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语：做事难，做好事难，一辈子做好事更难。
糊涂难得，难得糊涂，真糊涂遇着假糊涂。
苟成艮难以承受这次失败的打击，自己几十年培育的人脉哪儿去了？是时代变了？还是人心变了？他躺在炕上，扪心自问，回顾这几十年自己走过的历程，凭良心说，虽艰难曲折，但也混的体面。自己这一辈子从天真无邪的儿童团员，到满腔热忱的青年时代，已经把一颗火热的心交给了党、于党的伟大事业。是什么时候自己学会溜须拍马的？从互助组长到生产队长到村一把手，每一步付出多少努力、经过多少周折，实在是不容易啊！没有眼力劲儿，不会当面奉承、随机应变，谁能长久立于不败之地？即使办过几件有损他人、有愧良心的事情，那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谁还没丁点私心？一想到这一层，自己就觉得心安理得了。
过去这山旮旯里的人，没文化、觉悟低、好糊弄，村干部相对好当。不就是上传下达、呐喊着社员出地干活儿、完粮纳税这点事吗！那时候村干部有丁点便宜就觉得满足，只有小心谨慎，不为人知、不出大样，头上的乌纱帽还算稳当。
在那段勒紧裤腰带的非常时期，村干部多得三瓜两枣，那就算特权享受了。饿得头晕眼花的社员群众，啥也看的清清楚楚，可他们脑皮厚、心胸宽，不愿意与领导们争食，也不愿意把那层窗户纸捅破。社员们有他们的办法，干部们明拿，社员们暗搞，为了生存，小偷小摸也是人干的，只是苦了那些没胆子、没劳力的，要不然，翠翠能为了那一点点救命粮把贞节不当回事吗？一想到翠翠，心里头就酸溜溜的不得劲儿。不由得回头看看曾经和他大吵大闹过的老伴米玉佛，深深的吸了一口气。
那时候运动多，客观上对村干部有一种震慑作用，当干部占点便宜总是提心吊胆的，人们是这么描述村干部的：春天是红人，夏天是忙人，秋天是累人，冬天是罪人。谁也说不准冬闲的时候会遇上啥运动，辛苦劳累了一年，就因为多吃多占了那么一点点，被群众揭发出来，整绰上几天几夜，把吃进去的再捋出来，这种丢人现眼的事，屡见不鲜。要是没有一套防患于未然、随机应变的脑瓜子，能平安走到今天吗？
最让他记忆深刻、心惊肉跳的是那混乱的十年。“当家三年狗都嫌”，他自然成了第一个被打倒的对象，大字报贴了一层又一层，画着黑叉杠的苟成艮三个大字，那时候他才真正认得自己的名字是几笔几划。好在自己有先见之明，会声泪俱下地痛哭流涕，会及时地讨好吕耕田、金大浪那一帮革命闯将，任何时候他都站在造反派一边，高唱着革命歌曲，斗私批修、破除四旧、砸庙铲坟，永葆革命青春。结果是根正苗红的薛弥关因他的揭发，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而自己却被解放出来，又被结合进革委会。无毒不丈夫，不上高山不显平地，第一把交椅就应该是俺苟成艮的。
几十年风风雨雨，摸爬滚打，让他越变越精，仕途也越走越顺畅，总算熬过来了！如今好了，当干部的优越性显现出来了。第一，不搞群众运动了，不用担心被那些爱闹事的人攻击了；第二，不用监督村民们完粮纳税了，避免了多少麻烦事儿，干群冲突少了，矛盾自然少了；第三，当干部有了很好的待遇、村里迎来送往的花销，国家有转移支付保障，花钱多少与村民没有半点关系，不用担心伤害了村民利益，有人站出来寻衅闹事；第四，如今当干部，只要学会请客送礼跑门路，舍得大把大把的花钱，就是好样的。有些村干部，原来在社会上混，不知道本村有多少土地、多少人口，不懂得二十四节气，可一旦发财了，官运就来了，若碰上个爱才（财）的上司，岂不是官运亨通了！真正能弯下腰来种地干活儿的村干部，几乎是凤毛麟角，少之又少。能劳动的村干部，没有不会劳动的村干部脑子好使，不适应这个时代要求，被淘汰是很自然的事。
像苟成艮这样，从政时间长的村干部，享受国家给予的相应补贴，花得不亏心。不像有些人，弄虚作假，套取补贴，那么卑鄙。
想到这些，苟成艮不得不承认自己曾经为某些人做过虚假证明，不由摇头叹息：“唉，反正是花国家的钱，不花白不花！”
