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中医“民间”与“学院”迷思，科学才是分水岭》
在中医领域，长期存在一种似是而非的划分——“民间中医”和“学院派中医”。但中西医结合研究所的中医教授、研究员李登岭先生指出：真正的区别并非如此，而在于“非科学派中医”和“科学派中医”。
这一观点为中医发展和分类的讨论指明了新方向。
回顾中医历史，其传承形式多样。古代中医传承途径多元，师徒传承中，徒弟在日常诊疗里积累经验、研习医术；家族传承则让医术在家族内延续；官方医学教育机构也发挥重要作用。例如唐朝的太医署，不仅教学内容丰富，涵盖中医各领域，还深入教授《本草》《甲乙经》《脉经》等经典，培养出众多优秀人才。不同传承路径下的中医人才，不能简单用“民间”或“学院”区分，关键在于是否秉持科学理念。
现代语境下，“民间中医”通常指未经正规院校教育，通过自学、家传掌握中医知识技能的从业者；“学院派中医”则是接受系统高等中医教育的群体。但这种划分并不能准确评判中医水平，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才是衡量的关键。
在中医的发展进程中，科学派中医发挥着关键作用，他们运用科学的理念与方法，为中医的传承与创新注入新的活力。
从临床实践看，疗效是检验中医水平的重要标准。科学派中医注重收集临床数据，通过对比分析验证治疗方法的有效性。如南京中医药大学的黄煌教授，作为国家官方认可的国家级名中医，堪称科学派中医中的典范。他长期致力于经方的研究与应用，临床中，他会详细记录患者的症状、体征、用药反应等数据。在治疗消化系统疾病时，他依据患者体质、症状特点，精准运用经方，并对治疗效果进行跟踪统计。通过大量临床病例分析，他总结出不同体质患者适用的经方规律，提高了治疗的有效率 。他还积极开展科研项目，与现代医学团队合作，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研究经方的作用机制，从分子生物学、免疫学等角度揭示经方治病的科学原理，为中医治疗提供了更坚实的理论依据。
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研究员、世界卫生组织顾问张洪林同样是科学派中医的杰出代表。他出身中医世家，又经过系统的现代医学教育，拥有深厚的中西医知识储备。张洪林运用现代科学方法深入研究中医针灸，取得了一系列卓越成就。在针刺镇痛领域，他的研究成果具有开创性意义。以往对于针刺镇痛的解释多基于经络理论，较为模糊。张洪林通过大量实验，揭示了针刺镇痛与内啡肽分泌的关系——随着针灸刺激的增强，内啡肽分泌量增加，从而起到镇痛效果 。这一成果让针刺镇痛得到了现代科学的阐释，不仅推动国内传统针灸研究迈向新台阶，更为西方医学理解和接纳针灸提供了关键依据，成功助力针灸在国际上的推广。国际疼痛研究组织对他的研究成果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其为全球疼痛治疗领域提供了全新视角与宝贵思路。
在对失眠、焦虑症、高血压等病症的研究中，张洪林也阐明了针灸的作用机制。针对失眠，针灸可调节内分泌系统，使褪黑素分泌水平趋于正常，改善睡眠质量；对于焦虑症，针灸能够调节自主神经系统平衡，调整内分泌系统应激激素水平，让人体恢复平静；治疗高血压时，针灸作用于血管壁神经感受器，通过神经反射调节血管平滑肌紧张度及内分泌调节轴，进而调控血压。这些研究均以现代科学检测和理论为依托，摆脱了传统经络玄学的束缚，为针灸治疗各类疾病开拓了全新路径。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也是科学派中医的杰出代表，他在多个方面展现出对中医现代化的卓越贡献。
