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五年（1135年），皇帝下诏问一众大臣攻战、守备、措置、绥怀的方略，李纲上奏说：
臣愿陛下不要以为敌人退去为可喜，而要以仇敌未报为可愤；不要以为东南地区为可安身，而要以中原未复、赤县神州陷于敌国为可耻；不要以为诸将屡捷为可贺，而要以军政未修、士气未振而强敌犹得以潜逃为可耻。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中兴之期，就可指日而待了。
有人说敌人兵马既退，现在就应当起兵为大举之计，臣窃以为不然。我们的生还之理还未稳固，而想着去大战以求侥幸，这不是制胜之术。当年汉高祖先保关中，因此才能东向与项籍争锋。汉光武帝先保河内，因此才能降伏赤眉、铜马这些乱军。唐肃宗先保灵武，因此才能平定安、史之乱而收复两京。现今朝廷以东南为根本，而将士在外暴露已经很久了，民众的财用调度也很烦重了，民力科取已经非常困难了。如果现在还不赶紧大修防守之备，下大力气痛自料理经济财物，先为自固求生之计，怎么能有战胜敌人的万全之策呢？
还有人说，敌人既然已经退去，我们应当就保据一隅，在临安这个山清水秀、物产丰富的地方安居乐业，保持现有的状况就可以了，臣又以为不能那样。
当年秦朝军队三次讨伐晋国，就是为了报复殽山的丧师之仇；诸葛亮辅佐蜀国，连年出师以图中原，因为如果不那样去做，就根本无法保存蜀国。汉高祖当年在汉中时，就给萧何说：‘我也想往东边去。’汉光武破灭隗嚣之后，就又准备扫平西陇，后来又准备进军川蜀。这些都是从天下的角度来考虑的，不这样去做的话，就不足以混一区宇，戡定祸乱；就不足以平定天下。况且我们大宋祖宗的边境故土，怎么可以坐视沦陷，被金人践踏，我们却不敢去恢复它呢？我们今岁不征，明年不战，只能使敌人气势益张，而我们所纠合精锐的士马，日以损耗巨万物资，将来我们怎样对付敌人呢？我认为应当在做好坚固防守、大修军政、使得我们兵强马壮之后，当即商议攻讨战略，这才是正确的方法。这两种战略，是守备、攻战的开始准备啊。
至于守备的具体方法，则应当认真治理淮南、荆襄，把它们做为东南的屏蔽。历史上六朝之所以能保有江左的原因，就是因为强兵巨镇，尽在淮南、荆襄之间。因此以魏武之雄，苻坚、石勒之众，宇文、拓拔之盛，他们都不能窥探江表。后唐李氏据有淮南，就可以在金陵建立首都，后来淮南被周世宗所夺取，后唐就逐渐削弱了。
近年以来，我们的大将军拥重兵于江南，官吏守空城于江北，虽然有长江天险而无战舰水军部队，因此敌人得以侵扰窥伺。现今应当于淮河的东西及荆襄地区安置三位大帅，屯重兵进行镇守，再分遣偏师，进守其它小郡县，加以战舰水军，上运下接，各自就可以自卫防守。敌人战马虽多，也不敢轻易前来侵犯，那么各个州县的藩篱之势强盛而就有无穷的好处了。有了守备之后，就开始商议攻战的策略，要求各个地方将领，因利乘便，见机行事，逐渐收复京畿，以及故都。只要信心坚定，断以必为之志而不要失去机会，那么我们就可以由弱变强，一些叛乱之贼就可平定、一些叛逆之臣就可诛戮，四周强敌就可消灭，攻战的好处，莫大于这些啊。
历史上皇上所居住的地方，必定选择山泽形胜之地作为驻跸之所，然后才能制服中外，以图事业。建康自古以来号称帝王之宅，江山雄壮，地势宽博，六朝连续把这里作为古都。臣昔举天下形势而言，认为关中为上；而就今天的东南形势而言，则当以建康为方便。现在呢，銮舆尚未恢复旧都，莫若且把建康作为临时的驻跸之地。然后诏令守臣治城池，修宫阙，立官府，创营壁，使这里粗成规模，等待皇上去巡幸。这主要是因为有了坚固城池，然后人心就不恐慌了；有了官府然后就可以修政事了，有营垒然后士卒可用了，这些措置是应当最先去考虑的。
