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
子曰：“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论语?子罕》中这句看似平实的自述，如同一面镜子，清晰映照出孔子在不同社会角色中的行为准则与修身追求。初读时，或许只觉是孔子对日常言行的简单总结，可当我们走进春秋时期的社会伦理框架，回望孔子一生 “克己复礼” 的实践轨迹，便会发现，这短短二十余字背后，藏着一位先哲对 “忠”“孝” 伦理的坚守、对社会责任的担当，更藏着对自我欲望的克制与对道德底线的守护。这种处世与修身的智慧，历经两千多年岁月沉淀，依旧能在当今复杂的社会关系与多元的生活诱惑中，为我们指引方向，成为为人处世的重要准则。
一、春秋伦理背景：“事公卿” 与 “事父兄” 的社会根基
要真正理解孔子这番话的深意，首先需回到春秋时期的社会伦理体系中，厘清 “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 所依托的 “家国同构” 社会结构与 “忠孝一体” 伦理观念。在春秋时期，周王朝以 “宗法制” 为核心构建社会秩序，周天子既是天下共主，也是姬姓宗族的大家长，诸侯国则是由宗族分支发展而来的政治实体，形成了 “家” 与 “国” 紧密相连的 “家国同构” 格局。在这种结构下，个人的社会角色与伦理责任高度统一 —— 在家中对父兄尽 “孝”，在朝堂对君主、公卿尽 “忠”，“孝” 是 “忠” 的基础，“忠” 是 “孝” 的延伸，二者共同构成了春秋时期核心的伦理规范。
“出则事公卿” 中的 “出”，指离开家庭，进入朝堂或公共领域；“事公卿”，即侍奉诸侯、卿大夫等上层统治者，履行作为臣子的职责。在春秋时期，“士” 阶层是连接 “家” 与 “国” 的重要纽带，他们既是家族的重要成员，也是朝堂的后备官员。对于士阶层而言，“事公卿” 并非单纯的谋生手段，而是承载着 “治国平天下” 的政治理想与 “忠君报国” 的伦理责任。当时的 “事公卿”，要求臣子不仅要服从上级命令，更要以 “道” 事君 —— 若君主、公卿的行为符合 “礼” 与 “仁” 的准则，便尽心辅佐；若违背道义，则需 “以道谏君”，甚至在必要时 “弃官而去”，坚守道德底线。孔子一生周游列国，多次在各国公卿手下任职，始终以 “仁政”“礼治” 的理念辅佐君主，正是对 “事公卿” 伦理责任的践行。
“入则事父兄” 中的 “入”，指回到家庭内部；“事父兄”，即侍奉父亲、兄长，尽 “孝” 与 “悌” 的责任。在宗法制社会中，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孝悌” 是维系家庭秩序与宗族凝聚力的核心伦理。“孝” 针对父子关系，要求子女尊重父亲、赡养父亲、继承父亲的意愿与家族的传统；“悌” 针对兄弟关系，要求弟弟尊重兄长、帮助兄长、维护兄弟间的和睦。《诗经》中有 “恺悌君子，民之父母” 的诗句，可见 “孝悌” 不仅是家庭内部的伦理规范，更被视为君子修身的基础与治国理政的前提 —— 只有在家中尽孝悌，才能在朝堂上尽忠，才能以仁爱之心对待百姓。孔子曾说：“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足见 “事父兄” 的孝悌伦理在孔子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春秋末期，虽然周王室衰微、礼崩乐坏，但 “家国同构” 的社会结构与 “忠孝一体” 的伦理观念并未完全崩塌，仍是士阶层普遍认同的行为准则。孔子的 “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正是对这一传统伦理的继承与强调，他希望通过自己的言行示范，引导弟子与世人坚守 “忠孝” 伦理，重建社会秩序与道德规范。
二、“出则事公卿”：以道事君的责任与坚守
“出则事公卿” 看似简单的五个字，背后却蕴含着孔子对 “臣道” 的深刻理解 ——“事公卿” 并非盲目服从，而是以 “道” 为准则的责任担当。在孔子的认知中，臣子与公卿之间并非单纯的依附关系，而是 “以道相合” 的合作关系：臣子需以 “仁”“礼” 的理念辅佐公卿，推动政治清明；公卿需以 “贤”“德” 的标准任用臣子，采纳合理建议。这种 “以道事君” 的理念，贯穿了孔子一生的从政经历，成为他 “事公卿” 的核心准则。
（一）坚守原则：不合道则不仕
