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振国希望高桥设法接触几家有核心技术的湾岛科技初创公司，以离岸壳公司的名义认购它们的原始股，并且一旦买入就长期持有，无论市场如何波动都绝不抛售。
他在邮件的末尾加了一行附注：
“这次动作不用急，但也不能太慢。恐慌是我们的帮手，但帮手只现身一次。”
收到消息，高桥很高兴，把邮件读了三遍，嘴角一点点翘起来。
因为上次送资料的行动，最近的行动多是安德森和其他人代劳，他略有些无所事事，每天处理着日常工作，觉得日子过得像温水煮青蛙。
现在终于有新的指令落在他手上了。
高桥无声地动了手。
他动用了七个不同注册地的离岸壳公司账户，通过三家互不关联的投资中介，把资金拆成四十六笔，像往一杯水里撒盐一样，逐日、逐笔地注入那些初创公司的融资轮次。
每笔入股比例都控制在目标公司总股本的百分之三以下，外人看上去不过是分散的财务投资，谁也看不见暗流之下那只手。
那些公司的创始人只看到账面上多了一笔来自某家维尔京群岛投资机构的注资，对方的尽职调查做得干净利落，条款也格外宽厚，没有任何额外的董事会席位要求或者一票否决权。
他们只觉得遇到了一个手笔大方又行事低调的财务投资人，没有人追问资金来源，也没有人察觉到这几笔钱背后的轨迹正汇向同一个圆心。
同一天晚上，黄罗拔、王大海和安德森也收到了赵振国的邮件，让他们有条件的话可以购入科技股。
那几天里，新闻中铺天盖地都是Y2K预警报道，有人预言银行系统将在一月一日零点彻底瘫痪，有人囤积罐头和瓶装水，有人把现金从账户里全部取出来压在床底下，床垫被钱币塞得鼓起来一块，人躺上去硌得慌。
华尔街的交易大厅里弥漫着一股说不清的紧张，交易员们盯着屏幕上跳动的数字，汗珠从太阳穴滚下来，没人敢大口呼吸。
而赵振国却稳如泰山，什么危机意识都没有，照常每天去办公室。
甚至还安排大家去买目前谁都不看好的科技股。
不过好在这帮人都是赵振国的死忠，哪怕是外面不看好，赵振国说了，他们也都把手上的钱换成各种科技股票。
千禧年的钟声敲响时，赵振国和媳妇在家里跨年，窗外是京城冬夜干燥而清冷的星空，远处有人放烟花，稀稀落落的彩光在深蓝色的天幕上绽开又消散。
电视里播着全球各地的倒计时画面，悉尼港的烟火把水面映得五彩斑斓，纽约时代广场上的人群挤得像沙丁鱼罐头，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那个正在变小的数字上。
零点的钟声过去之后，什么都没发生。
电灯亮着，暖气烧着，电脑屏幕上的时钟从23:59跳到了00:00，光标在文档末尾稳稳地闪烁着，没有死机，没有崩溃，世界只是安静地翻过了那一页。
赵振国坐在沙发上看着屏幕，嘴角浮起一丝极淡的笑意，端起媳妇递过来的那杯热红酒喝了一口，肉桂和橙皮的味道暖融融地滑进胃里。
元旦后的第一个交易日，科技股如他所料的暴涨。
道琼斯指数跳空高开，纳斯达克的红线笔直地往上蹿，那些在元旦前被恐慌性抛售的股票现在被人潮疯狂追回，报价器上的数字翻动得快得像老虎机的滚轮。
那些初创公司的估值更是水涨船高，有的在短短一周之内翻了四倍，创始人在媒体采访中笑得合不拢嘴，说是“千禧年给了我们最好的新年礼物”。
但高桥按赵振国的指令，一股未卖。
那些原始股被牢牢锁在各壳公司的账上，像深埋的种子，静候着更远的春天。
而购买科技股那几个，自然也是赚的盆满钵圆。
只不过赵振国布局科技股，可不光是为了赚钱。
——
湾北的春天来得比往年早。
二月，街边的木棉花在某一个夜晚忽然爆出了满树橙红，花瓣厚厚地落在人行道上，被来往行人的脚步踩成暗红色的泥，空气里浮着一股混合了花香和潮湿泥土的气息，甜腻中带着一丝腐殖质的涩。
选举进入最后一个月。
宣传车从早到晚在巷弄里穿行，扩音器里候选人的声音被街道的弯折切得断断续续，此起彼伏，像一场没有指挥的交响乐。
旗帜和横幅挂满了电线杆和天桥栏杆，蓝色和绿色的布面在风里哗啦啦地翻卷，偶尔缠在一起又被风扯开。
街角的茶摊和便利店里，人们三三两两地凑在一起，说话的声音压得比平时低，语速却比平时快。
有人把手机放在桌面上，随时刷新着最新的民调和爆料帖，屏幕的蓝光照着他们的脸，神情介于兴奋和忧虑之间。
空气中有一种绷紧的张力，像弓弦被缓缓拉开，箭镞对准了某个方向，只等着那根弦被松开的一刻。
赵振国在京城收到高桥的加密密信时，窗外院子里残雪已经消融了大半，露出湿漉漉的灰色砖地。
那封信很短，只有八个字，但赵振国读完一遍之后，又读了第二遍。
“时间在走，人心在变。”
他站在窗前，看着院子里那一小片正在化冻的土地，泥土的颜色从灰白变成深褐，表面渗出一层细密的水珠，在午后的薄光里微微发亮。
赵振国心里默默地盘算着一个日子，决定做最后一件事。
距离投票还有整整一周。
安德森通过加密渠道确认了最后一步已经就位，七家主流媒体的总编辑办公室里，都收到了一份没有落款的快递包裹。
包裹是黑色塑料快递袋，封口贴了两层胶带，寄件人地址填的是根本不存在的邮政信箱号。
包裹里面是一本薄薄的审计报告复印件，封面上没有标题，只有一串编号。
三家接受了，两家未置可否，两家把包裹原封不动地退回了邮局，附了一张简短的回函说“本社不接受匿名来源的材料”。
但赵振国知道，就算只有三家，也已经够了。
有些话不需要所有人说，只要有一个人先开了口，剩下的人就会顺着声音跟上来。
那三家媒体在周二和周三相继发了报道，措辞轻重不一，但核心内容指向同一个方向。
消息像石子投进池塘，涟漪从三家扩散到五家，从五家扩散到十几家，到了周五，已经没有哪家媒体能假装看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