在科研探索领域，张伯礼的成就斐然。自20世纪80年代起，他就投身于中医药现代化研究。在中风病和血管性痴呆的研究中，他深入探寻疾病奥秘。通过对大量病例的追踪观察，他明确了中风病证候和先兆症的动态演变规律，如同绘制出一幅精准的疾病发展地图。基于此，他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综合治疗方案，为中风病的防治提供了科学依据。同时，在血管性痴呆的研究中，他制定了详细的分型标准和诊治方案，从中医理论出发，结合现代医学知识，为患者带来了更精准的治疗。为了揭示中药对神经细胞保护作用机制，他还开创性地创立了脑脊液药理学方法。通过对脑脊液的研究，深入了解中药在体内的作用路径和效果，让中药治疗神经系统疾病的原理不再神秘。
中药现代化研究也是张伯礼关注的重点。他带领科研团队建立了中药重要组分库，这个组分库就像一个庞大的中药信息宝库，储存了丰富的化学信息、活性毒性信息及成药性研究数据，并配备了高效的检索系统，方便科研人员快速查询和研究。历经8年艰苦攻关，他们完成了30多个中药品种的二次开发。以“复方丹参制剂”为例，通过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和改良，优化了药物的剂型、剂量和配方，提高了药物的疗效和质量稳定性，使其年销售额大幅提升。这些核心技术推广应用于全国19个省市近百家企业，培育出数百个中药大品种集群，有力地推动了中药制药技术的升级换代，让古老的中药在现代科技的加持下焕发出新的生机。
在中医教育与人才培养方面，张伯礼同样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深知人才是中医发展的根本，因此躬耕中医教育领域。他倡导强化中医思维，在教学中注重培养学生的临床技能和创新意识。他率先组织制定国家中医教育标准和世界中医教育标准，这些标准为中医教育提供了规范和指引，确保中医人才培养的质量。他还组织海内外专家编写全球首套中医药核心课程教材，这套教材融合了传统中医经典理论与现代科学知识，成为中医教育的重要参考。在他的悉心指导下，培养出博士后、博士、硕士达280余名，这些人才分布在中医的各个领域，成为推动中医发展的中坚力量。
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张伯礼更是挺身而出，将科学的中医理念应用于实践。2003年非典肆虐，他迅速组建中医医疗队并担任总指挥。他将中西医结合方法巧妙运用到非典患者的救治中，在缓解患者发热、咳嗽等症状，控制病情恶化，以及帮助患者在康复阶段减少激素副作用等方面成效显着。同时，他组织开展非典中医证候的流行病学研究，通过对大量病例的调查和分析，总结出非典在中医理论中的证候特点，为中医治疗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他组建中医红区的举措，也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高度赞扬，为中医在国际公共卫生领域赢得了声誉。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张伯礼率领“中医国家队”进驻武汉江夏方舱中医院。他展现出卓越的领导能力和科学决策能力。迅速对疑似、发热、密接和确诊四类人群进行分类管理、集中隔离，并采用“中药漫灌”的方式，让患者普遍服用中药，有效遏制了疫情的蔓延。他率先提出中医承办方舱医院，采用中医药综合治疗，降低了轻症患者的转重率。在康复治疗方面，他也走在前列，建立康复门诊，组织编写第一个《中西结合新冠肺炎康复指南》，搭建武汉医护人员康复平台，为患者的全面康复提供了保障。此外，他积极探索中医药理论优势与现代科技的结合，开展中医证候流调，明确“湿毒疫”的证候特征，筛选有效上市药物、研发“宣肺败毒颗粒”，并向who及国际同行分享中医药抗疫经验，推动了中医药在国际上的传播和应用。