至于西北之民，都是陛下的赤子，他们深受大宋祖宗涵养之深，其心未尝一日忘记大宋。只是他们现在被制于强敌，陷于涂炭，而不能自归而来罢了。如果我们御驾亲征，天威震惊，他们必有结纳来归、愿为内应的人。应当给他们这些人一些土田，给予他们爵赏，优加抚循，允许他们悔过自新，使这些陷溺在沦陷地区的民众知道有所依怙，莫不感悦，更加坚定拥戴大宋之心，这是实行绥怀政策所应当最先考虑的事情。
……
陛下您也应该反思一下，看看近年以来所用的大臣，慨然敢以天下之重为自任者有几人？平居无事，小廉曲谨，似可无过，忽有扰攘侵略，那么他们就错愕无所措手足了，他们认为大不了奉身以退、免职罢了。这样，他们就把天下忧危之重大责任，全部委靠给陛下你自己了。有这样的大臣，不知于国何补，而陛下却非常认可这些人呢？
用人就犹如使用医生一样，人们必定先知道他的医术高明可以治疗自己的疾病，才可以使他用药而期望他能消除我的疾病，恢复身体健康。而今不详细审察他的术业而姑且试用他，那么即便是一天换一个医生，也无补于治疗疾病，只能加重疾病而已。
大概近年以来，许多大臣认为现在的短暂和平与闲暇是与金人达成和议了，因此他们认为再强调治兵就是失策了；如果金人突然发动袭击，他们就以退避作为爱护君主的安全，而认为积极进攻出击为误国政策。这样上下偷安，不是长久之计啊。天步艰难，国势益弱，就是这个原因导致的。
……这些退避敌人之策，可以作为暂时权且之策而不可以为常态，可以一次而不可再次，因为我们退一步则丢失一步，退一尺则丢失一尺。……到了秋高马肥的季节，万一有金敌骑兵南牧抢掠，我们还往哪里退避呢。不知道应该躲到哪里去才能安定下来呢？航海躲避敌人的策略，让皇上冒着大海风涛不测的危险，这是最不可继续进行的办法。只有当在国家闲暇之时，明政刑，治军旅，选将帅，修车马，备器械，峙糗粮，积金帛。敌人攻来我们就防御，抓住时机而攻击他们，以光复祖宗之大业，此最是上策啊。臣愿陛下自今以往，再也不要考虑退避之计了，可以吗？
臣又观察古代大国之间处理关系，就是友善邻国，与友善的邻国和亲结好；与有仇雠的邦国，很少派遣使者来往。……如果给这些僣伪之国派遣使者通好，只能自取其辱，无补于事，祗伤国体。金人给我们造衅很深，知道我们必定报复，他们能怎么善意地对待我们呢？而我们方且卑辞厚币，屈体以求和，他们不会推诚以见信，这是过去的仇恨所决定的了。我们供奉给金人的器币礼物，所费极其巨大；我们派遣使者去朝拜他们，使得我们士气受挫；而他们又邀求我们做必定不可从事的事情，料定我们必然不敢反抗，因此议和往往不能成功，而且白白地为此担忧扰扰罢了。非特如此，他们还善于模仿我们自治自强的政策，动辄相妨，这个确实对我们来说危害很大。金人二十余年的历史，用这个策略攻破契丹、困扰中国，而我们一直到现在都没有醒悟。而作为人，辨别是非利害的，天下人心是一样的，难道我们是真的没有醒悟吗？还是有另外的打算呢……
为臣早就听说朝廷是国家的根本，藩镇是国家的枝叶，根本稳固则枝叶蕃茂；朝廷是国家的腹心，将士是国家的爪牙，腹心壮大则爪牙奋勇……
臣昧死再上陈述六件事情：一是信任辅弼，二是公选人材，三是变革士风，四是爱惜日力，五是务尽人事，六是寅畏天威。
