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文刚和韩润茂第二天一早起来，就收拾自己的东西。廖文刚已经有了两口用肥皂箱改装的不小的木箱子，一个几乎是正方形的，一个是长方形的。他从储藏室里取出箱子，把所有的生活用品都装进了箱子。韩润茂也收拾好了。这时，到六十五军下连当兵的陈玉忠正好回来了。李学明便约起陈玉忠去借了一架板板车，把廖文刚、韩润茂的行李都放上了车，捆扎好。廖文刚和韩润茂去向孟庆亲指导员告过别，又去向李谋山主任、高德增指导员告了别。三位首长都嘱咐他们不要灰心，要努力奋斗。
廖文刚还去向八系的梁主任、叶副主任、郝副政委告别。郝副政委握着廖文刚的手说：“我得感谢你教会我游泳。我只送你一句话：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留着的。安心的去吧。祖国这么大，到处都有路。”廖文刚说：“谢谢郝政委，我不会辜负首长的希望的。我还想去向刘政委告别。”郝副政委说：“那你不必去了，他到北京治病去了。”
廖文刚从系部出来，回到宿舍，和李学明、陈玉忠、韩润茂一起拖着板板车，出了校门。廖文刚和韩润茂都在校门口站住了。他们回过头久久地端详着这个有警卫守护的院子。虽然战友们都已经远去，但那些路，那些房舍，那些音容笑貌，那些电码声，都还留在院子里，像一窝蜂似地在脑际涌起。廖文刚知道，这可能又是一次不可能重逢的再见。但他还是高声的说了：“再见了，西山坡！”然后拖着车，走向了坎轲不平的鹅卵石路。这时，一阵狂风迎面扑来，带着喧嚣，带着沙粒。四位军人，都没有戴防风镜，都微闭着眼，低着头，迎风挺进。
红星院正好在西山坡和东山坡之间，这里是二系的驻地。四个军人拖着板板车，一会儿就到了。廖文刚出示了调令，警卫看过才放行。他们拖着车进去，见进门就是一个四方形的大操场，左手边是围墙，右手边是一列挨一列的平房，对面、前面都是平房，后面是楼房。房舍外，操场边都种着树。他们把车放在进门正对面的房舍外、操场边。
廖文刚问了三次，才找到了二系的系部，问到了待命分队的负责人。这是一个和蔼可亲的老军人，四五十岁，领章上是少校军衔。廖文刚敬了一个军礼，说：“廖文刚前来报到。”那老军人还了一个军礼，握着廖文刚的手说：“我叫张角莱，主任、指导员随你叫。日常的思想工作，还得靠你呀，我看了你的材料，是能干人，好！我领你去宿舍。”廖文刚说：“谢谢张主任。”张主任把廖文刚领到了操场边，待命分配学员的新家正好就在车子前边。廖文刚给另三位同学介绍说：“这是张主任。”三个人都向张主任敬礼。张主任笑眯眯地还了礼说：“张角莱，张角莱。你们都是？”廖文刚说：“韩润茂才是，他们一个在北京，一个在六十五军。”张主任说：“廖文刚和韩润茂，你们先来，收拾好后，就当一下接待。男生，就住这一排房子。我都贴有姓名的。女生就住前面那一排。”
廖文刚说：“今晚12点钟，我们都要到火车站去送李学明。”张主任说：“可以，可以。战友情嘛，比海深。有什么事，就到办公室找我就是了。”
张主任挥挥手，走了之后，四个同学才解开绳索，卸下行李，搬进屋去。廖文刚里里外外地观察着，屋子很宽大，收拾得也干净，有齐肩高的壁炉，有很多床、书桌和椅子。不像教室，教室里不可能有这么多床；也不像宿舍，宿舍里不可能有这么多桌子、椅子。西山坡的宿舍是一门两屋，这里却是两门一屋。屋子外面的中间，是生火的灶膛，灶膛下还有炭灰。这一排列，有四间这样的房子。这个排列的前面，也是规格一样的房屋，两排房屋之间的空地有七八米宽，长着白桦树。