对比非科学派中医，如倪海厦之流，倪海厦常发表一些未经科学验证的观点，对中医经典断章取义，随意抬高自己，贬低其他流派，在用药上也不顾安全剂量，罔顾患者生命健康。而张伯礼始终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中医，将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在理论研究、临床实践、人才培养等多方面全面推动中医的发展。他的成就和贡献不仅为中医的现代化发展指明了方向，也让人们看到了中医在科学引领下的广阔前景。
反观非科学派中医，以倪海厦为例，他虽在网络上有一定影响力，但存在诸多不科学的理念和行为。倪海厦常宣扬一些未经科学验证的观点，如过度强调中医的神秘性，声称自己掌握独特的中医“绝学”，却无法提供科学依据。他对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往往缺乏严谨的科学逻辑，不遵循现代医学的诊断标准和中医的辨证论治原则。在治疗某些疾病时，他盲目推崇一些传统方剂，不考虑个体差异和病情的复杂性，也不愿意通过科学实验验证其疗效。他的言论和行为误导了很多人，对中医的科学形象造成损害。
从历史上看，倪海厦自我包装成中医大家，在网络上拥有不少拥趸，但其观点和行为实则存在诸多严重错误，对中医发展和公众认知造成了极大的误导。
倪海厦热衷于炮制各种毫无科学依据的理论，其中最离谱的当属“奶水导致红斑狼疮说”。他宣称女子奶水逆流经过经络进入心脏会造成红斑狼疮，还说心脏有问题时身体会很胖，甚至将奶水逆流与肺癌、淋巴癌、乳癌、血癌、脑瘤、肝癌等多种癌症联系在一起 。为了推销自己的理论，他还兜售所谓能预防这些癌症的ht-2、ht-5药方。然而，在正统的中医理论和现代医学研究中，根本找不到任何支持这一说法的依据。这种毫无根据的臆想，不仅欺骗了大众，也严重损害了中医的科学性和权威性。
倪海厦对中医经典理论的理解和解读也多有偏差。他自称经方派大师，却错误理解诸多经方理论。比如在对《伤寒杂病论》等经典的阐释上，常常断章取义、曲解原意，将个人的片面理解强加于经典之上，误导了许多想要学习和传承经方的人。
倪海厦在其对《黄帝内经》的解读上，可谓是谬误连连，不仅展现出对经典的曲解，更误导了广大中医爱好者和学习者。
在对《黄帝内经》的基础理论解读中，倪海厦就犯下诸多低级错误。比如他在阐释阴阳理论时，简单粗暴地将复杂的阴阳关系片面化。《黄帝内经》中的阴阳理论强调的是阴阳之间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这一关系贯穿于人体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和治疗等各个方面。然而倪海厦却常常脱离经典原意，对阴阳概念进行孤立解读，使其失去了原本的整体性和关联性。在讲解五行与五脏的关系时，他虽然提及了木生火、火生土等基本的五行相生理论，但在实际阐述疾病的发生发展和治疗原则时，却未能准确运用这一理论，导致逻辑混乱。
倪海厦对《黄帝内经》中脉象学说的解读更是错得离谱。以真脏脉的解读为例，《黄帝内经》明确指出真脏脉的关键特征是“无胃气则死”，即脉象彻底失去从容和缓之性，暴露出脏腑精气的枯竭。如《素问·玉机真脏论》中对真肝脉、真心脉、真肺脉、真肾脉、真脾脉都有详细且精准的描述，每种真脏脉都有其独特的形态和主病意义。但倪海厦却将《难经》中“覆脉”“溢脉”直接等同于真脏脉 ，把“脉位延长”与“胃气消亡”这两个本质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现代脉学对真脏脉的认知，既继承了《内经》“无胃气”的核心标准，又结合了更多疾病谱的观察，例如姚梅龄在《临证脉学十六讲》中提出真脏脉以“脉无胃气”为根本特征，而倪海厦的论断完全忽略了这一关键要素。