孔子一生多次有机会在各国公卿手下担任高官，但若公卿的政治主张与自己的 “仁政”“礼治” 理念相悖，他便会毫不犹豫地拒绝或离开，绝不因名利而放弃原则。鲁定公时期，孔子曾在鲁国担任大司寇，辅佐鲁定公推行改革，试图削弱贵族势力、恢复周礼秩序。但后来，鲁定公沉迷于享乐，接受齐国送来的美女与良马，不再采纳孔子的建议，孔子深知鲁定公已偏离 “道” 的方向，于是毅然离开鲁国，开始周游列国。在卫国，卫灵公虽然给予孔子丰厚的俸禄，却只将他当作 “贤士” 装点门面，从不让他参与实际政治，更不推行 “仁政”，孔子不愿做 “尸位素餐” 的臣子，最终也离开了卫国。
孔子曾说：“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 又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在他看来，“事公卿” 的前提是 “邦有道”—— 只有君主、公卿遵循道义，臣子才有尽忠的意义；若 “邦无道”，臣子既不能同流合污，也需学会保护自己，避免因坚守原则而受到迫害。这种 “不合道则不仕” 的态度，并非消极避世，而是对 “臣道” 的坚守，是对政治理想的执着。
（二）尽心辅佐：以道谏君的担当
当遇到能够接受自己理念的公卿时，孔子便会尽心辅佐，以 “道” 谏君，推动政治改革。在鲁国担任大司寇期间，孔子曾主持 “堕三都” 行动 —— 当时鲁国的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三家贵族，在自己的封地修筑了高大的城墙，拥有私人武装，严重威胁到鲁国君主的权力与国家的统一。孔子认为这违背了周礼秩序，于是向鲁定公建议拆除三家的城墙，得到鲁定公与季孙氏的支持。在 “堕三都” 的过程中，孔子亲自制定计划、协调各方，虽然最终因孟孙氏的反对而未能完全成功，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贵族势力，展现了他 “以道事君” 的担当。
在周游列国期间，孔子也多次以 “道” 谏君。在陈国，陈湣公向孔子询问治国之道，孔子回答：“政在节财。” 建议陈湣公减少赋税、节约开支，减轻百姓负担；在楚国，楚昭王向孔子询问如何处理君臣关系，孔子回答：“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强调君主与臣子之间应相互尊重、以道相待。虽然这些建议大多未能被君主完全采纳，但孔子始终坚持以 “道” 谏君，不迎合、不妥协，用自己的言行诠释了 “事公卿” 的责任与担当。
（三）注重能力：提升素养以尽臣责
孔子认为，要想真正 “事公卿”、尽臣责，不仅需要坚守原则、勇于担当，还需具备相应的能力与素养。因此，他十分注重培养弟子的政治才能，教授他们 “礼”“乐”“射”“御”“书”“数” 六艺，其中 “礼”“乐” 是修身与治国的道德基础，“射”“御” 是军事与外交的实用技能，“书”“数” 是行政与管理的基本工具。孔子曾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意思是，即使熟读《诗经》，若不能将其运用到政治实践中，不能在外交场合独立应对，读再多也没有意义。这种注重 “学以致用” 的教育理念，正是为了让弟子们具备 “事公卿” 的能力，能够在朝堂上真正发挥作用。
孔子自己也具备丰富的政治才能与实践经验。他熟悉周礼制度，能够熟练主持祭祀、朝聘等重要礼仪活动；他了解民情，能够提出符合百姓需求的政策建议；他善于协调各方关系，能够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推动改革。这些能力与素养，让他在 “事公卿” 的过程中，能够真正为君主、公卿出谋划策，为国家与百姓谋福祉，成为后世臣子的典范。
三、“入则事父兄”：孝悌为本的家庭伦理与修身根基
“入则事父兄” 是孔子对家庭伦理责任的概括，其中蕴含的 “孝” 与 “悌”，不仅是家庭内部的行为规范，更是孔子 “仁” 学思想的基础与君子修身的起点。在孔子看来，一个人只有在家中对父兄尽孝悌，才能在社会上对他人有仁爱，在朝堂上对君主尽忠，因此，“事父兄” 是君子修身的根本所在。
（一）孝：敬养结合的父子之道
孔子所说的 “孝”，并非单纯的物质赡养，而是 “敬” 与 “养” 的结合 —— 既要在物质上赡养父亲，更要在精神上尊重父亲，理解父亲的意愿，继承父亲的品德与家族的传统。孔子曾与弟子宰我讨论 “三年之丧” 的礼仪，宰我认为三年守丧时间过长，影响生产与生活，孔子则反驳说：“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在孔子看来，“三年之丧” 不仅是对父亲的哀悼，更是对父亲养育之恩的回报 —— 子女出生后，需要三年才能脱离父母的怀抱，父母对子女的爱与付出如此之多，子女为父亲守丧三年，是理所应当的。这种 “敬养结合” 的孝，强调的是子女对父亲的感恩与尊重，是精神层面的情感共鸣，而非单纯的物质义务。