集体化那阵子，当干部偷偷摸摸捞个三十五十的，能兴奋得睡不着觉，如今捞摸个三千五千，成了平常小事。人老了，心硬了，胆大了，何在乎人们说他贪呢！他摸摸衣兜里的存折，心里觉得很舒坦。去年奶奶庙会，光收摊贩占地费一项，承包者就孝敬他和胞弟每人四千块，转移支付下来，尚良又给了他五千块额外奖励，这些不公开的甜头，不是自己位高权重，谁能享受得了？越吃胃越大，越吃心越狠，村民利益又算个啥？难得有机会申报项目，财神到了，哪能丢盹？把村北那二百亩耕地规划成“饲草基地”，一个项目批下来，大把大把的钱不就到手了？至于失去土地的农民生活怎么艰难，他才不在乎呢！他把这一切，都当做应理应分，是必然、是幸运、是荣耀。他常常自比姜子牙，越老越精神，越活越年轻，耳不聋，眼不花，牙不缺，能吃能喝能作乐，人老心不老，身体倍棒，吃盘儿盘儿香，活得洒脱，活得滋润，这就是福气。
可惜天不作美，在他老当益壮，再掌大权，兴高采烈、甩开膀子、大展宏图、志在千里的时候，不知不觉被可怕的病魔咬住了。那种病来如山倒的感觉，一下子把他压趴下了。他怕见马克思，怕见毛主席，他希望华佗在世，妙手回春，把自己的病根拔掉。他希望多给他点时间，让他继续发号施令，叱咤风云，多干几年，多给儿孙留点积蓄，也算不枉此生！但病魔无情地噬咬着他，他觉得自己的时日不多了。
儿子女儿托他的福，早就离开这多见石头少见人的山区小镇，各有各的家庭、事业，这也是他最欣慰的。伺候了党这么多年，给孩子们找个囫囵碗，这点本事还是有的。
由谁接替这副重担？他把希望寄托在内侄米颂身上。他为米颂架桥铺路，清除障碍，可怎么也跨不过人心所向这道坎，一座水塔，一池“浊水”，二百亩土地，几十家怨恨呐！姑夫内侄狼狈为奸、贪得无厌，腰包鼓了，人格贬了，人脉丢了。这就是苟成艮几十年从政的真实写照。一个“贪”字，让他这精明人糊涂了，蜕变了，能怪谁呢？
事不遂愿，心力憔悴，病魔肆虐，苟成艮无力回天，再不能力挽狂澜，改变现实。病情越来越重，在儿女们的护送下，直达北京。等待他的是难熬的病痛，过电影似的往事追忆。其中有甜蜜的美梦，有苦涩的恋情，有不为人知的鄙劣，有社会公认的荣耀。
世道向前发展，可昂首村仍然有一部分人，被桎梏在封建迷信的怪圈内，他们把人生经历归咎于“命”，说什么：“前面走个人，后面跟个命”、“命里注定八合米，走遍天下不满升”、“有命不用大早起，财神自个叫门来”、“懒人有懒福，忙人不得闲”、“虼绦虫巍巍不动，浑身吃成肉棍；蚂蚁急撩急乱，担心把腰饿断。”他们相信命的安排，所以相信主宰命运的神灵。
昂首村退休干部薛弥关热衷于佛教文化到了痴迷的程度，比他当年积极投身革命、主动要求进步、争取加入党还不遗余力。每当他身披袈裟、手敲钵盂、口诵经文时，那种超然脱俗、自命不凡的一举一动，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是退休后寂寞无聊？是对人生的大彻大悟？还是另有盘算？反正他感染了不少人，因为这样的善举在农村很受推崇。
薛弥关很有口才，很有感召力，他能引经据典讲出很多善恶报应的故事来。所以村里那些向善的居士们愿意听他的。他在“挖掘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中，与老对头苟成艮一拍即合，筹集资金，把镇政府搬迁后留下的奶奶庙旧建筑维修加固，再塑金身。还把金大浪霸占的庙外宅基地花钱赎回来，建成二层仿古式钟鼓楼，楼上正中一阁两用，供奉着文昌、魁星，两边是钟楼鼓楼，地方不大，但也飞檐斗拱、黄瓦碧脊、气势壮观。与别的庙宇不同的是楼下正中只留一个圆洞门，钟鼓楼下却是两个圆圆的窗孔。门洞两边镶嵌一幅烧瓷对联：“慈善呈大德，古刹换新颜”门上方是“普济寺”三字。两圆窗玻璃上喷着大大的“佛”字，铁红色外墙，显出古风古韵。庙内无主持，薛弥关成了守庙“和尚”，暮鼓晨钟、早晚功课，现代化的播音设备，把那悠扬的诵经声传播到全村的角角落落，真是佛光普照，善莫大焉！
薛弥关生得并不起眼，属于那种敦实、粗糙型的，紫棠脸、虾米眼、大嘴巴、宽下巴、腰粗肚大，土地老儿似的，浑身上下没有一点顺眼的地方。但他脑筋特别灵敏，办事特别认真，有一种不达目的永不罢手的钻劲儿。
