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说童贯由蔡京保荐，任熙河、兰湟、秦凤路经略安抚制置使，暗中图谋西夏。
蔡京复嘱咐命令王厚招诱西夏卓罗右厢的监军仁多保忠，令他暗中内投附。
王厚奉命招致，颇已说动仁多保忠，奈何多仁保忠的部下无人肯从，只好迁延过去。
蔡京再次催促王厚，王厚据实报闻，哪知蔡京反而责备王厚在延宕时间，定要限期成功。
王厚不得已派遣弟弟赍书（带着书信），前往去劝多仁保忠，途次被西夏人捉去，机谋遂遭泄露。
西夏主因而召还多仁保忠，王厚复报明情形，且言：“保忠即不遇害，亦必不能再领军政，就使脱身来降，不过得一匹夫，何益国事？”
这寥寥数语是知难而退，得休便休。
偏偏蔡京贪功性急，硬是要王厚招致多仁保忠，如若违命，当加重罪。
真是强词夺理。
蔡京一面饬令边吏，能招致西夏人，不论首从，赏同斩级（意为：能招收西夏人归附的边疆官吏，不论招收是西夏的首领还是士兵，所得到的功劳奖赏等同以斩敌人首级的奖赏是一样的）。
于是西夏国君臣怒宋无理，遂号召兵民，入寇（入侵）宋边（宋朝边境）。
适（这个时候）辽国遣（派）成安公主嫁与西夏主乾顺，西夏主乾顺恃与辽国和亲，声言向辽国乞援，并贻书宋使，争论曲直。
童贯搁置不答，陶节夫且讨好蔡京，大加招诱，不惜金帛。
徒以金帛动人，就使为所招诱，亦岂足恃？
西夏复上奏表婉请，并函诘（书信上责问）陶节夫。
陶节夫拒绝来使，反而将西夏国牧卒杀死多名。
西夏人愤怒已极，遂简率万骑入镇戎军，掠去数万口，一面与羌酋（羌族首领）溪赊罗撒合兵，逼近宣威城。
当时高永年正知鄯州，发兵驰援，行三十里，未见敌人骑兵，天色将昏，乃择地扎营，安食而寝。
到了夜半时候，蓦然闻胡哨齐鸣，羌兵大至，高永年惊起帐中，正拟勒令士兵抵抗敌军，不防羌众前后杀入，顿时将营寨攻破，宋军大溃。
高永年手下亲兵亦不顾主将，纷纷乱窜，那时高永年惊惶失措，突然被敌军中的人一槊刺来，不及闪避，竟而刺中了左胁，晕倒地上，羌众将他擒去。
至高永年醒来，已经身在虏帐中，但见一酋（一个首领）高坐上面，语左右道：“这人杀我子，夺我国，令我宗族失散，居无定所，老天有眼，俾我擒住，我将吃他心肝，借消前恨。”
说至此，即起身下座，拔出佩刀，对着高永年胸膛，猛力戳入，再将刀上下一划，鲜血直喷，横尸倒地。
那羌酋（羌众首领）即捥取高永年的心肝，和血而食。
这酋为谁？就是羌人多罗巴。
多罗巴既杀死高永年，遂拥众尽毁大通河桥，湟、鄯大震。
宋徽宗皇帝赵佶闻报，不觉大怒，是蔡京叫了他来，何必动怒？
亲书五路将帅刘仲武等十八人姓名，敕御史侯蒙往秦州逮治。
侯蒙至秦州，刘仲武等囚服听命，侯蒙与语道：“君等统是侯伯，无庸辱身狱吏，但据实陈明，蒙当为君等设法挽回。”
刘仲武等乃一一实告，侯蒙即向朝廷上奏乞敕罪，奏表内有数语，最足动人。
略云：
汉武帝杀王恢，不如秦穆公敕孟明，子玉缢而晋侯喜，孔明亡而蜀国轻，今羌杀吾一都护，而使十八将由之以死，是自戕其肢体也，欲身不病得乎？