在疾病的诊断和治疗理念方面，倪海厦的解读同样漏洞百出。他常常脱离《黄帝内经》所倡导的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原则。《黄帝内经》强调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疾病的发生发展与人体的内外环境密切相关，因此在诊断和治疗时需要全面考虑患者的症状、体征、生活习惯、情志变化等多方面因素。但倪海厦在解读过程中，往往仅凭单一症状就妄下诊断，给出治疗方案，全然不顾中医诊断的复杂性和严谨性。他在讲解某些疾病的治疗时，过度强调某一种药物或方剂的作用，忽视了因人而异的辨证用药原则，误导学习者认为只要是同一种疾病，就可以使用相同的治疗方法，这与《黄帝内经》的精髓背道而驰。
此外，倪海厦还常常将一些未经科学验证的个人观点和经验强行与《黄帝内经》挂钩。比如他声称“吃鱼被卡到了喉咙，用鱼骨头烧成灰喝下去”可以解决问题，这种毫无科学依据的说法，不仅在《黄帝内经》中找不到出处，也违背了基本的医学常识，却被他当作中医智慧进行宣扬，实在是贻笑大方。
倪海厦对《黄帝内经》的解读充斥着大量错误，无论是基础理论、脉象学说，还是诊断治疗理念，都未能准确把握经典的内涵。他的这些错误解读，不仅对中医经典的传承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也对广大中医爱好者和学习者产生了严重的误导。在学习和传承中医经典时，我们应当保持理性和批判性思维，以正确的学术研究和临床实践为依据，切勿被这类错误言论所迷惑。
在中医的门派问题上，他更是表现出狭隘和无知。中医的不同门派，如经方派、温病派等，是因地域、水土风俗不同而形成的侧重点不同的治疗体系，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医的整体。但倪海厦却为了抬高自己的经方派，无端攻击温病派，发表针对叶天士等温病派大家的荒唐仇恨言论，破坏了中医内部的和谐与团结，阻碍了中医多元发展。倪海厦对中医其他流派和名家的贬低是真的毫无道理。他极力贬低温病派及李时珍，认为温病派丝毫不敢碰桂附之类的药物，还贬低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一无是处。然而，温病派是根据当时的天象立法处方治疗温病，且疗效显着，叶天士等温病派治疗疾病时也会使用附子等热药 。李时珍对中药的发展及临床验证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无论是学识还是实践，都值得后人借鉴，倪海厦的贬低言论实在过激。倪海厦在中医理论的传播上，看似有着独特见解，实则错误频出，许多观点和理念严重偏离中医正轨，误导大众对中医的认知。
在理论阐述方面，倪海厦存在诸多根本性的错误。他对经方概念肆意扩大，声称自己使用的汉唐系列来自经方，但众所周知，经方是指依六经辨证方法使用的、张仲景书中的处方 ，唐代以及唐代以前的很多方剂，未必是依六经辨证思路来组方的。他这样的说法违背了《伤寒论》辨证方法的初衷，与仲景先生的理念相悖。如果在经方基础上加药味，那只是经方的化裁，仍属经方，却被他称为“汉唐”方剂，混淆了概念。
在阴阳理论的运用上，倪海厦的解读过于简单片面。他曾说“阴阳本来就是互生的，阴虚时如果使用阳药，则阴将自回，而阳会固守阴，使其不再流失，如此阴阳相合就是正常”。但实际中医临床上，补阴药中配伍少量阳药，即“从阴引阳”，虽有其道理，却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像阴虚生内热或阴虚阳陷的情况下，就绝对不能使用这种方法。阴阳理论在中医里是复杂且灵活的，需结合里外虚实上下寒热等多方面辨证，而不是简单套用公式。
