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基之后的头两天，主要是处理天启皇帝的后事。
郭可阳做为天启的“治丧委员会主任”忙的不可开交，一应事宜都要向他请示，自己不懂得还要请教黄立极等内阁学士。
天启皇帝驾崩突然，驾崩时又年轻，才二十三岁，所以别说营建帝陵了，连墓地位置都还没来得及选。内阁讨论后，奏请皇帝批准由大学士施凤来、钦天监监正叶震春、钦天监官员杨邦庆卜选帝陵，郭可阳照准。
天启的灵柩刚开始停放在乾清宫。现在新皇即位乾清宫是皇帝的寝宫，继续停放在那里肯定不合适，便移到仁智殿里停放。
八月二十七日，天启帝灵柩移至仁智殿。仁智殿俗称白虎殿，位于武英殿以北，明代皇帝死后，下葬之前梓宫灵位都在此停供。
新皇帝搬到乾清宫东暖阁居住。郭可阳召徐应元、方正化入乾清宫侍奉。因为张皇后还住在坤宁宫，搬走安置需要时间，所以王府家眷还住在原信王府。
登基之后并没有多少喜悦，郭可阳却陷入了巨大的危机感中，有时望着空荡荡的大殿内心极度缺乏安全感。
他知道现在自己虽然名义上做了皇帝，但是并没有坐稳。魏忠贤一党在朝中经营了七年，现在内宫外朝都是阉党。不清除阉党自己就不可能完全掌握权力，不完全掌握权力，那么自己所设想的所有改革，成功的可能性都是零。
而崇祯年间正是明末各种矛盾大爆发的时期。自己马上就要面对后金在崇祯二年的入侵，也就是着名的“己巳之变”。后金将把京畿地区搅得残破不堪。
陕西的灾害和流民潮也即将爆发，并逐渐成燎原之势，搅得大明狼烟四起，最终逼得崇祯吊上了煤山上的歪脖子树。
想到煤山上的歪脖子树，不由的引发了郭可阳的好奇心。于是第二天一早，郭可阳便带着王承恩去爬煤山。
煤山在紫禁城正后方，并不高，只有约四十米，是挖掘紫禁城护城河和太液池、南海的泥土堆积而成。煤山只是俗称，正名叫做万岁山。据说，明初朝廷在景山堆煤，以防元朝残部围困北京引起燃料短缺，因此该山又称“煤山”。
不多时爬到山顶，郭可阳有些气喘，看来这个身体确实需要锻炼了，转头看看王承恩倒是没什么反应。在山顶上转了一圈，看到好几棵歪脖子槐树，也不知道最后崇祯上吊的是哪一棵。王承恩有些疑惑的跟在后面，搞不清楚皇帝在搞什么名堂。
找不到便不找了，郭可阳索性在山顶选了个视野开阔的地方看风景。
煤山是全城的制高点，这个时代没有什么高层建筑，站在煤山顶上可以俯瞰全城。
望着北京城如棋盘般方正的布局，眼下金碧辉煌的紫禁城，还有远处高大延绵的北京城墙。一阵晚秋的凉风吹来，吹去了登山时身上的燥热，不仅让郭可阳心情舒畅，大脑也豁然开朗。
站在山顶，郭可阳逐渐理清了这些天自己脑海中繁杂的思绪。
自己现在面临着三个大的威胁：一是魏忠贤一党；二是后金以及原崇祯二年、现神武二年即将到来“己巳之变”；三是以李自成张献忠为代表的农民军。
先说魏阉一党，这个是当下就杵在自己面前的最现实、最紧迫的威胁。魏忠贤必须杀掉，其党羽也必须除去。这不仅仅因为魏忠贤在天启朝权势滔天，做了许多恶事。而是因为魏忠贤现在是他神武皇帝的权力之敌，不清除掉魏阉一党，自己就不可能大权在握。
魏忠贤是天启的心腹不是他神武的心腹，是天启给了魏忠贤及其党羽权力，他们也只会对天启帝死心塌地。至于自己这个新皇帝无论自己怎样加以笼络，魏阉一党都绝不可能像对待天启那样忠顺的。
如果说天启帝在位时魏忠贤是天启的一条好狗，那么现在的魏忠贤就是他神武帝卧榻之侧的一条别人家的恶犬，这场景想想都恐怖。
除掉魏阉一党，大权在握，这样才能够形成接下来一切改变的基础。否则自己就只是个空架子皇帝，甚至哪天不小心“被落水”都有可能。
至于除掉的办法，郭可阳深思熟虑后，还是决定采用历史上崇祯的策略。毕竟那条路经过实践检验走得通，而且整个过程很平顺，没有波澜。那就是先稳住魏忠贤，麻痹他，等到时机成熟再徐徐图之。
其次是后金的威胁，以及神武二年即将到来“己巳之变”，该如何应对。
己巳之变极大的打击了明王朝的威信，让后金看到了明王朝的虚弱与无能。
历史上皇太极带着满蒙骑兵在京畿之地纵横驰骋、蹂躏长达半年时间，明朝居然无可奈何，勤王的军队悉数被击败。
而己巳之变中勤王的明军边军精锐，或是被后金击败而溃散、或因缺粮缺饷自行溃散。这些溃散的边军精锐不敢回营，大多为匪为盗，后来又加入农民军，实际成为之后明末农民起义军的核心力量。
尤其是李自成、张献忠等流寇的老营，大多都是由溃散或者逃亡的边军精锐组成。据有些史料记载，李自成就在这一时期进京勤王的甘肃边军中，在勤王途中部队缺饷，主将克扣不发，于是引发兵变，李自成从此走上了埋葬大明朝的道路。