他的父亲属于那种没有文化、阶级感情强烈、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茬村干部。他比尚步正有远见，既懂的近水楼台先得月，又知道自己有多大本事。儿子是未来，儿子是希望，靠自己这点光辉，先把儿子推到前台，占个位位，慢慢发展。奈何儿子没见过世面，嘴上没毛、办事不牢，笨嘴笨舌，连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没人相信他能办成啥大事。赶上农村由初级社到高级社到公社，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老一茬下去了，新一茬上来了，薛弥关都是个无足轻重的打把子的配角，这倒让他安安稳稳地避过了各种运动的冲击，他也学得谨小慎微起来，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不让别人抓住任何把柄。
苟成艮嫌民兵工作枯燥乏累，把操练民兵的担子扔给他，这给了薛弥关一个崭露头角的机会，可谓英雄有了用武之地。“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给民兵工作注入活力，在大比武中，他们连队拔得头筹，得到了公社领导们的褒奖。很快被指定为昂首村党支部书记，苟成艮反而屈居第二。那时候不像现在由群众公开选举村干部，只是上一级的一句话而已。公社领导找他谈话：“弥关，啥都好，就是嘴笨。当干部没有一个好嘴皮子，该说的话表达不出来，这可不行！你得多学学领导们是怎样做报告的。”
从那以后，每天天亮前，他就钻到村南大桥下练习讲话。“同志们！社员们！今天开个会！给大家讲几个问题！一！首先！讲国际形势！东风压倒西风！二！讲生产问题！不要逃奸耍滑！不要出勤不出力！三！记工问题！不要做得少！记得多！四！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依靠广大贫下中农！……”
在寂静的清晨雾霭中，他忘乎所以地拉长声给那些桥墩子作报告，锻炼自己的语言能力，真是一大创举，没有毅力的人是不敢亲力亲为的。他的不连贯的呐喊声，惊动了不少早起办事的人，谁都觉得可笑。有人断言：“这人疯了！”、“神经病”、“又不唱戏，吼啥嗓子？”
功夫不负有心人，薛弥关的嘴皮子锻炼的能说会道了。他能在一个问题上由原来的三言两语，拉长到半个小时。后来竟然能滔滔不绝的讲上几个小时。在那“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时代，劳累了一天的社员们，常常被他的讲话弄得精疲力竭，他在上边讲话，社员们在下边丢盹，实在熬不住了，纷纷退出会场，回家睡觉去了。他本来眼睛不好使，仍然得意洋洋地眯缝着眼在高谈阔论。会场内鸦雀无声，他还以为社员们在专心听讲呢，直到下半夜，口干舌燥了，需要补充水分了，才发现人们都走光了，他只能叹着气说：“娘的，牛都跑了，还弹啥琴哩！”
薛弥关的仕途并不一帆风顺，他也有过倒霉的时候。文化大革命中，他被红卫兵小将五花大绑起来押上街头游斗，脖子上挂着“现行反革命”的牌子，属于“被打倒又踏上一万只脚”的“阶级异己分子”。
事情出自吕耕田的偶然发现，苟成艮的检举揭发。因为薛弥关之前曾在村中间那个快要倒塌的碾房墙壁上，用没烧过的木炭写过一首讽刺贫富差别大、社会不公平的顺口溜：“石碾隆隆响，粗细自然分，富食米和面，穷吃皮和糠。”
在今天看来，字里行间并无什么大不敬之意，而在当时，却被吕耕田他们解读为“反诗”。吕耕田说：“俺早发现了，就是找不到写这反诗的人是谁，要不是苟成艮同志揭发出来，差一点被薛弥关这个十恶不赦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蒙混过去。你们想，现在是集体化了，社会主义了，咱们都干一样的活儿，分同样的粮食，吃同样的饭菜，谁穷了？谁富了？这不是有意诋毁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吗？”