四位同学帮着把行李放好，把床铺好。李学明握着廖文刚的手说：“我们这么年轻，哪里都可以去。其实你可以去边疆，那些地方，文化不高，说不定还能弄个县太爷来当当哩。”廖文刚说：“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说着竟还唱了起来：“祖国要我守边卡，扛起枪杆我就走，打起背包就出发！”还昂首挺胸，做起开拔的姿势。
李学明说：“文刚、润茂，这样乐观，我就放心了。那就再见了。”廖文刚握着陈玉忠的手说：“你离这里近，有空就到这里来玩。”他又握着李学明的手说：“学明兄思想很成熟，脑袋聪明，对人一片真诚，又这么谦虚谨慎，相信你，能靠自己的能力，打造出自己广阔的天地来的。晚上，我和润茂到车站送你。”
四个军人拖着车走向红星院门口。廖文刚和韩润茂都紧紧握着李学明和陈玉忠的手久久不放，然后高喊着“再见”，目送他们两人拖着空荡荡的板板车回西山坡，看着他们走上大街，直到人越走越小，小到不能分辨了，两个人才回头向新的宿舍走去。
廖文刚的这个宿舍里，渐渐住满了人。最先来的眼镜，叫张银科，是河南三门峡的人，瘦瘦的，显得苍老。第二个来的是身材矮壮的黄杰夫，南京人，圆头大眼，皮肤黑，大嗓门，乐呵呵的。第三个来的，是一个上海人，个子高而不瘦，戴一副黑边眼镜，闷闷不乐的，很少说话。他叫刘德民，这屋里最后来的是一个江苏人，叫陈志先，文质彬彬的。他们都显得年龄不小，至少是二十五六岁以上的人。
下午，就在门外的空坝里开会，大家都坐着木椅子，廖文刚数了一下，21个男的，13个女的。张主任坐着一把矮木椅，作了自我介绍后说：“我的家就在那边，很近的，欢迎同学们到家里去玩。我的女儿正在读高中，你们都可以当她的老师。这个待命分配小分队，是个临时机构。任务就是等待组织分配。此外，没有别的事情。同学们可以去借些书来看，可以互相谈谈心，也可以唱歌跳舞。但是每周星期三下午，要学习半天。大家要遵守纪律，出街要请假。同学们都是共青团员。我们成立了临时支部，由冯玲瑶，担任书记，由廖文刚担任宣传委员，由蔡丽新担任组织委员。你们上街给他们请假就行了。”
会只开了半小时，廖文刚明确了，这里的日子，就是等待分配工作。并没有别的事。一散会，他就约起韩润茂到了东山坡图书馆。廖文刚对韩润茂说：“你的身体不好，用知识可以弥补。我们都前程未定，有知识就可能辉煌。”这个图书馆藏书颇丰，廖文刚找了六本书，放在管理员面前。这位管理员是新来的，二十多岁，女同志，她问：“同学，有时间看这么多书呀？”“我们是待命分配支队的，有的是时间。”“对不起，图书馆规定，一次只能借两本。”廖文刚留下两本，把另外四本放回了书架。管理员一看，是《史记一》和《古文观止》。“喜欢文学？”管理员问。廖文刚说：“我得抓紧没事做的时间，多学些知识，什么我都想涉猎一些。知识如朋友，不嫌多。”自此以后，廖文刚两三天又到图书馆来还书借书。
晚上，才九点过，廖文刚就和韩润茂到了张家口火车站，当时还是夏末，但张家口的晚上，十分凉爽。廖文刚和韩润茂在路灯下，在斑驳的树影下，来回地走着。韩润茂说：“廖文刚，上次开军人大会，我反对你的观点，你不忌恨我吧？”廖文刚说：“怎么会忌恨呢？各有各的看法，各有各的角度，畅所欲言是最好的。畅所欲言，不仅是我可以想什么说什么，别人也应该是想什么说什么。观点不同，自由辩论，也是畅所欲言嘛。”
韩润茂说：“你的诗写得不错，有发展前途。”廖文刚说：“我从中学起，就喜欢文学，尤其喜欢小说，我填志愿，全填的中文系。班主任动员我，才报考了这所学校。”韩润茂说：“现在有些后悔吧？”廖文刚说：“我不但不后悔，而且是十分的庆幸。”“那是为什么？”“我家里和别的农村家庭一样，经济不行，如果不是考上军校，读大学的费用还不知怎么凑。而且，马上就要分配工作，不管干什么，就一定有一份工资，我们都才刚满20岁，这还不该庆幸吗？”韩润茂说：“你会想，有了这样的脑袋，我就不担心你了。”