孔子还强调，“孝” 不仅要在父亲生前尽孝，更要在父亲死后 “追思”—— 通过祭祀、传承家风等方式，让父亲的品德与家族的传统得以延续。他曾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意思是，祭祀祖先时，要像祖先真的在面前一样恭敬，这种恭敬并非迷信，而是对祖先的缅怀与尊重，是 “孝” 的延伸。孔子晚年回到鲁国后，十分重视家族祭祀，通过祭祀活动，向弟子与家人传递 “孝” 的理念，强调家族文化的传承。
（二）悌：和睦互助的兄弟之情
“悌” 是孔子家庭伦理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指弟弟对兄长的尊重、帮助与和睦相处。在宗法制社会中，兄长往往承担着协助父亲管理家庭、教育弟弟的责任，因此，弟弟对兄长的 “悌”，不仅是兄弟间的情感维系，更是维护家庭秩序与宗族稳定的重要保障。孔子曾说：“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 意思是，君子若能厚待亲人（包括兄长），百姓就会兴起仁爱的风气；若不遗弃老朋友，百姓就不会淡薄情义。可见，“悌” 不仅是家庭内部的伦理规范，更对社会风气有着重要的影响。
孔子的弟子中，子路以 “悌” 着称。子路性格直率，对兄长十分尊重，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会首先想到帮助兄长。孔子曾多次赞扬子路的 “悌”，认为他的行为符合君子的标准。在孔子看来，“悌” 的核心是 “和睦” 与 “互助”—— 兄弟之间应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不争夺家产，不相互猜忌，共同维护家庭的和谐与稳定。这种 “悌” 的伦理，在当今社会依然具有重要意义，它提醒我们要珍惜兄弟之情，重视家庭和睦，以家庭的和谐促进社会的和谐。
（三）孝悌为仁本：家庭伦理与修身的统一
孔子认为，“孝悌” 是 “仁” 的根本所在，一个人若不能尽孝悌，便不可能有真正的 “仁”。他曾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意思是，君子应致力于根本，根本确立了，“道” 也就产生了；孝悌，就是 “仁” 的根本。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仁” 是最高的道德准则，而 “孝悌” 则是实现 “仁” 的起点 —— 一个人首先在家中对父兄尽孝悌，培养起仁爱之心，然后将这种仁爱之心推广到他人、到社会、到国家，最终实现 “仁者爱人”“天下归仁” 的理想。
这种 “孝悌为仁本” 的思想，将家庭伦理与个人修身、社会治理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了 “修身 — 齐家 — 治国 — 平天下” 的逻辑链条。在孔子看来，修身是基础，而修身的起点是齐家（尽孝悌）；只有齐家，才能治国（事公卿）；只有治国，才能平天下（实现天下有道）。这种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中君子修身与治国理政的重要指导原则。
四、“丧事不敢不勉”：敬畏生命的礼仪与责任
“丧事不敢不勉” 中的 “丧事”，指为亲人或他人办理丧葬事宜；“不敢不勉”，即不敢不努力、不敢不尽心。在春秋时期，丧葬礼仪是周礼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对逝者的哀悼，更是对生命的敬畏、对伦理亲情的维护与对社会秩序的彰显。孔子 “丧事不敢不勉” 的态度，体现了他对丧葬礼仪的重视，对生命的尊重，以及对他人情感的关怀。
（一）丧葬礼仪：生命敬畏与伦理传承的载体
在周代，丧葬礼仪有着严格而复杂的规范，从逝者去世后的 “复”（招魂）、“敛”（穿衣入棺），到出殡、下葬，再到之后的 “丧期”（守丧）、“祭祀”，每一个环节都有明确的规定。这些礼仪并非形式主义的繁琐程序，而是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复” 体现了对逝者生命的眷恋与不舍；“敛” 体现了对逝者身体的尊重；“丧期” 体现了子女对父母的感恩与缅怀；“祭祀” 体现了对逝者的追思与家族文化的传承。
孔子一生都十分重视丧葬礼仪，不仅自己严格遵守，还教育弟子要重视丧事。他曾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意思是，父母生前，要以礼侍奉；父母死后，要以礼安葬，以礼祭祀。在孔子看来，丧葬礼仪是对父母养育之恩的最后回报，是 “孝” 的重要体现，因此必须 “不敢不勉”。当弟子颜回去世时，孔子悲痛欲绝，虽然颜回家境贫寒，孔子仍坚持按照礼仪为颜回办理丧事，甚至想卖掉自己的马车为颜回买椁（外棺），足见他对丧葬礼仪的重视。