红卫兵司令金大浪说：“证据在那儿摆着，罪名成立，斗狗日的！”
于是乎，薛弥关被无产阶级专政了，声讨薛弥关的大字报雪片似的贴在大街上。奇怪的是每每清早起来，昨日的大字报被另一派的大字报覆盖住了，写得满满当当的尽是夸赞薛弥关、为薛弥关鸣冤叫屈的内容。两派的交织恶斗，可把薛弥关弄惨了，他不知道该向着谁说话，只有装聋作哑，一言不发。就那么回事儿，斗来斗去，那堵写着反诗的土墙雨后倒塌了，再也拿不出新的证据了，薛弥关被“挂起来了”。那时候一说“挂起来了”就等于没事了。
村里一帮青年人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排演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革命小将们点名叫薛弥关扮演反面人物座山雕，薛弥关白天仍在接受劳动改造，晚上到大队部排练节目，他像个没事人似的，谈笑自若、模仿到位，演得十分逼真。这中间他抽时间写了不少心得体会，抒发自己内心的痛苦与彷徨。
在一次文艺汇演中，他的心得笔记本，被县文化馆馆长看过了，馆长说他是一颗被埋在土里的珍珠，从此他的好运来了。很快，他成了被挂起来的人中第一个被解放出来的当权派。很快又站出来，回到领导岗位。
那时候，社员们搞点小偷小摸，是常有的事。他可不像苟成艮那样，抓住男的，打两嘴巴子，臭骂一顿；抓住女的，拉进青纱帐“私了”完事。而是必须在大队部高音喇叭上做检查、下保证，认罪认罚。而且不分亲疏，一视同仁，不留情面。因此，贼发生盗事件明显减少，学雷锋做好事的人明显增加。他被公社树为典型。运气来了，挡也挡不住，他又赶上了亦农亦商的好机会，被抽调到其它地方工作，二年后，由于工作出色，转为国家干部，真是一步登天。
他被分派到多山县偏远的松柏坡公社工作。权位有了，权威有了，大山深处，没有那么多阶级斗争，有的是漫山遍野的大森林，廉价的木材，珍贵的药材。贫困但倔强的山汉们，只知道靠山吃山，不理会谁是他们的父母官。你要木材吗？俺们有的是力气。就这样，他的两个小舅子在他的庇护下，半夜三更到他管辖的地盘倒运木材，沾了大光，发了大财。短短几年，原来出名寒酸的薛弥关，一下子鸟枪换炮了。土窑洞变成了青砖大瓦房，儿女们都进了重点学校，那生活真真是蒸蒸日上。
一步顺，步步顺，他又碰上一位比他更爱才（财）的上司，他被调到县法院当了副院长，成了国家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虽然政绩平平，却能给儿女们疏通就业门路，儿子毕业后到省城省城上班了，女儿守着他不离本法院工作了。亲家也是法律部门的同事。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两个游手好闲的小舅子，在他的光环下，干起了更赚钱的勾当——贩卖人口。
从前倒卖木材，被交警抓住了，有姐夫出面说情，顶多丢下几根木料，开车走人，安然无事。若贩卖人口，在本乡本土，有姐夫罩着，也安全无虞。钱多了，路广了，胆子大了，他们认为，只要有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人常说“久走冰河，没有不被滑倒的”，小舅子干那些伤天害理的事，远远超出了姐夫的势力范围，在某省被抓，锒铛入狱。姐夫使出了浑身解数，拜托了一切关系，疏通渠道，妄图把小舅子押解到本地方审理，花钱脱罪。不料碰上个不食人间烟火、油盐不进的外省法官：“哪里犯罪，哪里结案！”。姐夫爱莫能助了，声名狼藉了，不得不退下来了。
薛弥关被弄得颜面扫地，昔日的辉煌不复存在，他是个不愿寂寞的人，管不了人了，管管泥胎总没错吧？他热衷于佛教文化，是良心发现？是消弭罪孽？还是看中了“阿弥陀佛”的佛法三藏？反正这种善举没错。不犯法，不挨骂，不用担惊受怕。人们出钱修庙是自愿的，又没有谁逼迫谁，钱用在修庙上，用多用少都算在那些泥胎上，泥胎又不知自身价值几何，良心账而已！
人们说薛弥关变了，是变善了？还是蜕变了？谁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