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马蒂亚?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1953年森在印度完成大学学业后赴剑桥大学就读，1959年取得博士学位。森曾执教于伦敦经济学院、牛津大学、哈佛大学等着名学府，曾任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拥有托马斯?威廉?拉蒙特校级教授头衔。他曾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写过人类发展报告，当过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的经济顾问。福利经济学试图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根据社会公众的生活状况来评估政府的经济政策是否得当。阿玛蒂亚穷其一生致力于这一研究，并因此而被称作“经济学界的良心”。
一、人物经历
1933年3月，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出生在印度孟加拉的圣蒂尼克坦，地点在罗宾德罗纳特·泰戈尔创立的国际大学校园内。他的外祖父是研究中世纪印度文学的着名学者，也是一位印度教哲学权威，与泰戈尔过从甚密。阿马蒂亚这个名字就是诗翁泰戈尔为他取的，意为“永生”。
他的父亲在达卡大学（在今孟加拉国）教授化学。浸染在周围浓厚的学术氛围当中，据他后来回顾，未来的人生道路似乎除了矢志向学，教书为文，辗转于世界各地的大小校园之间， 想不出还会是别的什么样子了。
森幼承家学，发蒙很早，而后来的初等和中等教育，则主要完成于泰戈尔建立的学校。这里课程设置丰富，充分反映了泰戈尔在文化上兼收并蓄的思想。学校的教育理念也很先进，那就是着重启发和培养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而对于在考试成绩上争强好胜，希望因此而出人头地的表现，则从不鼓励。这种教育理念对他影响至深，使他毕生受用。他在青少年时期爱好广泛，17岁以前志趣几变，曾游移在梵语、数学、物理等不同专业之间，最后终于被经济学所吸引，不再旁骛。不过，毕生从事教学和研究的意愿，则从未变过。
离开圣蒂尼克坦后，1951年，他进入加尔各答管区学院，专修经济；1953年离印赴英，进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继续深造，并于1959年获得博士学位。
此后，他相继在印度德里大学经济学院、伦敦经济学院、牛津大学万灵学院、哈佛大学等高等学府任教，教授经济学和哲学等。1998年，他被三一学院选为院长，复回剑桥，主持学政。2003年以后，他又返回哈佛工作。他担任过一些重要的学术组织，如美国经济协会、经济计量学协会和国际经济协会的主席，也曾在国际事务中起过重要作用，如担任联合国秘书长的经济顾问，以及帮助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编制人类发展报告等。
1952年18岁的时候，他曾罹患口腔癌，在加尔各答进行了大剂量的放射治疗。当时距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不过7年，对于这一疗法的长期效果依然认识不足。大剂量放射虽然消灭了口内的癌细胞，但也破坏了他的硬腭骨骼。在后来的近20年内，他一直面临着癌症复发和骨骼坏死的潜在威胁。1971年他赴伦敦经济学院工作。在伦敦他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住进医院，进行彻底诊治。医生为他做了近7个小时的整形手术，当他从麻醉状态中醒来时，已是凌晨4点。他急于知道自己的癌症是不是复发了。但是值班护士告诉他，结果得等到9点大夫查房时，才能宣布。他变得紧张起来。护士感到了他的惶惑不安，似乎想说些什么，但欲言又止。最后还是同情心起了作用，她对他说：“他们夸你好呢。”他知道这样的话意味着什么，于是如释重负，安然睡去。此后，每当他在研究工作中，打算通过人民的健康水准，来判断一个社会的优劣时，他总会想起那位善良的护士小姐，把她对待病者的仁爱态度视为基准。
阿马蒂亚·森有过三次婚姻经历。他的第一个妻子纳巴尼塔·黛乌是一位诗人、小说家和文学批评家，是当代最受欢迎的孟加拉语作家之一，常有诗人带着自己的作品当面给她朗读，征求她的意见。早年她还同森一起研究过《罗摩衍那》等梵语史诗的风格和创作特点等问题。他们的婚姻在1971年去伦敦后结束。1973年森同爱娃·科洛尔尼结婚，她的双亲都是犹太人。科洛尔尼学法律、哲学和经济学，为人深具道义精神，善于理性思考。她在1985年因胃癌溘然去世。他的第三个妻子埃玛·乔治娜·罗思柴尔德是一位经济史专家，做过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历史和经济学中心主任。
森研究经济学的重要动机之一，是帮助他的祖国印度摆脱经济贫困，走向繁荣。为此，他曾经选择经济发展问题作为他的主攻方向之一。
