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少兵跟余家馨相亲成功后，我们和国耀和陈少兵我们三个，依然是做着贩卖猪娃的生意。
眼看农忙临近，我对陈少兵和我二弟国耀说：“最近农活忙了，我是家里的主要劳力可能要停掉生意干家里的农活了，你们两个要一起好好的做生意。路，我也给你们铺好了，新阳南的那两个朋友都很可靠，你们两个要诚实守信，规规矩矩的跟他们做生意。”
他们两个都点头答应了。
这天，我们三个每人都带了8个猪娃儿，骑到了新阳南时已经是下午3点多了，卖了猪娃后，我跟李康福和孙有良特意的又交待了一番，让他们照顾一下陈少兵和我二弟。
他们都表示，你来不来，我们都会关照他们的。
那天，李康福让他妻子做了一顿便饭，也算是为我饯行。
吃饭的时候，我感觉心里乱糟糟的，发烦，眼皮也跳个不停，总感觉像是要出事一样心神不宁的。
我就联想起今天大清早赶集买猪娃时，在街上遇到了一个非常糟心的事情：
我骑着带有驮篓的自行车走到临近主街道的时候，碰到了生产队磨豆腐的邻居陈奉魁，他说的一句话让人听了难受极了。
此时的陈奉魁正跟在他三儿子陈天达的后面，准备上街上去卖豆腐。
陈天达在前面担着水豆腐和千豆腐的挑子，陈奉魁就跟在他的后面。
每次逢集都是陈天达把豆腐挑送到街上，陈奉魁在那里卖，然后，罢集的时候陈天达再来接他，把换的黄豆挑回家。
陈奉魁有三个儿子，一个姑娘，三个儿子都娶到了儿媳妇，姑娘也嫁给了一个公立教师，他的家境在当时的农村属于那种儿女双全命好的人家。
而陈奉魁又是生产队里副业组的豆腐匠，手里总是不缺零花钱，这在大集体时代的农村，就是人们眼中的有钱人。
陈奉魁的三个儿子都结婚分家单过后，他就一直跟老三陈天达住在一起，帮他磨豆腐赚钱。
陈天达能够当上队长，也是他挖的一个坑让老队长闫凤启跳进去的，他才当上的。
1980年秋天分田到户，大闫湾在商议怎样分田地时，闫凤启就开社员会让大家讨论，大家都站在各自的角度和利益上发表意见。
争议最大的问题就是谁应该分地，谁不应该分地的问题上。
说明白点就是：去世的人和出嫁的姑娘户口还在娘家，以及才娶回来的新媳妇户口没有迁过来的，这三类人该不该分田地的问题。
开了两天的会了，还是没有商讨出来一个大家都同意的分地方案。
群众的意见有分歧，但是，最后还是靠集思广益后的队长来拍板实施。
闫凤启犹豫不决，始终没有拿出分地的方案。
眼看外面都在轰轰烈烈的分着田地，只有他们大闫湾干咋呼，就是分不下去。
这时，村子里就有人说他，有能力把田地分下去就当这个队长，没能力分田地，就赶快让位，让有能力分田地的人来当队长。
因此，闫凤启的压力很大。
这天，陈奉魁碰到了闫凤启，两人就对怎样分田地的事情说了起来。
陈奉魁对闫凤启说：他在街上卖豆腐时听赶集的人说，外面分田地都是“见人有地”。比如，村子里有卧病在床的老人，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给他分田地。还有就是才娶进村的新媳妇或是刚出生的孩子管他有没有大闫湾的户口，也应该给人家分田地。出嫁的姑娘，只要户口没有迁走也应该给她分田地……等等以此类推。陈奉魁的意思就是按户口分地，和实际人口相结合的方法分，他说这样分地法比较合理，大家都没有意见，地就会顺利的分下去的。
闫凤启听后想想，他觉得陈奉魁说的也有道理，在一次分地会上，他就把“见人有地”的这个分地法跟大家说了。
大家听了以后，碍于邻里关系的情面，也没有人公开反对，大部分人觉得这个分地法也算公平，就默认了这个分地法。
于是，在会上闫凤启找了7个人成立了分地小组，开始给生产队的田地评等级和丈量田地的事宜，紧锣密鼓的开始分田地了。