什么是信任辅弼？凡是兴衰拨乱之主，必有同心同德之臣相与有为，就犹如元首股肱之于一身，父子兄弟之于一家，乃能齐心协力以济大业。今陛下在大众之中选才任能，让他们担当大任，遂能扞御大敌，可谓得到人才了。然而臣愿陛下待以至诚，无事形迹，给他们足够的时间，信任他们履行职责能够成功，不要使小人得以离间君臣关系，那么君臣之间的良好关系，就垂于无穷了。
什么是公选人才？自古以来治理天下的，必定资于人才，而创业、中兴之主，所资尤其最多。为什么呢？因为只是简单地继体守文，按照老办法，那么得到中庸之才，也足以共治天下了；而如果到了艰难之际，非得卓荦瑰伟之才，才能共济难关。因此这些大有作为之主，必有不世选拔之才，参赞翊佐，以成大业。然而自古以来抱有不群之才者，多为小人之所忌嫉，小人或者以黯暗伎俩中伤他们，或者指责他们为朋党，或者诬蔑他们以大恶，或者贬擿他们以细小的过失。而这些贤人，他们以道事君，不可则止，难于自进，耻于自明，虽然身负重谤、屡遭深谴，仍然安于义命，不复自辨。如果不是至明之主，深察人之情伪，怎么能辨别他们是无辜的呢？陛下临御以来，用人很多了，世人公认以为端人正士的，往往闲废于无用之地；而陛下寤寐侧席，却有乏材之感叹，怎么不留意去观察一下呢！
什么是变革士风？总体而言，用兵与士风，似乎没有什么关联，而他们其实互相为表里。士风醇厚则议论公正而是非分明，朝廷赏罚当功罪而人心悦服，咱们参考本朝嘉佑、治平以前的历史就可以知道这些。数十年以来，士大夫奔竞日进，论议徇私，邪说利口，足以迷惑人主之听。元佑期间的大臣，持正论的比如司马光之流，皆是社稷之臣，而群枉嫉妒他，指他为奸党，颠倒是非，政事大坏，终于导致了靖康之变，这绝非偶然的结果。我私下观察近年以来士风尤其浅薄，随时好恶，以取世资，潝訿（xi zi，意思是众口附和，诋毁诽谤）成风，这难道是朝廷的福气吗？大抵朝廷设耳目及献纳论思的官员，虽然允许他们以风闻观察弹劾大臣，但是至于重大事情，还是必须核实而后再处理。如果没有事实依据，那么诬陷别人以罪行，服谗搜慝，就会得以中害善良，这些都不是修政的好办法。
何谓爱惜日力？创业、中兴这些事情，就犹如建设大厦，堂室奥序，它的规模可一日而成，但是鸠工聚材，积累财富则不是一日所致的。……天下没有不可为之事，也没有不可为之时。只有失去时机了，那么小灾祸就拖延成为了大灾祸，容易的事就变成困难的事情了。
什么是务尽人事？臣以为天人之道，其实是一致的，凡是人之所为，即天之所为。人事尽于前，则天理应于后，此是自然之符啊。因此创业、中兴之主，只是尽力而为，尽力在我而已，他们谦虚地把成功因素归之于天。而今未尝尽人事，敌人来了我们自己却先退屈，而想着责功于天，这能行吗？……
什么是寅畏天威？臣以为天之于王者，犹如父母之于子，爱之越深，则责之越切。所以对他的要求约束也就越多。因此人主之于天戒，必定恐惧修省，所以叫做寅畏之诚。……希望陛下推至诚之意，正厥事以应之，则变灾难而为祥瑞了。
以上这六条策略，都是关乎中兴大业的，希望陛下率先推行这些策略。
当今朝廷不乏人才，将士足用，财用有余，足以为中兴之资。陛下春秋鼎盛，欲有大的作为，有什么事情不可去做成功呢？关键是要痛改前日之辙，果断推行这些政策罢了。当年唐太宗认为魏征为敢言，魏征拜谢说：“是陛下引导而使臣敢言，不然的话，谁怎么胆敢逆鳞批评呢。”今为臣没有魏征的敢言，然而却想展尽底蕴思考，也是臣深入思虑的结果。希望陛下赦免进谏者的愚直，而奖赏他的拳拳忠心。
上疏奏入后，皇上赐诏褒谕了他。