（二）“不敢不勉”：尽心尽责的态度与情感关怀
“不敢不勉” 不仅是对丧葬礼仪形式的遵守，更是对逝者与家属情感的关怀。在办理丧事的过程中，“勉” 意味着要尽心尽力地安排好每一个细节，让逝者能够 “入土为安”，让家属能够感受到安慰与支持。孔子认为，办理丧事时，最重要的是 “哀”—— 要有发自内心的悲伤，而不是表面的敷衍。他曾说：“丧礼，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哀有余也。” 意思是，举办丧礼，与其悲伤不足而礼仪完备，不如礼仪稍有欠缺而悲伤充足。可见，在孔子看来，情感的真诚比形式的完备更重要。
孔子在办理丧事时，始终保持着 “哀” 与 “勉” 的态度。当他的母亲去世时，孔子正在鲁国为官，他立即请假回家，按照礼仪为母亲办理丧事，守丧三年，期间不饮酒、不食肉，全身心沉浸在悲伤之中。在守丧期间，孔子还认真研究丧葬礼仪，将自己的感受与理解传授给弟子，让弟子们明白丧葬礼仪的精神内涵。这种 “不敢不勉” 的态度，不仅体现了孔子对亲人的深情，更体现了他对生命的敬畏与对伦理的坚守。
（三）丧葬礼仪的社会意义：维系秩序与教化人心
在春秋时期，丧葬礼仪不仅具有家庭伦理意义，还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 它是维系社会秩序、教化人心的重要手段。通过丧葬礼仪，人们能够感受到生命的无常与珍贵，从而更加珍惜当下的生活；能够体会到亲情的深厚与重要，从而更加重视家庭和睦；能够理解礼仪的规范与意义，从而更加遵守社会秩序。
孔子重视丧葬礼仪，正是看到了其教化人心的作用。他希望通过丧葬礼仪的推广，让人们在哀悼逝者的同时，反思生命的意义，培养对他人、对社会的责任感，从而实现 “移风易俗” 的目标。在当今社会，虽然丧葬礼仪的形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如从传统的土葬逐渐向火葬、生态葬转变，繁琐的仪式也有所简化，但孔子所强调的 “敬畏生命”“情感真诚” 的核心内涵依然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应继承和发扬这种精神，在办理丧事时，既要尊重传统习俗，又要注重情感的表达，让丧葬礼仪真正成为缅怀逝者、慰藉生者、传承家风的重要载体。
比如，现在许多家庭会在亲人去世后，举办简单而庄重的追悼仪式，通过讲述逝者的生平事迹、播放逝者喜爱的音乐、敬献鲜花等方式，表达对逝者的缅怀之情。这种仪式虽然没有传统丧葬礼仪那么繁琐，却同样充满了真诚的情感，能够让家属在悲伤中感受到温暖与支持，也能让后人了解逝者的品德与精神，传承家族的优良传统。同时，一些地方还推出了生态葬、树葬等新型丧葬方式，既节约了土地资源，保护了生态环境，又体现了对生命 “回归自然” 的尊重，这正是对孔子 “敬畏生命” 理念的现代诠释。
五、“不为酒困”：克制欲望的自律与处世智慧
“不为酒困” 是孔子对自我生活修养的要求，看似简单，却蕴含着深刻的自律精神与处世智慧。在春秋时期，酒是重要的社交媒介，无论是朝聘会盟、祭祀庆典，还是家庭宴饮，都离不开酒。适量饮酒能够增进情感、活跃气氛，但过量饮酒则会让人失去理智、言行失度，甚至引发矛盾与冲突。孔子 “不为酒困” 的态度，体现了他对欲望的克制，对自身言行的严格要求，以及对人际交往分寸的精准把握。
（一）“不为酒困” 的内涵：不被酒所迷惑，保持清醒理智
“不为酒困” 中的 “困”，指被酒所迷惑、所困扰，失去自我控制能力。孔子所说的 “不为酒困”，并非反对饮酒，而是强调饮酒要适度，不能因酒误事、因酒失德。他曾说：“唯酒无量，不及乱。” 意思是，饮酒没有固定的限量，但不能喝到迷乱失态的程度。这句话既体现了孔子对饮酒的包容态度，也明确了饮酒的底线 —— 无论饮多少，都要保持清醒的理智，不做出违背礼仪、违背道德的事情。
在春秋时期的社交场合中，饮酒失态的现象时有发生。有的卿大夫在朝聘会盟时，因饮酒过量而言语不当，损害国家尊严；有的士人在家庭宴饮时，因醉酒而与家人发生争吵，破坏家庭和睦。孔子对此深感不满，他认为，饮酒本是为了增进情感、促进和谐，若因酒失度，则违背了饮酒的初衷。因此，他始终严格要求自己 “不为酒困”，在各种饮酒场合中，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言行得体、举止有度，为弟子们树立了榜样。
（二）“不为酒困” 的本质：对欲望的克制与自我修养的体现