在疾病认知和治疗方法上，倪海厦的观点也存在很大问题。他否定肝炎可以转变为肝癌，这一观点与医学常识相悖。现实中，大量医学研究和临床案例都表明，肝炎若得不到有效控制，是有可能发展为肝癌的。而他自己最终因肝病英年早逝，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他在疾病认知上的不足。
在用药方面，倪海厦也有极不严谨之处。他对附子等毒性药物的使用毫无顾忌，推荐的剂量远远超出正常标准，这给患者带来极大的安全风险。附子含有乌头碱等有毒成分，必须严格控制用量并先煎、久煎以降低毒性 ，而他随意加大剂量的做法，极易导致患者中毒，严重危害生命健康。
有中医专家指出，他在用药上的大胆和随意令人担忧，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对附子的使用。附子具有回阳救逆、补火助阳、散寒止痛的功效，但同时也含有乌头碱等有毒成分，毒性较强，必须严格控制用量 。一般来说，附子的常规用量在3-15克，且必须先煎、久煎以降低毒性 。然而，倪海厦推荐的附子用量却高出正常用量的几十倍。他声称生附子可以像花生米一样平常食用，在临床治疗中，使用生附子的剂量也毫无节制，比如一枚生附子（约三钱，10克左右）甚至更大剂量，却不充分考虑患者的个体差异和药物的毒性风险 。这种危险的用药方式，极易导致患者出现中毒症状，如口舌麻木、头晕、心慌、心律失常等，严重时甚至会危及生命。
倪海厦的中医理念和方法充斥着各种错误，无论是对中医理论的曲解、对其他流派的不当批评，还是在疾病认知与用药上的失误，都让他的所谓“中医理论”难以立足。我们在学习中医时，一定要保持理性和批判性思维，认清这类错误观点，避免被误导。
对现代医学，倪海厦采取了全盘否定和恶意贬低的态度。他毫无顾忌地批评疫苗、抗生素等现代医学的重大成果，认为很多健康问题不需要借助现代医学手段解决 。他这种反科学的态度，不仅是对现代医学发展的无视，也让他的追随者对现代医学产生恐惧和误解，影响了公众对科学医疗的正确选择，甚至可能延误患者的病情。例如，在面对一些危急病症时，若患者听信他的言论，拒绝现代医学的有效治疗，后果将不堪设想。
此外，倪海厦还宣扬一些违背常理的治疗方法，比如“吃鱼被卡到了喉咙，用鱼骨头烧成灰喝下去”，这种毫无科学依据的方法不仅无法解决实际问题，还可能对患者造成进一步的伤害。他对艾滋病、癌症等重大疾病宣称可以轻松治疗，然而他自己却因肝癌英年早逝，这无疑是对他夸大言论的有力讽刺。如果他真的掌握了治愈这些疾病的神奇方法，以造福人类健康的角度，早就应该被广泛应用于临床，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吹嘘和敛财上。
倪海厦的种种错误行为，本质上是为了抬高自己，获取商业利益。他在美国和台湾开设中医讲学，广收学员，录制并售卖视频，收费高昂。他的追随者们在网络上盲目追捧，甚至诋毁正规的中医药大学和师生，将他视为中医的唯一传承者，把中医饭圈化，这种行为封死了中医科学发展和进步的道路，给中医界带来了极大的混乱和负面影响。在对待中医和现代医学的态度上，我们应该保持理性和科学，认清倪海厦这类伪科学中医的真面目，避免被其错误言论误导，共同推动中医在科学的轨道上健康发展。
在信息繁杂的时代，倪海厦这一人物竟被不少人盲目追捧，这一现象背后有着诸多复杂因素。这种追捧如同被迷雾笼罩，让许多人在错误认知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严重影响了对中医科学、客观的认识。
从大众心理层面来看，人们往往倾向于对权威人物或所谓“专家”的观点不假思索地接受。这就如同朱清时院士提出“量子佛学”一样，朱清时在物理学领域并不精通，但他却将佛学与现代物理学强行捆绑，炮制出“量子佛学”这一概念。部分佛学爱好者，出于一种“护教”“僧赞僧”心态，只看到他推崇佛学的一面，认为夸赞他就能提高佛学地位，选择性忽视他在跨领域解读中的错误，没有对其进行客观批判。倪海厦的情况也与之类似，他给自己塑造了一个中医权威的形象，一部分民间的中医爱好者盲目相信他，没有对他的观点进行理性分析和判断，一味地追捧，陷入了盲目崇拜的误区。
