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初九，秋高气爽。
南北两京十三省的贡院同时开考，鼓声在清晨的薄雾里传得很远。
顺天府贡院外，周延儒穿着便服，看着考生们依次入场。
每个人都要经过两次搜身：先解衣脱帽，由兵丁检查是否藏有夹带；再用细竹条轻扫发髻、靴底，连笔墨纸砚都要拆开验看。
有个考生怀里藏着用油纸包的小抄，刚摸到门帘就被搜出，立刻被枷在贡院门口示众，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尽。
“大人，这样会不会太严了？”礼部侍郎有些不安，“往届虽也搜身，却没这般……”
“不严，如何对得起那些因贪腐丧命的百姓？”周延儒望着贡院里升起的炊烟，“前吏部用科举作交易，咱们就得让科举变回筛金子的筛子，哪怕细如发丝的沙子，也不能漏进去。”
考场内，陈子龙坐在狭小的号舍里，鼻尖萦绕着油墨和松烟的气味。
拿到试卷时，他发现首页印着一行小字：“本场试卷共七页，缺页、涂改过甚者以舞弊论。”
策论的题目果然如传闻那般，赫然是“论官吏贪腐之由与禁绝之法”。
他握着笔，忽然想起去年在乡亲眼见的事：漕运官克扣赈灾粮，灾民们跪在县衙前哭，而县官却在府衙里搂着戏子喝酒。
笔尖在纸上顿了顿，落下的第一句话便是：“贪腐之根，在人心之欲，更在制度之疏。”
二十天后，乡试放榜。
顺天府的红榜刚贴出，就有锦衣卫带着账簿来核对——每个中举人的籍贯、功名、师承，都要与各地学官报来的名册比对，稍有不符便立刻传讯。
陈子龙的名字在榜尾，他挤在人群里，听见旁边两个举子议论：“听说这次放榜前，周尚书让人把所有试卷又重审了三遍，连错别字都挑出来了。”
十一月初一，会试如期举行。
与乡试不同的是，会试考官全是临时从翰林院、詹事府抽调的，且入闱前要签下“身家清白状”，若有亲属应试，必须主动回避。
阅卷时，实行“分房阅卷，交叉复核”制：同一份卷子由三位考官分别打分，若分数相差悬殊，便提交主考官重审。
周延儒作为监考官，每日只睡两个时辰。
他戴着老花镜，逐份翻看复核的试卷，看到陈子龙的策论时，忽然停住了笔。
那卷子上写道：“防贪不在惩，而在察；察不在密，而在公。使百姓能言、言能达、达则必查，则贪腐自消。”
“这个陈子龙，有点意思。”他在卷首画了个圈，“让誊录官把这份卷子抄录三份，分送王都御史、周镳大人看看。”
建丰十年正月十五，殿试在太和殿举行。二百四十五名通过会试的贡士穿着崭新的朝服，按名次排列，鸦雀无声地跪在丹墀下。
皇帝坐在御座上，目光扫过这些年轻的面孔。
他手里的试卷已由内阁预拟了名次，但他还是亲自挑出几份细看。
当看到陈子龙的“吏治策”时，他忽然开口：“陈子龙，你说‘百姓能言则贪腐自消’，可知这话的分量？”
陈子龙叩首时，额头抵着冰凉的金砖：“臣以为，百姓是水，官吏是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若百姓有冤能上达天庭，贪官便不敢肆意妄为。”
“说得好。”皇帝将朱笔点在他的名字上，“朕就点你为探花。”
传胪那日，新科进士们骑着高头大马游街，百姓们夹道欢呼。
与往届不同的是，他们的籍贯、师承、试卷节选都被抄写成榜，贴在街头巷尾。
有个卖糖葫芦的老汉看着榜文，对孙子笑道：“你看这上面写的，陈子龙是松江府的秀才，家里三代都是种田的，没沾过半点官场的光。”
而在吏部，周延儒正对着新科进士的分配名册发呆。
王纪走进来，见他在每个名字旁都注着“外放”“留京”“试职三月”，忍不住笑道：“周大人这是把军令状刻在骨子里了？”
“王大人有所不知。”周延儒指着名册，“这些人里，一半要先去地方担任县丞、主簿，跟着老官历练；另一半留京的，先在六部观政，由各部首长每日记录功过，三个月后再定实职。”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本厚厚的簿册，“这是《考成簿》，凡新科进士，三年内每月考评一次，若有贪墨、懈怠，不仅革职，还要追究举荐官的责任。”
王纪翻开簿册，首页盖着吏部的朱印，下面是周延儒的亲笔签名，笔迹力透纸背。
暮春的阳光透过窗棂，照在吏部的公案上。
陈子龙捧着任命状，站在衙门外，他被分到了督察院，协助整理贪腐案的卷宗。
路过通政司时，见门前新立了一块石碑，上面刻着“击鼓鸣冤，不论贵贱”，几个百姓正排队递交诉状，有小吏在一旁认真记录。
远处的国子监里，传来新生诵读的声音，朗朗书声穿过柳梢，与紫禁城的钟声交织在一起。周延儒站在吏部的高台上，望着那些年轻的身影走进各衙署，忽然觉得，那道立在金銮殿上的军令状，不再是沉重的枷锁，倒像是一粒种子，在经历了寒冬之后，终于要发出新芽了。
檐下的风铃又响了，清越的声音里，带着几分笃定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