他在1971年离开印度，辗转于欧美各着名学府，但始终和国内的大学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尤其是他曾经工作过的德里大学。他一直是该大学的荣誉教授。为了学术活动，也出于自己的爱好，他始终过着带有游历性质的生活。剑桥毕业以后，他便常回印度，从来没有半年不归的情况。他也一直保持着印度国籍。这样的好处之一是保证了他对于国内公众事务的发言权。
阿马蒂亚·森研究范围广泛，除经济发展外，在福利经济学、社会选择理论等方面着力尤多，成就斐然。他已经出版了《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理性与自由》、《以自由看待发展》、《身份认同与暴力》、《经济发展与自由》、《集体选择和社会福利》、《论经济上的不平等》、《伦理学和经济学》、《自由、合理性与社会抉择》等十几部专着，其中前五种已经出版汉译本。
为了表彰他在福利经济学和社会选择理论研究上的突出贡献，以及他对于社会最贫穷成员所面临问题的关心，瑞典皇家科学院将199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他。
他在1970年出版的专着《集体选择和社会福利》影响深远。该书就个人权利、多数裁定原则、有关个体状况资料的有效性等做了着重论述，意在促使研究者将注意力集中在社会基本福利问题上。他设计了若干方法，用以测算贫穷的程度，算后所得的数据，可以为改进穷人的经济状况提供有效的帮助。他关于饥荒原因的着作尤负盛名。他的研究成果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为有效地防止或减轻食物短缺带来的后果提供了实际的解决方法。
二、成就贡献
1、解决“投票悖论”
阿马蒂亚·森对公共选择理论的四项主要贡献之一，是解决了名为”投票悖论“的问题。这问题可以用包括三个人物和三项选择的例子来解释。假设人物1选择是a，其次是b，最后是c；人物2的选择顺序是b、c、a；人物三是c、a、b。他们的选择可以表示为：就人物1和3的组合而言，a的选票多于b；但在人物1和2之间，b的选票多于c；在人物2和3之间，c的选票多于a。这里出现一种投票悖论，破坏得多数票者获胜的规则。投票悖论对公共选择问题显然是一种固有的难题，所有公共选择规则都不能避开这个问题。
阿马蒂亚·森建议的解决方法实际上非常简单，假设将人物1的选择中a和b的项目互掉如下：3－cab，2－bca，1－bac。现在b胜过c（人物1和2），c胜过a（人物2和3），而b也胜过a（人物1和2），投票悖论已告消失，惟有b获得大多数票而获胜。阿马蒂亚·森在以上的例子中察觉，所有人物均同意a项并非最佳。因此，理应可将这种论证伸展至符合以下三种条件中任何一种选择模式：（1）所有人物同意其中一种选择不是最佳，（2）同意某一项不是次佳，或（3）同意某一项不是最差。至于有四项或四项以上的选择情况时，每个包括三项选择的子集合须符合这三种条件之一。这就是阿马蒂亚·森着名的价值限制理论，它产生的结果是得大多数票者获胜的规则总是能达成唯一的决定。
2、引入“个人选择”（也称运气均等主义）
他的第二个主要贡献，就是引入了个人选择的概念，令公共选择理论内容更丰富。除了社会上可供选择的元素外（譬如政府的税收政策），他引入私人方面的元素（譬如个人利得）。私人元素的排列全由这些元素的拥有人来评估，这种情况与社会元素是有所不同的。他证明了，在尊重个人权益与做出集体决定之间，有基本的矛盾存在。换言之，没有一个集体决议机制能与尊重个人并存。
3、挑战“不可能定理”
阿马蒂亚·森克服了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罗的不可能定理衍生出的难题，在这方面充分显示出他的睿智。
为了解决阿罗不可能定理，学术文献主要提出了两种处理方法，而阿马蒂亚·森对这两种方法均具贡献。其中一种方法是，就阿罗所定出的四个假设（公理），逐一地加以放宽，并考察放宽的后果。这些公理本身没有什么不好，但更好的做法是增加它们的信息内容。阿罗假设不可将不同人之间的满足程度互相比较，但阿马蒂亚·森却引入满足感的可度量性和可比较性。他及其他学者证明了，如果可具备更多的信息，实在可以扩展合理的社会福利函数的范围。一旦个人的满足水平可视为人际间可比较的，则你已可以做出不同种类的社会评价。
4、论争传统
《惯于争鸣的印度人》是阿马蒂亚·森的一部论文集，讨论的问题广泛涉及印度的社会、文化，历史、哲学、宗教、政治、教育、文学等很多方面。这部书的专业性虽然不那么强，但仍旧不乏作者撰写学术着作所一贯具有的文雅之风和雄辩之气。全书分作四编，各有四篇文章，书名所用的，便是第一编第一篇的篇名。如此冠题书名，显然表明森对于印度人“争鸣”传统的重视非同一般。而这种重视，当然自有缘由：在他看来，争鸣的存在，固为民主政治的特征之一；若问源流，则争鸣也是民主政治的滥觞。依照印度人的经验，他为我们展示出这样的社会发展逻辑：争鸣——宽容——民主政治。
5、饥荒问题研究