宋徽宗皇帝览这数语，也觉有所感悟，遂释罪不治。
唯王厚坐罪逗留，贬为郢州防御使。
未几，西夏人复入寇，为鄜延将刘延庆所败，才行退军。
自是边境连兵，数年不息，蔡京反得进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用赵挺之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
赵挺之与蔡京比肩，遂欲与蔡京争权，屡次入白，陈说蔡京的奸恶。
蔡京方得宋徽宗的宠任，怎肯信及赵挺之？
赵挺之上奏章求离去，因即罢免。
蔡京仍然得独为丞相，居然欲效法周公，制礼作乐，粉饰承平；置礼制局，命给事中刘昺为总领，编成《五礼新仪》，订新乐章，命方士魏汉津为总司，定黄钟律，作大晟乐；又创制九鼎，奉安九成宫。
蔡京为定鼎礼仪使，引导宋徽宗皇帝亲至鼎旁，行酌献礼，鼎各一殿，四周环筑垣墙，安设中央曰帝鼎，北曰宝鼎，东曰牡鼎，东北曰苍鼎，东南曰冈鼎，南曰彤鼎，西南曰阜鼎，西曰晶鼎，西北曰魁鼎。
宋徽宗皇帝一一酌献，挨次至北方宝鼎，酌酒方毕，忽然听得一声爆响，不由的吓了一跳。
此时幸无炸弹，否则必疑为鼎中藏弹了。
及宋徽宗皇帝赵佶仔细审视这个鼎，看见鼎竟然破裂，所酌的酒醴竟汩汩地流溢出来，大家都惊异不已。
宋徽宗皇帝也扫兴而归。
当时在场人多半推测，此谓为北方将乱的预兆，这也似隐关定数呢。
蔡京一意导谀，反而说是北鼎破碎，系主辽邦分裂，与宋朝无关，且借此可收复北方，亦未可知，引得宋徽宗皇帝转惊为喜，亲御大庆殿，受百官朝贺。
宋徽宗皇帝赐魏汉津号虚和冲显宝应先生。
未几，方士魏汉津病死，宋徽宗皇帝追封他为嘉成侯，下诏就铸鼎地方称作宝成宫，置殿祀黄帝、夏禹、周成王、周公旦、召公奭，置堂祀唐李良及魏汉津。
自九鼎告成，宋徽宗皇帝心渐侈汰，由逸生骄。
某日，宋徽宗皇帝召辅臣入宴，令内侍出玉盏玉卮，指示群臣道：“朕欲用此物，恐言路又要喧哗，说朕太奢。”
盏，本义指浅而小的杯子。
卮是指古代一种圆形容酒器，字形始见于篆文，由酒器象形演变而来。该字在《说文解字》中被释为“圜器”，可盛四升酒浆，其器形特征暗含节制饮食的文化寓意。
话回正题，宋徽宗让宦官拿出玉盏玉卮给臣子们看，说自己想要使用这些器物。
蔡京起奏道：“臣前时奉使北朝，辽主尝持玉盘玉盏，向臣夸示，谓此系石晋时物，恐南朝未必有此，臣想番廷尚挟此居奇，难道我堂堂中国反不及他吗？但因陛下素怀俭德，不敢率陈，今既得此佳制，正好奉觞上寿，哪个敢说是不宜用呢？”
宋徽宗皇帝说道：“先帝做一小台，言官已连章奏阻，朕早制就此器，正恐人言复兴，所以不便轻示。”
宋徽宗尚知顾忌。
蔡京又答道：“事苟当理，何畏人言？古人说得好：‘唯辟作福，唯辟作威，唯辟玉食。’陛下富有四海，正当玉食万方，区区酒器，何足介怀？”
逢君之恶，其罪大。
宋徽宗皇帝闻言，不禁喜逐颜开，心满意足，至兴酣宴罢，群臣皆散，独留蔡京商议多时，蔡京始退出。
越宿即传出中旨，命朱勔领苏杭应奉局及花石纲于苏州。
