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和韦欢打了一架后，我又连着二十日未曾进宫。
她这回下手真是狠，当时还只是隐隐地痛，等出了宫，回了家，向床上一躺，便觉全身如同散架一般，无处不觉酸胀，自己悄悄揭衣一看，但见腿上腰上都青了好几处，虽未严重到动不得的地步，却也是我有生以来所受过最了不得的伤了。
我真是又气又恨，又拿韦欢没脾气，索性就说心口疼，在家里赖着不肯出去。反正我是个公主，既不要挣钱养家，又不要坐衙视事，亲戚们也没什么来往，除了偶尔被母亲和兄嫂能想起，进宫说说话以外，真是什么正事都没有。这些时候母亲和李睿正好又都忙得很，两人谁也没有传唤过我。至于韦欢，就更不要提了，她不但不来见我，连我遣人给她送东西、捎话的时间，都只肯回几句官样话——若非这三人还曾派人给我赏过几次东西，我真怀疑自己不是出了宫，而是进了屯监、成了孤儿了。
其实那日刚打完架，同韦欢一道去见母亲的路上，她倒是絮絮叨叨地同我说了许多话，大多都是些穿衣吃饭的小事，我虽喜她对我这样关切，可她翻来覆去只有那么几句，想和她说正事罢，一开口，她便道“我心里有数，你不要管”，纯然将我当个孩子看待。
我被她说得心里烦闷，越听便越敷衍，待见她又把宋佛佑、小浪、仙仙几个叫过去，拿出皇后的款好生训了一顿，就更不耐，顶了一句“阿嫂先将自己的事管好罢，我的人，自有我处置，不劳阿嫂过问”，结果就惹得她翻了脸，一路上再没理我不说，到了母亲那里，又明里暗里地提起我的病，母亲顺口便派韦讯带了两个徒弟驻到我家里，不但谢礼供奉都是我出，还在我府内管东管西，一下嫌我房中摆设不好，太过沉闷、不利于养病，一下嫌我院中养的猫狗太活泼，跑来跑去的容易惊到人，听说我在床上躺久了，便派侍儿进来请我出去走走，待我要去院子里活动活动，拉拉弓箭、挥舞木刀时，又说我今年内都不可大动——连独孤绍有一回邀我去慈恩寺看戏，人都请好、场地都包下、宴也设好，却都被他嫌太吵闹止了，独孤绍这厮看见是宫里的御医，还以为我又生了什么了不得的大病，吓得遣人问了好几遍。我再四和她说了我没事，她到底是不敢轻易再来我门上，转而与那帮军汉朋友厮混去了。
我想大约是因为这些乱七八糟的细小事又生出了些怨气，所以虽然心里想念她想念得要死，却依旧只是窝在家中，一些子劲头也没有。
与我的萎靡相反，郑博这些日子忙得脚不点地。
我回来后第二日，李睿便发了敕令，让他作为督造使去重修温泉宫。李睿的意思是此宫既要给母亲居住，便要不计代价，务求奢侈华靡，倘若钱帛上有不够之处，他还可以自内宫府库调拨——只是工期一定要紧，最好今年就能造好，明年年初，便可奉母亲往那里去养老了。
郑博年未及冠，还在弘文馆读书的年纪，骤然接了这样大的差使，又是给自己妻母、当今太后修造，格外认真，每日天不亮就出城，驰驱数十里去离宫，初时傍晚还能赶回来，后来渐渐地便住在那边，三五日才回一次城，倒是常常派人给我书信，字写得都很漂亮，行文也情真意切。
我不喜欢他给我写的那些肉麻话，却很喜欢看他提起离宫的见闻：他是年轻上任，唯恐行差踏错，事事谨慎，连给我的信中也免不了要提些公务，其中又夹杂着许多困惑，有些困惑在我看来极可笑，不过是他公子哥不通民间疾苦罢了，譬如他有一回说属下们心肠很热，他吩咐的事，总是很快就去办，却总是办不好，有时办起来又用力过度。我一看便知，这分明就是底下人欺负他年轻不懂事、敷衍于他，面上装出恭顺的样子，便给他回信说，叫他留心看这些官吏们平常关系如何，分成几派，叫他暗暗地去找一派不得势的聊聊，同时凡事皆设个准章，吩咐了事，便必要立定做到怎样程度，用了若干人力物力，倘若做不到，无论有怎样的借口，都必要恪行赏罚，宁可罚了人，过后再安抚，也不可当众坏了准章。郑博照我说的做了，几日后便气愤地回信说那些人果然是在欺骗他，亏他还觉得他们好云云。我写信的时候其实也多少有些赵括谈兵的意思，待见真有效验，心里也乐滋滋的，更愿意向他出主意了。