田地分到5、6天的时候，一级田和一级地也都分下去了。
有一次，陈奉魁碰到村子里两个怀孕快要生孩子的女邻居，他对她们挑唆道：咱们分地是见人有地。你们也可以为孩子要一份田地，不然的话，孩子出生后，不一定到哪一年才能分到田地。还有，嫁出去的姑娘无论户口迁没有迁走，都不应该再分田地了，可闫凤启却给她们分了田地，这等于是在婆家和娘家得到了双份地，这样分地根本就不合理。
其中，有一个婆婆本身就有点胡搅蛮缠，听他这么一“点拨”心里就豁然开朗了，她就串联一些村子里对这样见人分地的方法不满的农户，找各种理由问闫凤启要田要地，变着法的向他发难。
无独有偶，闫凤启一个自家屋里的叔叔，卧病在床两三年了，刚分了一级地他就死了。
村子里的就有人要死者的家属退地，死者的家属说分地的时候，人还活着了，讲的是见人有地，他自然就不愿意退地。
别看现在的土地没人愿意种，但是，在80年代初，农民对土地可是惜地如命的，为了一个小地埂子都会争的脸红脖子粗的，甚至打架。
农村的事情本身就有点错综复杂，又没有一刀切的文件做依据，有些事情全靠农户的公知良俗来维持的。
所以，经陈奉魁背地一挑唆，那些人就该给闫凤启吵闹了，有一次分田地时，在陈奉魁的蛊惑下，闫凤启分地的账本子也被人抢过去撕烂了，丈量土地绳子也被人用铁锹给斩断了，地也分不下去了。
听他们抢账本、斩绳子的理由又都很充分，也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而闫凤启又没有执法权来处理他们，况且他们的一些借口，听起来也有点合理不合法，合法而又不合理的那种胡搅蛮缠的歪理。
闫凤启见地分到半途而废，就分不下去了，于是，他就卧泥撂挑子不干了。
面对群众分地的呼声，大队干部就到大闫湾来开社员会组织分地的事情。
既然闫凤启不愿意干了，要分地，就得重新选一个队长出来当带头人。
在一次群众会上，大队干部就问社员有没有毛遂自荐自己出来担任队长的，或是有更好的分地方案说出来让大伙听听。
别看有些人私下里胡搅蛮缠时说的是头头是道，但到了十字架上，却没人能说出让人信服的主意了。
会场沉默了一会后，陈天达清了清嗓子说：“只要我当上大闫塆的队长了，按我的方法分地保证有90%的群众都没有意见。”
大队干部和社员都想听听，陈天达的分地方案，都催促他快点说。
只听陈天达说：俗话说，没有规矩，成不了方圆。见人有地的方法是对的，但得看是怎样个见人有地法。首先，嫁出去的姑娘只要不是上门女婿的，无论户口迁没迁走，她不在大闫湾吃饭，也不为大闫湾的生产劳动做贡献了，她就不应该分田地了，我先保证，我出嫁一年多的妹妹不要田地了。
第二，没有娶进门的媳妇或是没有出生的孩子，都不应该分田地，就像咱们坐火车一样，你没有赶上这趟火车，不能怪别人，你只能坐下一趟了。
第三，现在上面有土地五年一小调，十年一大调的政策。生产队里再拿出来20亩集中地，再加上将来有退地农户退出来的土地，五年后，再把地分给那些新增人口的。
陈天达又对他的分地方案，做了一些具体的解释。
大队干部和社员听了他的分地方案后，都觉得切实可行，对此，又做了一些补充和完善。
最后，大队干部在现场组织了队长选举工作。
陈天达以高于闫凤启三票的优势当选成了大闫湾的队长。
事后，人们才知道他的分地方案是陈奉魁教给他的，指他的头脑是想不出这个比较好的分地方案的。
村子里人之所以给陈奉魁取了个“老猴精”、“老妖精”的外号，就是他精明的头脑，大多数用在了算计人的上面了，总爱搞明一套，暗一套，两面三刀的事情。
再来说说那天早上我碰到的一个让人糟心的事情。
我跟陈少兵到街上去做贩卖猪娃的生意时，正好在街上碰到了陈奉魁，出于礼貌，他又是个老人，我就跟他打了个招呼。