先是蔡京过苏，拟修建僧寺，务求壮观，预估材料，价约巨万。
蔡京不虑乏财，但虑无人督造，适寺僧保荐一人，姓朱名冲，乃是本郡人氏，蔡京即令僧召至，与朱冲当面商量。
朱冲一力担承，才阅数日，即请蔡京诣寺度地。
蔡京偕朱冲到寺，但看见两庑堆积大木，差不多有数千章。
蔡京已经感觉惊异，及经营裁度，所言统如蔡京心意。
蔡京极口奖许，即命人监造。
朱冲有个儿子朱勔，干练不亚乃父，父子一同督理，匝月即成。
蔡京前往寺游览，果然看见该寺院规模闳丽，金碧辉煌，乃复温言褒赏，令朱冲父子随同入都。
当下替他设法，将他父子姓名列入童贯军籍中，只说是积有军功，应给官阶。
这是官场通弊。
自是朱冲父子居然紫袍金带，做起官来。好运气。
宋徽宗皇帝性好珍玩，尤喜花石，蔡京令朱冲采取苏杭珍异，随时进献。
第一次觅得黄杨三本，高可八九尺，确是罕见奇品，献入后大得皇帝的睿赏。
嗣后逐件献入，无物不奇，宋徽宗更觉心欢。
至是蔡京遂密保朱勔，令在苏州设一应奉局，专办花石，号为“花石纲”。
朱勔既得此美差，内帑由他使用，每一领取，辄数十百万。
于是搜岩剔薮，索隐穷幽，凡寻常士庶家，间有一木一石稍堪玩赏，即令健卒入内，用黄封表识，指为贡品，令该家小心护视，静待搬运，稍一不谨，便加以大不敬罪。
到了发运的时候，必撤屋毁墙，辟一康庄大道，恭舁而出。
士庶偶有异言，鞭笞交下，惨无天日。
因此民家得一异物，共指为不祥，相率毁去。
不幸漏泄风声，为所侦悉，往往中家破产，穷民至卖儿鬻女，供给所需，或既经毁去，被他察觉，又硬指他藏宝不献，勒令交出，可怜苏杭人民，无端罹此督责，真是冤无从诉，苦不胜言。
而且叱工驱役，掘山辇石，就使穷崖削壁，亦指使搬取，不得推诿，或在绝壑深渊，也百计采取，必得乃止。
及运物载舟，无论商船市舶，一经指定，不得有违，篙工柁师倚势贪横，凌轹州县，道路侧目。
朱勔假势作威，更了不得凶横。
会从太湖取一巨石，高广俱约数丈，用大舟装运，水陆牵挽，凿城断桥，毁堤坼闸，历数月方才到达汴京。
役夫劳敝，民田损害，几乎说不胜说。
朱勔奏报中，反谓不劳民，不伤财，如此巨石，安抵都下，乃是川渎效灵，得此神捷，因此宫廷指为神运石。
后来万岁山成，即将此石运竖山上，作为奇峰，下文再表。
且说赵挺之辞右相后，心恨蔡京不止，每与僚友往来，必谈蔡京过恶。
户部尚书刘逵与赵挺之最称莫逆之交，尝言有日得志，必奏黜蔡京。
崇宁五年，春正月，彗星出现西方，光长竟天。
宋徽宗皇帝因星象告警，避殿损膳，赵挺之与吴居厚请下诏求言，当即降旨准奏，且擢吴居厚为门下侍郎，刘逵为中书侍郎，刘逵遂上奏乞请碎掉元佑党人碑，宽上书邪籍禁令。
宋徽宗皇帝亦俯如所请，夜半遣黄门至朝堂，毁去碑石。
次日蔡京入朝，见党碑被毁，即入问宋徽宗。
宋徽宗皇帝说道：“朕意宜从宽大，所以毁去此碑。”
蔡京厉声道：“碑可毁，名不可灭呢！”
这一语声彻朝堂，朝臣都觉惊异，连宋徽宗皇帝亦向蔡京一瞧，微露怒容。敢怒不敢言，亦觉可怜。