如果不是赖于北京高大的城墙，而后金军当时还没有攻取坚城的大炮，恐怕历史上崇祯二年朱由检就挂到煤山歪脖子树上了。最后还是皇太极抢饱了、抢够了，自己退了回去。
己巳之变不仅仅是破坏了大明与后金之间物理上的边防线，更是突破了后金对大明心理上的边防线，使后金彻底看清了大明的内部的虚弱与军事上的无能。从此后金对大明便毫无畏惧，缺粮了、少奴隶了，后金便翻过边墙自己来抢。
明朝灭亡前满清五次入关抢掠，基本上就是隔个两三年来抢一次，次次满载而归。而次次大明这边都是损兵折将，满清那边损失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郭可阳记得好像满清五次入关抢劫中，有一次最远居然抢到了山东济南，还杀了个藩王。这简直就是不把明军当人看！明军自己也是窝囊至极，你但凡有一点野战能力，满清有那个种抢到济南去？
深入敌国腹地近千公里，抢够了，又带着抢来的几十万人口、牲畜和数不清的粮食布匹金银等财物安然退走，这一切对于精熟军事的郭可阳来说简直就是匪夷所思。
你大明但凡有一支三万以上的野战精锐之师，给皇太极这厮十个豹子胆，你看他敢！
为何是一支三万以上的野战精锐之师呢？
因为后世研究推算满清五次入关，出披甲兵最多的一次（第五次）也才五万披甲兵。而其每次入关号称的八万、十万，十五万人，那是把跟随的八旗余丁、蒙古仆从军、及众多的包衣奴才都算进去了，甚至就这还有很多吹嘘的成分。
据顺治五年编审的八旗丁册载，当时八旗壮丁34万7千，其中满洲5万5千，蒙古2万9千，满、蒙古旗下家奴汉人21万7千，汉军壮丁及台汉人（又称台尼堪，即戍守墩台的汉人）4万6千。
简言之，八旗各类汉人壮丁合计26万3千，占总额的76%。
都顺治五年了，八旗满蒙壮丁加在一起才不到8万人，这还只是成年壮丁（十六岁以上男子），真正战力强悍披甲战兵充其量5万。
崇祯八年，经过三次大规模的征讨察哈尔，漠南蒙古大部分归顺后，皇太极将原属于满洲八旗之外的原有蒙古牛录再加上新来的内外喀喇沁蒙古合编成八旗蒙古，人数约七千八百多人。此时仍有九千多蒙古壮丁隶属于八旗满洲之下。
而崇祯二年己巳之变时，后金只有八旗满洲和少数蒙古牛录，还没有汉军。
清《太宗实录》记载详细记载了己巳之变时后金出兵情况，“前出兵时。每牛录甲兵或二十人、或十五人。毁明国坚固边墙。长驱直入。”
天聪六年八旗牛录约有288个，以此推算，己巳之变八旗出兵最多六千。加上蒙古仆从军、包衣奴才等，顶天了也就两万多人。这两万多人就能纵横京畿半年，无人能制。
所以说不是满洲太无敌，而是末期的大明太无能。
做为一个后世野战部队的连长，郭可阳熟悉明末史，他对明军的战斗力已经绝望。明军腐朽透顶，已是积重难返，想解决后金问题只能靠自己了。至于怎样靠自己解决，郭可阳心中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计划，只是还不成熟，尚需完善。
最后一个威胁是农民起义军。这个威胁尚在萌芽阶段，但是处理不好，他会不断滚雪球般的壮大，成长为最后上煤山的根源。
郭可阳并不认为现在派几个锦衣卫过去，把李自成、张献忠找到杀了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李自成算什么，这厮自崇祯二年底开始加入农民军，造反造到崇祯十六年才知道在襄阳建立根据地，整整当了十四年流寇。崇祯十七年进军北京，都打到昌平了还只是想着“割据西北，封为国王”，这货是典型的志不大、才更疏。
只是因为明末统治的极度腐朽，有数以百万计的底层百姓活不下去了奋起反抗，才给了李自成、张献忠之流展现的机会。此二人造反期间的种种作为就只是“寇”而已。
所以如果处理不好统治集团对底层百姓的压迫，杀了李自成、张献忠，还一定会冒出来赵自成、王献忠。部队的工作经验告诉郭可阳，解决问题一定要从根上下手，否则就会按下葫芦浮起瓢，顾此失彼、矛盾不断。
“洪承畴、孙传庭两人应当及早使用。陕西的藩王、士绅、地主身上也该放放大血，否则赈灾的粮食如果从湖广南直隶运过去，估计这个时代以的运输能力，运费都比运到的粮食贵了。他们不放血就是逼着我来煤山上吊，看我怎么跟这帮吸血鬼拼命。”郭可阳暗想。
理清了对于未来的思绪，郭可阳心中大定，自穿越以来挤压在胸口许久的憋闷和焦虑随之消散，相信今晚应该不会再因为想这些事而辗转反侧睡不着觉了。
“此处景色不错，登高望远，真是令人心中舒畅啊！走吧承恩，回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