谁知陈奉魁“嘿嘿”一笑，阴阳怪气的笑着对我说道：“国勇，这几个月，你雀雀哄哄的贩卖猪娃，不少赚黑钱吧？”
我听了之后，心里非常生气，心想：这个老头，这么大年纪了，怎么还不会说句人话呢。
随即，我就回敬了他道：“咱当地的猪娃，如果不是我们这些猪娃贩子运到外地去卖掉，咱们自产自销的话，一个猪娃儿，几块钱一个还不一定卖得出去。你说我雀雀哄哄的，你就没有雀人吗？我家凤娇上次在你家里换了5斤水豆腐，回去立下来的有几两水，你怎么不把豆腐压干一点呢，把水也当做黄豆卖给人家了，这不是雀人、骗人又是干什么呢。一斤黄豆明明可以磨三斤多水豆腐，人家一斤黄豆，你为啥不给人家三多斤水豆腐，只给人家一斤半，为啥还非要赚人家的黄豆钱呢。”
陈奉魁听我说他的豆腐没有压干水了，他气的眼睛一翻一翻的看了我两眼，然后，背着手闷声闷气的走了。
那天，我做生意时，脑海里经常出现他那张皮笑肉不笑的嘴脸，心里就像饭碗里落个苍蝇似的恶心难受。
当天晚上11点左右，当我跟陈少兵从新阳南回家，走到拐进我们村子的那个路口时，没有看见凤娇的身影，我就有有种不祥的预感：凤娇每次都会在这个路口附近等我回家的，今天她怎么没来呢，是不是真的出事了。
自从她没有跟我一起做猪娃生意后，只要我到新阳南去贩卖猪娃儿时，她每天晚上都会拿着手电，在这个路口接我回家。长此以往，我对凤娇的等候已经形成一亲切的依赖感了。
我忐忑不安的走到了家门口，迎接我的不是妻子凤娇，而是二妹凤灵。
我看到凤灵忧心忡忡的样子，我就问她：“凤灵，你大姐呢，是不是睡了？”
只见凤灵哭丧着脸，带着哭腔对我说：“大哥，我大姐出事了，现在她生死未卜。”
我一听，脑袋“嗡”的一下子懵了，扔下自行车子就直接跑进了我的卧室里。
一见妻子没在床上，我就问爸爸凤娇出什么事了，人现在在哪里。
爸爸揉了揉眼睛，声音哽咽的说道：“凤娇今天上午，跳到门口塘里救陈奉魁的孙子望明，结果人没有救活，她也被淹的生死不明，肚子里的孩子也不知道怎么样了，这可是两条人命啊。”
我一听到这个消息，一下子瘫坐在椅子上了。
随即，我又猛地站了起来，急切的问爸爸：“凤娇在哪里，我要去看看她。”
爸爸流着老泪说：“听抬凤娇到医院的人说，咱公社的医院不敢收，转到新阳去了。”
听到凤娇的不幸消息后，我没有丝毫的犹豫，心急火燎的推着自行车，就要到公社医院去问凤娇在新阳哪个医院里，我现在就去看看她。
凤灵一把拽住了自行车上的驼篓说：“大哥，你刚从新阳南回来，骑了那么远的路，黑灯瞎火的不安全，明天再去吧。”
爸爸也拖着假肢走过来拦在我前面，说道：“你现在饿着肚子，摸黑骑车走夜路也不安全，你妈妈在医院里陪着她了，你还是明天再去吧。”
这时，凤灵已经插上了过道大门，不让我出去了。
可以看得出，凤娇的家人已经把我这个上门女婿，真的当做他的亲生儿子来看待了。
凤灵插好了过道大门，她对我说：“大哥，你先坐下歇歇，面我已经和好了，我去擀面条，洛油馍，我跟咱爸都还没有吃饭。”
尽管凤灵烙的油馍和做的面条跟妈妈做的一样好吃，但我只吃了几口就吃不下去了。
那一夜，我一个人躺在散发着凤娇体香的床上，想到她的种种温柔和对我的柔情似水，我翻来覆去的不能入睡，我们之间的甜蜜场景 一幕幕的在我的眼前浮现……
这是我们两个结婚几个月来，第一次没有睡在一张床上。
那一夜，我几乎没有合眼。
鸡叫五更的时候，我穿衣起床，把自行车上的驼篓卸掉，趁着后半夜的月光，我要骑着自行车子到新阳去看看凤娇。
我开门的声音惊动了爸爸和凤灵，凤灵也穿衣起床说要跟我一起去看望她姐姐。
我说现在的公共汽车很少，一天只有三四趟，我骑着自行车去方便些，如果带着你会耽误时间的。
我劝阻了凤灵后，就一个人趁着月色骑着自行车，先到公社医院问清了妻子在新阳住的医院后，就风风火火的向新阳骑去。