网络学习环境的现状也是导致倪海厦被追捧的重要原因。如今网络上中医知识的传播良莠不齐，真正有深厚学术造诣且系统传播中医知识的专家较少，这就给了倪海厦这类人可乘之机。倪海厦在网络上大肆传播自己的观点，许多中医知识匮乏、辨别能力不足的民间中医爱好者，误以为他真的学富五车、医术高明。实际上，倪海厦所传播的中医知识多为“野狐禅”，并非正规中医知识。他的知识来源混杂，有些是道听途说而来，还有些是早已被实践证明错误、被中医界抛弃的糟粕，然而这些爱好者却没有能力分辨，将其奉为圭臬。
商业包装在倪海厦被追捧的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倪海厦深谙营销之道，通过精心的商业包装，将自己打造成中医界的传奇人物。他开设中医讲学课程，售卖相关视频资料，价格不菲，但在利益的驱使下，他的团队大力宣传推广，夸大其词。一些人在铺天盖地的宣传攻势下，逐渐失去了判断力，盲目相信他所宣传的内容，认为他说的都是真理，从而陷入对他的迷信之中。
倪海厦对中医其他流派的贬损以及发表的反科学言论，也没有引起追随者的质疑，反而被他们深信不疑。他为了抬高自己的地位，毫无根据地质疑和贬低中医其他流派，破坏了中医界和谐包容、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同时，他还发表如否定现代医学疫苗、抗生素等成果的反科学言论，然而他的追随者却不加思考地接受，在世界观的形成上跟错了方向，被他错误的观念所左右。
倪海厦被盲目追捧这一现象，反映出大众在面对复杂信息时辨别能力的不足、网络知识传播的混乱以及商业利益的干扰。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提升自己的辨别能力，以科学、理性的态度去认识和学习中医，避免被这类错误言论和人物误导，共同维护中医的科学与尊严，推动中医健康发展。
在对中医经典的研究和运用上，科学派中医则运用科学方法深入挖掘经典内涵。黄煌教授对《伤寒杂病论》等经典着作进行深入研究，他不仅从文字层面解读经典，还结合现代医学知识，从药理学、病理学角度剖析经典方剂的作用机制。他提出的“方 - 病 - 人”辨证模式，将经典方剂与现代临床疾病、患者体质相结合，让经典在现代临床中焕发生机。张洪林在研究中也借鉴现代科研方法重新审视中医经典理论，去粗取精，让古老的针灸理论在现代科学体系下重焕光彩。而非科学派中医往往机械背诵经典条文，不理解其科学内涵，在临床运用时也不知变通。
从与现代医学的融合角度，科学派中医积极吸收现代医学先进技术和理念。黄煌教授在临床中，借助现代医学的检查手段，如胃镜、肠镜等，更准确地诊断疾病，为中医治疗提供精准信息。同时，他也将中医治疗融入现代医学的治疗体系，如在肿瘤康复治疗中，运用中医调理帮助患者提高免疫力，减轻放化疗副作用，实现中西医优势互补。张洪林则努力推动针灸疗法与现代科学接轨，他主张用神经内分泌调控体系来解释针灸原理，取代传统经络学说中一些缺乏科学依据的内容，使针灸疗法更符合现代科学认知，更好地走向世界。非科学派中医则对现代医学持排斥态度，固步自封，拒绝尝试中西医结合。
中医不应简单划分为“民间”和“学院”，而应以科学与否作为区分标准。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运用科学理念和方法，是中医发展的必由之路。像黄煌教授、张洪林研究员、张伯礼院士这样的科学派中医，为中医发展树立了榜样。只有用科学手段总结、传承中医的宝贵临床经验，中医才能在现代社会中持续发展，为人类健康做出更大贡献。
（写于202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