郑博见我喜欢，也就渐渐地更多提及公事，不单单是修造，还有离宫附近的风土人情，百姓田亩，以及一切他觉得新奇的事。说得我心动，提过一回，说出城去看他，顺便郊游，谁知他又不让我看，怕我一意任性，那一日还特地赶回城来，劝了许多养生的虚话，又非要和我谈书论字，熬到二更天才依依不舍地出去，次日里又让小僮给我带了许多小玩物进来，什么木制的小水桶、小水井，竹扎的小水车、小纸鸢，还有乱七八糟的花儿草儿之类，用了不知哪里寻来的小竹篓子装了满满两篓。
那些小玩物倒还罢，我倒觉那两个竹篓子极有趣，叫人挂在书房，时时看着，仿佛这样自己也成为一个田家妇，远离了京中尘嚣似的。而这竹篓挂上墙的次日，宫中就有赏赐，韦太子妃派她最得力的宫人七七送了十件金器给我，其中有两件是金打的小竹篓，两件是金制的小风车，要多俗气，便有多俗气。
我当日便叫人把这十件金器都送去熔了，本来想造成一台天尊像，舍去长乐观中，后来想到母亲崇佛，便改了主意，额外添了二十镒黄金，打算造一尊佛像，好在来年为母亲贺寿。
匠人们送第一件佛像样式来时，宫中传来了李晟的死讯。
郑博比我早知道消息，当场便自城外赶回来，陪我入宫。在途中又陆陆续续地向我说起他探来的消息：听说韦欢和我打架当日，有人密告入值宰相，称李晟在路上勾连外官、图谋不轨。宰相自然是不敢自专，火速将此事报给了母亲和李睿。这样大的罪名，无论是与不是，总要派人去查，因此御前商定，命邱神勣前往鞠问。这之后便是废太子不愿被臣下鞠查审问、服毒自尽的故事。至于毒是从哪里来的，死时又到底是怎样情形，却无人知道。
我以为自己既早已知道李晟的结局，便不该难过了。然而真正听到他的死讯，却又觉得心里某处被触动了一般。眼泪默默地流出来，不多，却也不少。心里默默地发堵，不到心痛的地步，却也极不舒服。
那是一条活生生的人命，我这身体的亲哥哥、曾经做过二十年大唐太子的人的命。如今这条命就这样悄无声息地去了，连具体去世的时辰都不知道。
我不知他死时是否安祥，也不知他死前有无怨恨，我只知道，他的命，曾比我和韦欢的命都重要许多。我生下来时，他就已是太子，我们这些幼年的儿女都随父母住在大明宫中，平日活动的地方，不过是紫宸殿附近，辇舆之类，都是多余，无论是大臣、外命妇或是内命妇们过来，都仗着年纪小，可以从容相见、想说话就说、不想说话就不说，礼节之类，亦不甚拘束。
可李晟却不一样。他一个人住在东宫，每次过来，都要带着浩浩荡荡的仪仗，见了人，无论是大臣、宗室还是命妇，都是规规矩矩，该有的威严一点不缺。连我和李睿见他，也要乖乖拜见，小心应答，偶尔淘气时带着他，感觉也不像是同兄长出去，更像是和一位父亲。而我记忆中，他所做过的最出格、最不像皇太子的事，不过是那年在汝州，带着我和李睿去捉鬼。
其实有时候李睿和我畏惧他，更甚于畏惧父亲，因为父亲在我们面前还常常只是一位寻常的中年人，可他是皇太子、和我们全然不同这件事，却是自出生起便被刻入了我们的骨血中。
这样一个人，却这样狼狈地死了。
而倘若连李晟也这样便死了，李睿呢？我呢？韦欢呢？
韦欢说李晟是李睿召进京的，母亲本不希望他死。然而若真是这样，为何会派邱神勣这样出名的、从前便与李晟有隙的酷吏去鞠审，而不派别人？李睿召李晟进京，母亲真的一点也不知情、一点也无法阻止么？李睿起初不知道后果，看见派邱神勣去审问的时候还不知道么？他又是带着怎样的心情下这样的决定的？那曾是他所支持倚靠过的同母兄长。
韦欢是又在骗我，还是真的不知道？她对母亲，母亲对她，到底是怎样的心思？她们私下里是不是达成了什么交易，所以韦欢会这样信誓旦旦地叫我不要管她？还是韦欢只是笃定母亲只剩下李睿这一个儿子，所以有恃无恐？
从母亲那里想，两个儿子，还能互相牵制，小心平衡，唯一的一个儿子，却是极大的威胁，母亲真的会愿意废黜李睿，再立他的儿子为帝么？若母亲真这么做了，又安能放心留着韦欢这名义上的天子母？到时她又该如何处置韦欢的名分？
过了一个月远离喧嚣的日子之后，我终于再次有了人在高处、身不由己的恐惧感，却不知自己该畏惧的，到底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