“不为酒困” 的本质，是孔子对自身欲望的克制，是自我修养的重要体现。在孔子看来，人都有欲望，如食欲、酒欲、名利欲等，适度的欲望是人之常情，但如果不能克制欲望，任由欲望泛滥，则会陷入困境，甚至走向堕落。因此，他十分重视 “克己” 的修养方法，主张 “克己复礼为仁”，通过克制自己的欲望，让自己的言行符合 “礼” 的规范，最终实现 “仁” 的境界。
“不为酒困” 正是 “克己” 修养在生活中的具体实践。酒能让人放松身心，也能让人迷失自我，能否在饮酒时保持克制，是对一个人自我修养的重要考验。孔子通过克制自己的酒欲，不仅避免了因酒误事、因酒失德，更锻炼了自己的意志力，提升了自我修养的境界。他曾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意思是，君子说话要谨慎，做事要勤勉。“不为酒困” 正是 “讷于言” 的重要体现 —— 不因醉酒而胡言乱语，始终保持言语的谨慎与得体。
（三）“不为酒困” 的现代启示：自律让生活更有序
在当今社会，随着物质生活的丰富，人们面临的诱惑越来越多，如酒、烟、网络游戏、奢侈品等，若不能保持自律，很容易陷入欲望的陷阱，影响生活质量与个人发展。孔子 “不为酒困” 的自律精神，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 只有学会克制欲望，保持自律，才能让生活更加有序，才能实现个人的成长与进步。
在人际交往中，“不为酒困” 的自律精神尤为重要。现代社会的社交场合中，酒依然是重要的媒介，但过量饮酒不仅会损害身体健康，还可能因言行失度而影响人际关系。因此，我们应学习孔子 “不为酒困” 的智慧，在饮酒时把握分寸，保持清醒的理智，不强迫他人饮酒，也不勉强自己过量饮酒，让饮酒真正成为增进情感的方式，而非破坏关系的导火索。
在个人生活中，“不为酒困” 的自律精神也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管理自己的生活。比如，有些人因沉迷网络游戏而熬夜，影响身体健康与工作学习；有些人因追求奢侈品而过度消费，导致经济压力过大。这些都是缺乏自律、放纵欲望的表现。我们应借鉴孔子的自律精神，学会克制自己的不良欲望，合理安排时间与金钱，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让生活更加充实、有序、有意义。
六、“何有于我哉”：谦逊自谦的态度与不断进取的精神
“何有于我哉” 是孔子对自己上述行为的自我评价，字面意思是 “这些事情对我来说有什么困难呢”，但深入理解便会发现，这句话背后蕴含着孔子谦逊自谦的态度与不断进取的精神。在孔子看来，“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 这些行为，都是君子应尽的基本责任与义务，是 “礼” 与 “仁” 的基本要求，并非什么高深莫测的难事，因此，他用 “何有于我哉” 来表达自己的谦逊 —— 不将这些行为视为自己的特殊优点，而是将其作为君子修身的基本标准。
（一）“何有于我哉” 的谦逊：不居功自傲，保持低调
孔子一生致力于传播 “仁” 与 “礼” 的思想，在从政、教学、修身等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但他从不居功自傲，始终保持谦逊的态度。他曾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意思是，三个人同行，其中必定有人可以做我的老师。我选择他好的方面向他学习，看到他不好的方面就对照自己改正自己的缺点。这种谦逊好学的态度，贯穿了孔子的一生。
“何有于我哉” 正是孔子谦逊态度的体现。他将 “事公卿”“事父兄”“办丧事”“不为酒困” 这些符合君子标准的行为，视为自己应尽的本分，不将其作为炫耀自己品德高尚的资本。在他看来，真正的君子，就应该在不同的社会角色中履行自己的责任，在生活中保持自律，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这种谦逊的态度，不仅让孔子赢得了弟子与世人的尊重，也为后世君子树立了谦逊待人、低调行事的榜样。
（二）“何有于我哉” 的进取：以高标准要求自己，不断提升
“何有于我哉” 除了体现谦逊，还蕴含着孔子以高标准要求自己、不断进取的精神。在孔子看来，“事公卿”“事父兄”“办丧事”“不为酒困” 这些行为，虽然是君子的基本要求，但要真正做到尽善尽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用 “何有于我哉” 来反问自己，实际上是在提醒自己，不能满足于现状，要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在履行责任、自我修养的道路上不断前进。