既而退朝，不到半日，朝廷即呈入刘逵奏牍，极陈“蔡京专横，目无君父，党同伐异，陷害忠良，兴役扰民，损耗国帑，应亟加罢黜，安国定民”等语。
宋徽宗皇帝览奏未决，嗣司天监奏称太白昼见，应加修省，乃赦一切党人，尽还所徙，暂罢崇宁诸法及诸州岁贡方物，并免蔡京为太乙宫使，留居京师。
蔡京主政期间，在宋徽宗支持下，借继承宋神宗新法之名，在都省设讲议司，推行的市易法、方田均税法，不断改变盐业、茶叶的专卖制度，改革币制、完善市舶制等，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政治上持续大规模打击以元佑党人为主的不同政见者，最终致使朝廷几无可用之人。国家治理方面，将社会救济规模化、制度化，设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属得民心之举。教育方面，崇宁年间主持“崇宁兴学”，要求全国普遍设立地方学校，建立县学、州学、太学三级相联系的学制系统；恢复设立医学，创立算学、书学、画学等专科学校等。
蔡京虽然促进了宋代教育事业的发展，暂缓了北宋政府的财政危机，满足了最高统治者的奢侈之求，但蔡京只顾眼前不顾长远的经济改革，过早地消耗了民力，也激化了社会矛盾。尤其是经济改革的成果并未转化为社会发展的动力，反而刺激了统治阶层的腐败，加速了北宋王朝的衰败。
朝廷复用赵挺之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
赵挺之入对，宋徽宗皇帝说道：“朕见蔡京所为，一如卿言，卿其尽心辅朕！”
既知蔡京罪恶，何不罢黜他方？
赵挺之顿首应命。自是与刘逵同心夹辅，凡蔡京所行悖理虐民的事情，稍稍改正，且劝宋徽宗皇帝罢兵息民。
一日，宋徽宗皇帝赵佶临朝谕大臣道：“朝廷不应与四夷生隙，衅端一开，兵连祸结，生民肝脑涂地，这岂是人主爱民至意？卿等如有所见，不妨直陈！”
赵挺之接着上奏道：“西夏交兵，已历数年，现在尚未告靖，不如许夏和成，得抒边衅。”
宋徽宗皇帝点首道：“卿且去妥议方法，待朕施行。”
赵挺之退语同列僚属道：“皇上志在息兵，我辈应当将顺。”
同列应声称是不过数人，余多从旁冷笑。
不必细猜，便可知是蔡京旧党尚遍列朝班呢。
赵挺之归，属刘逵补登奏疏，大旨是罢五路经制司，黜退陶节夫，开诚晓谕西夏人等事。
奏章入朝廷后，朝廷大旨照准，徙陶节夫知洪州，遣使劝谕西夏主，西夏主也应允罢兵，仍修岁贡如初。
唯蔡京为刘逵所排挤，愤怨已极，必欲将刘逵除去，聊快私忿。
当下蔡京与同党秘密商议，御史余深、石公弼等说道：“上意方向用赵、刘，一时恐扳他不倒，须另行设法为是。”
蔡京便说道：“我意也是如此，现已设有一法，劳诸君为后劲，何如？”
余深问是何计，蔡京作鸬鹚笑道：“由郑入手，由公等收场，赵、刘其如予何？”
王莽学过此调，蔡公亦欲摹仿耶！
余深、石公弼等已知蔡京之意，齐声赞成。
揖别后，即分头安排，专待好音。
这“由郑入手”一语，乃是隐指宫中的郑贵妃及中书舍人兼直学士院的郑居中。