张浚自从被贬斥之后，他屡次想起了李纲的忠心，因此现在数次在皇帝面前说李纲忠诚，赵鼎也在皇帝跟前说李纲才器过人。因此在十月份，朝廷就把李纲任命为江西安抚制置大使兼知洪州。后来又下旨，让他来到朝廷奏事完毕之后再去赴任。
也就在这几天，淮东宣抚使韩世忠，上奏伪齐刘豫派遣沂、海州等签军攻犯涟水军，韩世忠派遣统制官、吉州刺史呼延通等人率领大军击殪（yi）了他们，几乎全军歼灭，所脱逃的敌人没有几个。宋皇帝赵构说道：“这些人都是中原赤子，为刘豫逼胁，死于锋镝，真是可悯啊。可以让人收拾他们的遗骸进行埋瘗。仍令出榜晓谕中原民众，使他们知道朝廷矜恤的意思。”于是赏赐给呼延通袍带，赏赐给将官拱卫大夫、贵州刺史王权已下金碗，仍以呼延通为果州团练使，其他将士也推恩有差，不同程度受到奖赏。
“可是，此时的宋帝心事有谁知？”
李纲的上奏确实是一片忠心，但是在政治上很不成熟，因为他完全不理解宋帝赵构的心事。而张浚等人对宋帝赵构朝廷的政策把握分寸很是到位。因此，宋帝赵构一直在主战派、主和派以及中立派之间来回摆动。于是在十一月，宋帝赵构下诏说：“荆、襄、川、陕等地现在驻扎屯宿有大量兵力，关于军队管理、措置事宜，委任至重，虽然已经任命席益为制置大使，但是关于军队的调发节制，权力应该隶属于督府，现在就诏令张浚前往视师，仍谕诸路将领军士知悉。”
高忠义本身就是陕西人，对西北部非常熟悉。为了防住西部一线，高忠义就上奏说：“梁、洋等州肥沃土壤达到数百里，环以崇山，南控巴蜀，北拒秦陇，东阻金、房，西拒兴、凤，可以求战，可以求守。而当今两川民众，往往逃跑趋往川蜀中部，不敢复业开垦，因此许多土地荒芜了。关中、川蜀这些地方，本来就是天府之国，容易形成独立王国。但是如果给这些地方多屯驻军兵，那么粮食就不足以赡养众军；如果少屯驻军兵，那么势必又不足以抗击敌人进攻。因此应当派遣一个文臣为统率，分别让几个宣抚司带领大兵驻扎在此，再派遣一下忠良大将统领他们，这样既能保证当地安全，又能防止地方割据。这样，如果遇到防秋之际，金人进攻时就可以由绵、阆等州提供粮食物资。如果能这样的话，那么军兵可以长期驻守，而民众可以长期安居乐业。”宋帝赵构就下诏令宣抚副使邵溥、吴玠选择两个郡的守臣抓紧时间去落实。
但是军队屯田的最大弊病就是要经常进行轮换，产粮责任根本落不到实处，收成基本还是靠天吃饭。以前的时候，吴玠就苦于军储不继，在兴元、洋、凤、成、岷五个郡州兴治官庄屯田，又调遣戍兵治理褒城废堰，当地民众知道灌溉可以使用了，就都愿意回来从事农业，皇上还下诏书进行了嘉奖。因此这时漕臣郭大中就对吴玠说：“汉中土壤肥沃，虽然每年都能得到营田粟米一万多斛，但是民众还是不敢恢复作业。因为屯田的士兵经常会掠夺他们的粮食。如果能使当地民众自己耕种，而由朝廷按照税收进行征收，那么所得到的就会被军队屯田收成好得多了，甚至于几十倍都不止。”吴玠采用了这个政策，每年的收入果然多了许多。
由于粮食逐渐多了起来，吴玠就又准备恢复陆路运输，他让诸路转运使带着管辖范围内居民的户籍来到军中。宣抚副使邵溥劝阻他说：“今年初春时驱赶梁、洋等州留下了的民众背负粮食去秦州，当时人们饿死了十之八九，怎么还能那样干呢！况且宣抚司已经收取了蜀地民众的运脚钱一百五十多万，怎么忍心还让他们在陆地上运送粮食呢！”吴玠就听从了他的劝告，推行水运粮食了。但是征调船夫水运粮食，经常发生一些船夫谎报粮食丢失、被水冲走的情况。于是漕臣郭大中大就采取许多考核激励措施，以重利诱导商贾贩运粮食，这样节省了平常运费的一半还要多。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