比如，在 “事公卿” 方面，孔子虽然始终坚持 “以道事君”，但他深知，要想真正实现 “仁政” 理想，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在 “事父兄” 方面，他虽然重视孝悌，但也明白，孝悌的内涵博大精深，需要不断学习和实践才能真正领悟；在 “办丧事” 方面，他虽然 “不敢不勉”，但也清楚，丧葬礼仪的精神内涵需要不断挖掘和传承；在 “不为酒困” 方面，他虽然能够保持自律，但也知道，克制欲望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时刻警惕。因此，“何有于我哉” 这句话，既是孔子的自谦，也是他不断进取的动力 —— 激励自己在君子修身的道路上永不停歇，追求更高的道德境界。
（三）“何有于我哉” 的现代价值：谦逊做人，进取做事
在当今社会，孔子 “何有于我哉” 所体现的谦逊与进取精神，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在人际交往中，谦逊的人更容易赢得他人的信任与尊重，能够更好地与他人合作，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在工作学习中，谦逊的人能够看到自己的不足，虚心向他人学习，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与素质。而进取精神则能激励我们不断挑战自我，突破自我局限，实现个人的成长与发展，为社会的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
比如，在企业发展中，那些能够保持谦逊态度、不断进取的企业，往往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华为公司在发展过程中，始终保持谦逊的态度，虚心向国内外优秀企业学习，不断投入研发，提升自己的技术水平；同时，华为也具有强烈的进取精神，不断挑战技术难题，开拓国际市场，最终成为全球领先的通信技术企业。这种谦逊与进取的精神，正是对孔子 “何有于我哉” 思想的现代诠释。
在个人成长中，我们也应学习孔子的谦逊与进取精神。在取得成绩时，不骄傲自满，保持低调，看到自己的不足；在遇到困难时，不灰心丧气，以进取的精神克服困难，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与修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人生的道路上不断前进，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七、结语：传承孔子处世修身智慧，做新时代君子
孔子 “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 的话语，虽然已经过去了两千多年，但其中蕴含的处世准则与修身智慧，却如同璀璨的明珠，历经岁月的洗礼，依旧闪耀着光芒。在当今社会，我们面临着复杂的社会关系、多元的生活诱惑，更需要从孔子的智慧中汲取力量，传承 “忠”“孝” 伦理，坚守责任担当，保持自律谦逊，做新时代的君子。
我们要学习孔子 “出则事公卿” 的责任担当，在工作中坚守原则、尽心尽责，以专业的能力和高尚的品德，为社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要学习孔子 “入则事父兄” 的孝悌情怀，在家庭中尊重亲人、关爱家人，传承良好家风，以家庭的和谐促进社会的和谐；要学习孔子 “丧事不敢不勉” 的敬畏之心，在生活中尊重生命、珍惜情感，以真诚的态度对待每一个生命，传承优秀的丧葬文化；要学习孔子 “不为酒困” 的自律精神，在人际交往和个人生活中，克制欲望、把握分寸，保持清醒的理智和良好的品行；要学习孔子 “何有于我哉” 的谦逊与进取，在成长过程中虚心学习、不断进步，以高标准要求自己，追求更高的道德境界。
愿我们都能以孔子的处世修身智慧为指引，在新时代的征程中，坚守初心、砥砺前行，成为有责任、有担当、有修养、有品德的新时代君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构建和谐美好的社会，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让孔子的智慧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活力，照亮我们的人生之路，也照亮社会发展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