大约十一点，李学明和陈玉忠一道，提着旅行包来了。廖文刚和韩润茂向前接着，李学明说：“你们等得辛苦了。”韩润茂说：“你们走得才辛苦。”廖文刚问：“你的箱子呢？”李学明说：“我和陈玉忠下午就去托运了。”韩润茂说：“这就方便了。”四位同学，就在林荫道上，来回地走着，闲谈着，等从包头来的车。直到夜十二点，火车“哐啷哐啷”进站了，等车子停稳后，三位同学把李学明送进了车厢，找到了座位。四个人紧紧握着手，李学明说：“保重保重，不久就会有好消息的。”廖文刚说：“祝你一路顺风！”韩润茂说：“到了，就写信来。”陈玉忠说：“争取以后在北京见吧。”
三人下了车，李学明还伸出头和手来，高喊：“再见！”
火车远去了，才见满天星斗横斜。廖文刚和韩润茂，慢慢向红星院的新居走去
廖文刚向张主任问明了这里的通讯地址，给家里和所有有通讯关系的同学，都去了信。他考虑再三，没有给他们讲待命分配的事，只是说，提前毕业后，分配到单位见习。
待命分配支队的团支部书记冯玲瑶，中等个儿，身材微胖，穿一身褪了色的军装。发辫也和她的衣服差不多的颜色。他告诉廖文刚：“这个支队里，什么人都有，乱搞两性关系的，思想反动的，我们和他们不同，要保持清醒。”每周星期三上午，她都要坚持让大家学习两小时，她找的都是反修防修、改造思想方面的文章。她因为身体不好，都叫廖文刚读。天气还不冷的时候，学习会就在两个宿舍间的树林下进行，各人提来一把木椅子，围成一圈。这些学员都来自各个系各个专业，互相都不认识。冯玲瑶开始还想让大家学习完材料后，讨论讨论，可谁也不发言。后来，就干脆一读了之。廖文刚读完就散会，各人都默不作声地站起来，提着自己的凳子就走。天气冷了，就在男生的宿舍里学习，三四个人坐一张床。廖文刚见空气太沉闷了，就领着大家唱歌。这些学员的音乐素质都比较高，尤其唱俄罗斯歌曲，大家唱得有板有眼，全场充满了快乐的气氛。
这三十四个待命分配的学员当中，多数都是学习了五年以上的。有的甚至不断改换专业，在这里读了8年，年龄都在二十四五岁以上。其中有一对，都是上海人，个子很高，都戴着眼镜，他们在一起交谈，就用上海话，叽哩呱啦的，听不懂在说什么。他们和别的人，几乎都不交往。开会也绝不发言。三门峡的张银科，吃饭时，只喜欢吃包谷巴，哪怕是上一顿剩下的，他都一定要拈进碗里。还有一个男学员，矮壮而黑，大家给他取的外号是“黑非洲”。当时有流行剧《赤道战鼓》。大家耍得无聊时，就坐在树下，顺手抓个盆子盅盅板凳，胡乱地敲打起来，边唱边手之舞之，“黑非洲”就会低着头猛敲战鼓，昂起头嘴里高喊“阿呀布依里！”全体战士便跟着吼叫起来“啊呀布依里！”
天气渐渐凉了，廖文刚、张银科、黑非洲，就拖着板板车，把煤炭拖来倒在男女生寝室门口的壁炉边，以备过冬之用。
蔡丽新，有二十四五岁，中等个子，方额圆脸，大眼睛，大辫子，头发有些发黄，上海人。她见廖文刚在门口下煤，就走过来，提着廖文刚的衣领看了一下说：“你还没有毛衣？去买毛线来，我给你打。”廖文刚说：“那就先感谢了。”蔡丽新说：“谢什么，闲着还不是闲着。”廖文刚于是上街称回了一斤二两黑色的毛线。蔡丽新一看说：“这么年轻的小伙子，怎么能穿老头儿的颜色？我去给你换！”说着便上街去了。
一会儿蔡丽新提着浅蓝色的毛线回来了，她对廖文刚说：“只有这个颜色稍微好看点，就将就吧。”于是，差不多一个星期，走来走去的蔡丽新，便左手提个白线织的小袋，里面装着浅蓝色的毛线团，两只手上各捏着一根金色的钎子，钎子下是一天比一天长的毛线衣。她差不多又到廖文刚的背上来比一下：“唔，合适。”又到处逛去了。
