们行动敏捷，擅长攻坚，在战斗进入白热化阶段时投入战场，往往能发挥出巨大的威力。
面对金兵如此强大的阵容，宋军将士们的压力陡然增大，不少人心中产生了恐惧和动摇。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汪若海挺身而出，主动前往顺昌，支援刘锜。
到达顺昌后，汪若海迅速投入到紧张的战斗筹备当中。他深入战地，不辞辛劳地走访那些亲身参与战斗的士兵，以及从金兵手中逃脱的百姓，详细了解金兵的兵力部署、战术特点以及 “铁浮屠” 和 “拐子马” 的具体情况。通过与这些人的深入交流，汪若海获取了大量珍贵的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他结合自己对军事战略的深刻理解，为刘锜出谋划策。
汪若海与刘锜经过反复商讨，共同制定了一套周密的作战计划。他们决定避开金兵的锋芒，采取灵活多变的战术，以智取胜。针对 “铁浮屠” 和 “拐子马” 的特点，他们精心挑选了作战时机和战场。刘锜下令，让宋军将士们在早晨天气凉爽、金兵士气正盛之时，坚守不出，保存实力。而当午后烈日炎炎，暴晒在铁甲上的金兵人疲马乏之际，便是宋军出击的最佳时机。
按照既定计划，刘锜派出五千精兵从南门出击。南门前地势开阔，但地形起伏不平，不利于骑兵大规模冲锋。宋军将士们奋勇争先，持长枪的挑落敌人的头盔，拿巨斧的专砍敌马腿。统制官赵樽、韩直等将领身先士卒，即便身中数箭，依然殊死奋战。有的士兵甚至赤手空拳，抱着敌人一起滚下壕沟，毫无惧色。在宋军的顽强抵抗下，金兵的 “铁浮屠” 和 “拐子马” 阵脚大乱，纷纷败退。金兀术的精锐部队遭受重创，损失惨重。
金兀术不甘心失败，他恼羞成怒，移驻城西，企图将攻城战改为长期的包围战，迫使宋军屈服。然而，刘锜和汪若海并未给金兀术这个机会。刘锜多次派兵趁着夜色，对金兵营地发动突袭。金兵在宋军的不断袭扰下，士气低落，疲惫不堪。后来，由于连日大雨，河水暴涨，金兵的营地被洪水淹没，人马被冲溺者众多。金兀术见大势已去，无奈之下，只得率领残部退回东京。至此，顺昌之战以宋军的全面胜利而告终。
顺昌之战的胜利，不仅极大地鼓舞了南宋军民的抗金士气，也打破了金兵不可战胜的神话。汪若海在这场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的勇敢、智慧和坚定的信念，为宋军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战后，汪若海将自己在战地的所见所闻，以及对这场战役的详细分析，写成了一篇《札子》，呈递给南宋朝廷。在《札子》中，他详细描述了 “铁浮屠” 和 “拐子马” 的特点、宋军的作战过程以及取得胜利的关键因素，为南宋朝廷提供了宝贵的军事经验和参考资料。
汪若海一生为南宋政权的稳定与复兴呕心沥血，然而，他的仕途却充满了坎坷与波折。他性格刚正不阿，敢于直言进谏，因此得罪了不少权贵。再加上他始终力主抗金，坚决反对与金国议和，因此遭到了投降派的无情排挤和打压。
南宋朝廷中，投降派势力为了一己私利，极力主张与金国议和，以换取暂时的和平。他们视汪若海这样的主战派为眼中钉、肉中刺，千方百计地对其进行打压。汪若海的许多抗金主张和策略，都被投降派以各种理由搁置或否决。尽管他才华横溢、谋略过人，却无法在朝堂之上充分施展自己的抱负。
顺昌之战后，汪若海因战功卓着，本应得到朝廷的重用和嘉奖。然而，投降派却担心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会对他们的议和主张构成更大的威胁。于是，他们在朝廷中散布谣言，诋毁汪若海的声誉，试图削弱他在皇帝心中的地位。在投降派的恶意攻击下，汪若海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晋升，反而多次被贬官。每一次被贬，都意味着他离朝廷的核心决策层越来越远，他的抗金理想也变得愈发遥不可及。
汪若海不仅在政治与军事领域展现出卓越的才能，在文学方面也有着深厚的造诣。他一生笔耕不辍，着有《若海集》及《麟书》一卷 。这些作品不仅是他个人思想与情感的结晶，更是时代的见证，反映了南宋初期的社会风貌、政治局势以及人们的精神状态。
《麟书》是汪若海的一部重要着作，具有独特的创作背景和深刻的寓意。靖康之变后，京城失守，北宋灭亡，这一沉重的打击让汪若海痛心疾首。在这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他怀着对国家命运的深切担忧和对未来的思考，创作了《麟书》。该书托麟为喻，以俪词作韵语，形式独特，别具一格。书中大旨主用兵之是，斥和议之非，鲜明地表达了汪若海坚决抗金的主张。在当时金兵压境，朝廷内部求和之声甚嚣尘上的背景下，汪若海通过《麟书》，隐晦而又坚定地传达了自己的观点，即只有通过坚决的抵抗，才能保卫国家的领土完整，维护民族的尊严。他认为，和议只会让国家陷入更深的危机，只有积极备战，主动出击，才能摆脱困境，实现国家的复兴。
除了《麟书》，汪若海的《若海集》同样具有重要的价值。《若海集》收录了汪若海的众多文章，这些文章涵盖了政治、军事、文化等多个领域，充分展现了他的博学多才和深刻见解。在政治方面，他的文章常常对朝廷的政策提出批评和建议，希望能够引起统治者的重视，进行改革，以增强国家的实力；在军事方面，他详细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形势，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战略战术，为南宋的抗金斗争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在文化方面，他的文章体现了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传承，以及对道德伦理的重视。
汪若海的文章笔力雄健，气势磅礴，犹如汹涌澎湃的江河，一泻千里，给人以强烈的震撼。在他的笔下，无论是对国家大事的论述，还是对个人情感的抒发，都充满了力量感。同时，汪若海的作品情感真挚，富有感染力。他对国家的热爱、对民族的忠诚、对百姓的同情，都在字里行间表现得淋漓尽致。这种真挚的情感，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让人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他的思想和抱负。
公元1161年，南宋绍兴三十一年。汪若海怀着壮志未酬的遗憾离开了人世。
他的离去，是南宋朝廷的一大损失，也是整个民族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