森对于饥荒问题所做研究的成果，集中体现在他出版于1981年的《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一书中。在这部书里，他向从未遭到质疑的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这种观点认为造成饥荒最重要的原因无非是食物短缺，故往往发生在旱灾或洪涝灾害之后。通过对1940年以来发生在印度、孟加拉和非洲撒哈拉等贫穷国家和地区数起灾荒的实证研究，他发现事实并非如此简单。例如1974年孟加拉国饥荒，就是由于当年该国发生水灾引起食物价格飞涨，农业工人的就业机会急剧减少，收入大幅降低，使得他们无力购买粮食，从而陷入饥饿境地造成的。他认为，要想彻底弄清饥荒的形成机制，必须仔细分析不同的社会经济因素如何影响不同的社会经济群体，进而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致使某些群体连果腹这样应得的基本社会福利都无法获得。
6、民主问题研究
阿马蒂亚·森深切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民主究竟是什么？”
他在他的长文《作为普世价值的民主》中自己设问，并力图做出尽可能圆满的回答。民主作为一种制度，自然是和社会政治生活密切相关的。但是，他指出，“我们不可把民主等同于多数人统治”，当然更不能等同于少数人包打天下，多数人集体失声的伪“多数统治”。在他看来，“民主有着必须满足的复杂要求，其中当然包括投票选举和尊重选举结果，但同时也应该保障独立自主和个人自由，尊重法律赋予的权利，容许自由讨论，撤销针对新闻传播和公正评论的政府检查。如果不同的政治派别不能得到充分的机会以表达各自的立场，或者选民不能享有获得消息以及考虑竞选领袖观点的自由，选举即使举行了，也不免存在重大缺陷。民主是一种需要满足多种要求的制度，而不仅仅是在隔绝状态下运作的机械性规定（如多数人统治）”。森认为民主政治的优越性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人民获得了行使公民权和参政权的保障，它们是作为社会存在的所有个体为寻求良好生活所必需的固有权利。第二，在效用上，它能够促使政府倾听人民的声音，注意他们的政治要求。第三，民主的实施，使公民获得了彼此沟通和互相理解的机会，从而有助于社会形成其价值观念，确定其不同时期所应优先处理的不同问题。这三个方面分别体现了民主内在性的、工具性的和建设性的价值。这样的民主，正是不伤天，不害理，不侵犯任何人，却能使所有人摆脱恐惧，享受安定生活的保证。
因此，森坚定地认为，民主具有普世价值，应为人类社会的任何成员所天生享有。
三、来华访问并做学术报告
2016年2月25日，哈佛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访问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并在“构建包容高效的国际发展援助与合作体系”国际研讨会上发表主旨演讲。
在演讲开始前，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孙祁祥教授代表东道主致欢迎辞。主旨演讲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刘民权教授主持。
在演讲中，森教授首先表达了再次来到北京大学进行学术交流的喜悦之情，同时也表达了对即将由我国主办G20峰会的热切期待。他指出，中国能够很好地将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资源充分调动起来为社会服务，其发展经验值得世界借鉴，“中国是了不起的！”森教授系统梳理和回顾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之路，特别强调了重视教育对于中国成功所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阿玛蒂亚·森教授对未来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满怀信心，认为不能用中等收入陷阱来解释中国经济的放缓。最后，森教授特别强调，如何将经济增长转化为社会进步是一个值得不懈深入思考的问题，而文化因素在社会发展中也扮演着不可轻视的作用。在问答环节，阿玛蒂亚·森教授还就现场听众提出的中等收入陷阱、南南合作等相关问题表达了自己的见解。
在演讲结束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章政教授为阿玛蒂亚·森颁发了经济学院特聘教授聘书。在授聘仪式上，章政教授总结了森教授的学术贡献。他谈到，阿玛蒂亚·森教授是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被称为经济学界的良心和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的学术研究涉及经济学、道德哲学、政治学等多个领域，而且在这些领域都做出了巨大贡献。鉴于森教授在学术领域的杰出贡献，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决定授予阿玛蒂亚·森特聘教授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