一天下午，廖文刚心血来潮，想写一篇小说，于是编起故事来，小说是用第一人称写的，写的“我”，是一个教师，在一个大雨后的下午，去一个没有来学校的学生家里访问。一路上，到处是洪水滔滔，稻田的缺口，都挂着黄色的瀑布。他一个人正在埋头写，蔡丽新走到面前他也不知道。“小伙子，文笔还不错嘛。”廖文刚马上站起身：“蔡姐，请坐。”蔡丽新从线织袋里拿出浅蓝色的毛衣说：“穿上吧。正好，明天，我就要走了。”
廖文刚接过毛线衣问：“去哪里？”“回上海当英语教师。”“什么时候走？”“今晚上。”“我来送你。”“那就谢谢啦。小兄弟！”廖文刚说：“祝贺你，你是我们待命分配支队第一个有工作的。”蔡丽新要走的消息，一下子传遍了整个待命分配支队，大家都来询问和表示祝贺。
晚上十点大家都要去送行，蔡丽新摘下了帽徽、领章，交给廖文刚，让他转交给张主任。廖文刚约起韩润茂、黑非洲，找来板板车，拖着蔡丽新的行李，一口帆布箱子、两个提包，和大家一起，送蔡丽新到了张家口火车站。路灯很少，但天很蓝，星星和月亮都发着柔和的光。三十多个年轻的军人，都在站台上轻轻地顿着脚闲聊。蔡丽新站在军人们的中间，微笑着听同志们的祝福。随着一声汽笛长鸣，带着大西北尘土的火车进站了，车门开后，只有稀稀落落的几个人下车。
廖文刚提着蔡丽新的包上了火车，找着了座位，给她放在了对面的搁架上，他跳下来，握着蔡丽新的手说：“我会记住你的，蔡姐。”蔡丽新依然微笑着说：“有机会到上海，就到肇家浜路来找我。”廖文刚虽然明白，这种机率不会比零大，嘴里还是说：“好。再见。”上车相送的战友们和蔡丽新一一握过手，都下了车。等到又一声汽笛长鸣，他们才慢慢地往回走。
一天，黑非洲看廖文刚成天在写，问道：“你在写什么？”“小说。”“那我当第一个读者。”黑非洲拖把椅子伏案仔细看起来。一会儿，他说：“你的文笔不错，我写不出这样好的文章。不过你的阅历浅了，特别写到人的感情方面，还不到位。你还才二十岁嘛！不简单，有发展前途。”廖文刚说：“谢谢鼓励。”“经历一丰富，你会一鸣惊人的。我等着你的小说出版！”
蔡丽新走后，隔两三天晚上，张家口火车站不断重复着军人送别的节目，只不过被送的人，变成了张银科、黑非洲，而送的人在一天比一天的减少。
天气一天比一天冷，窗外已是漫天大雪，待命分配支队只剩下廖文刚和韩润茂两个人了。过了两天，韩润茂告诉廖文刚，他已经得到通知，留在学院，明天到院务部报到。廖文刚说：“很好，我可是送别专家，坚持到底，负责把你们全部送走。”韩润茂握着廖文刚的手说：“你这个人，直来直去，心里怎么想，口里就怎么说，我非常佩服。你走的时候，我一定来送你。”廖文刚说：“你也是有啥说啥的好同志。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还不能做到唐代人就提出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那不是对时代的嘲笑么？”
第二天，廖文刚把韩润茂的行李，也是两口肥皂箱子，放到板板车上，锁好门，两人拖着，到了东山坡，等韩润茂报了到，安排好了住处，廖文刚就紧紧握住韩润茂的手说：“你身体不好，要自己照顾好自己，我回去了。”韩润茂说：“我再把你送回红星院。”廖文刚说：“不用了，那不成了蚂蚁送亲，你送我，我送你，没完没了吗？看我这样身强力壮的，到红星院，都是大街，路又平顺，不必再送了。”韩润茂还是把廖文刚送到了东山坡大门外，才握手而别。廖文刚一个人拖着空车，走了很远，回过头来，看韩润茂还站在东山坡的校门口招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