由于是熟路、心急，又是空车，不到2个小时我就骑到了妻子住的中心医院。
到了医院，我找医生问清了妻子住的病房后，就连忙来到了妻子的病房里。
只见妈妈趴在妻子的床上朦朦胧胧的睡着了。
我轻声的走到病床前，掀开妻子被子的一角，趴在她的额头上轻声的喊着：“凤娇、凤娇，你怎么样了，我来看你了。”
妈妈揉了揉眼睛，有点惊喜的问我：“国勇，来的这么早啊，凤娇已经抢救过来了，身体很虚弱，医生正在给她保胎。”
听到说话声的凤娇，她慢慢的挣开眼睛，伸出虚弱的右臂，一下子搂住了我的脖子哭泣着说：“国勇……我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说着，她就哽咽的哭了。
我用手指轻轻的擦拭着她的泪水埋怨的说她：“你一个弱女子，又不会游泳凫水，干嘛要跳到塘里去救人呢，这不是白白的去送死吗。”
妻子虚弱的说道：“你是没有看到孩子当时有多可怜，他是被驴一蹄子弹到水塘里去的，而且还是头朝下掉到水里去的，不知道孩子现在怎么样了。”
我对凤娇说：“听爸爸说孩子也没有救活，因为担心你，具体的情况我也没有细问。”
妻子叹了一口气说：“唉……小望明实在可怜，才4、5岁就被淹死了……”
想起陈奉魁昨天对我说的那番话，我就气愤难耐，我就问凤娇：“小望名不是陈奉魁的孙子吗，老天爷也不分好歹，陈奉魁不干好事，怎么能报应他孙子身上呢。”
凤娇说：“陈奉魁本来就有点看不起他的大儿子和大儿媳妇，这回他就更看不起他们了。”
凤娇接着就给我讲起了小望明的身世。凤娇说：陈奉魁的大儿子陈天清是七十年代初，与大儿媳妇王楠结婚的，她怀了两个孩子中途都流产了，后来又连生了两个女儿，她也不少遭受陈奉魁两口子的白眼和被他们看不起。
期间，陈奉魁的二儿子结婚时，他在他的房子南面给大儿子和二儿子，盖了通脊6间茅草房子，给他们弟兄两个一个人三间，就让他们分家单过了。
陈奉魁两口子就跟三儿子陈天达住在了一起，并给陈天达也娶了一个老婆。
八十年代计划生育收紧，王楠躲着给陈奉魁偷生了一个孙子，陈奉魁高兴坏了，就给孙子取名叫望明，经常把孙子放在他家里哄着他玩。
陈奉魁的三个儿子都结婚不久，就赶上了分田到户的政策，大集体的豆腐店垮掉后，他就在自己家里开了一个豆腐店。
开豆腐店不仅磨豆腐赚钱，还可以用豆腐渣喂猪搞些家庭副业，因此，他的家庭比其他农户殷实多了，成了村子里的首富。
俗话说：人有钱腰板硬，于是，他在给邻居说笑时，总是显示出一副财大气粗的样子，还总是嘲笑没有他有钱的邻居。
有一年，我们家种的黄豆少，又被干死了，就欠了他家40多斤黄豆的豆腐账，腊月三十上午，他就拿着账本到我们家来要豆腐账。
爸妈满脸陪笑的说：“表叔，今年实在没有黄豆还你了，明年多还你一点可以吗？”
陈奉魁笑着说：“学才，一年到头了，我们家豆腐店如果都像你这样欠账，不早就关门了。这样吧，你没有黄豆，就用小麦或大米折抵吧，三斤半小麦或大米抵一斤黄豆。”
爸妈虽然觉得吃亏，但是没办法，还是用100多斤小麦折抵那40多斤黄豆账了。
事后，我听村子里的邻居说，陈奉魁每年都是这样收账的，谁让咱欠人家的豆腐账呢。
陈奉魁的财运虽然不错，但他的人丁在村民的眼里并不是太旺盛。
望明没有出生前，大儿子一家只有两个姑娘。
二儿媳妇娶到家门后几年没有生育出一男半女的，两口子四处求医治疗后，检查出来的结果是二儿子没有生育能力。
后来，二儿子夫妻就捡了一个别人遗弃的女婴来抚养。
三儿子陈天达的妻子虽然生了两个女儿一个男孩，可谓是儿女双全，但儿子在小时候发烧得脑膜炎打针，邻居们说是打针，被打成了药物中毒。儿子的智商呆滞，傻呼呼的，与正常的小孩有着很大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