郑贵妃系开封人，父名绅，曾为外官，郑绅女儿少入掖庭，侍奉钦圣向太后，秀外慧中，得列为押班。
宋徽宗皇帝当时为端王，每日问太后起居，必由押班代为传报。
郑女善为周旋，能得人意，况兼她一貌如花，哪得不引动宋徽宗？虽然无苟且情事，免不得目逗眉挑。
至宋徽宗赵佶即位，向太后早窥破前踪，即将郑女赐给宋徽宗，尚有押班王氏，也一同赐予宋徽宗。
宋徽宗皇帝得偿初愿，便封郑女为贤妃，王女为才人。
郑氏知书识字，喜阅文史，章奏亦能自制，宋徽宗更爱她多才，格外嬖昵。
王皇后素性谦退，因此郑氏得专房宠，晋封贵妃。
《宋史·郑皇后传》有端谨名，故本书亦无甚贬词。
居中系郑贵妃疏族，自称为从兄弟，郑贵妃以母族平庸，亦欲倚居中为重，所以居中恃有内援，颇得宋徽宗信用。
蔡京运动内侍，令进言郑贵妃，请为关说，一面托郑居中乘间陈请。
郑居中先使蔡京的党友秘密为建议禀白，大致为：“蔡京改法，统禀上意，未尝擅自私行，今一切罢去，恐非绍述私意。”
宋徽宗皇帝虽未曾批答，但由郑贵妃从旁窥视，已经觉三分许可。
郑贵妃复替蔡京疏通，淡淡数语，又挽回了五六分。
于是郑居中从容入奏道：“陛下即位以来，一切建树，统是学校礼乐、居养安济等法，上足利国，下足裕民，有什么逆天背人，反要更张，且加威谴呢？”
宋徽宗皇帝霁颜道：“卿言亦是。”
郑居中乃退，出语礼部侍郎刘正夫。
刘正夫也即请对，语与郑居中适合。
宋徽宗皇帝遂怀疑及赵挺之、刘逵，复欲起用蔡京。
最后便是余深、石公弼两御史联衔弹劾刘逵，说他：“专恣反复，陵蔑同列，引用邪党。”
一道催命符，朝廷竟然将刘逵驱逐，出知亳州。
赵挺之亦罢为观文殿大学士、佑神观使。
宋朝廷再授蔡京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
蔡京请下诏改元，再行绍述。
朝廷乃以崇宁六年改为大观元年，所有崇宁诸法继续施行。
吴居厚与赵挺之、刘逵同事，不能救正，亦遭到连坐罢职。
宋朝廷用何执中为中书侍郎，邓洵武、梁子美为尚书左右丞，三人俱系蔡京党友，自不消说。
郑居中因蔡京复相多出己力，遂望蔡京报德。
蔡京也替他打算，得任同知枢密院事。
偏内侍黄经臣与郑居中有嫌，密告郑贵妃，谓：“本朝外戚，从未预政，应以亲嫌为辞，借彰美德。”
黄经臣想未得赂，故有此语。
郑贵妃时已贵重，不必倚赖郑居中，且想借此一请，更增主眷，也是良法。
郑贵妃遂依经臣言谏阻。
宋徽宗皇帝竟收回成命，改任郑居中为太乙宫使。
郑居中再托蔡京斡旋，蔡京为上言：“枢府掌兵，非三省执政，不必避亲。”
政权不应畀外戚，兵权反可轻畀吗？
疏文入朝廷不报。
郑居中反怀疑蔡京援己不力，遂有怨言。
蔡京也无可如何，只好装作不闻。
宋徽宗皇帝恐不从蔡京言，致忤蔡京意，乃将蔡京所爱宠的私人擢为龙图阁学士，兼官侍读。正是：
权奸计博君王宠，子弟同侪清要班。
究竟何人得邀擢用，且看下章节便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