糊糊：“在明朝的科举制度中，乡试冒籍现象曾一度成为朝廷和各地直省关注的焦点。过去，对于此类行为，各地多采取默许的态度。
随着科举竞争的日益激烈，朝廷和各直省对冒籍者的态度逐渐转为高度戒备，严防外省人冒籍参加本地乡试。
朝廷从维护科举制度的公正性和地域平衡的角度出发，对此给予了高度重视。
宣德七年，顺天府乡试因把关不严，出现了冒籍现象。科道官立即奏请严惩相关官员，包括提调官府尹李庸、监试官御史梁广成等。皇帝朱瞻基认为此事性质恶劣，不可姑息，但念及李庸等人尚能察觉此事，故仅予以轻微处罚。
这并未能从根本上遏制冒籍现象的发生，涉及功名前途的诱惑使得此类行为屡禁不止。
冒籍应试的现象不仅发生在科考和乡试中，到了嘉靖年间，随着科举竞争的加剧，会试中也出现了此类问题。为了维护科举制度的公平与公正，明廷针对冒籍现象提出了一系列严格要求。
首先，明廷禁止官员的子弟在其父兄任职的直省参加科举考试。这一举措旨在防止官员利用职权为子女谋取科举上的便利。
因此，许多官员子弟不得不回到原籍参加考试，如王守仁便曾千里迢迢赶回老家应试。
此外，明朝还实行了地区回避制度，即官员不得在其户籍所在的直、省任职。这一制度始于洪武四年，吏部在铨选官员时，便注重南北更调，使之成为常例。
这一制度为官员子弟在宦所参加科举提供了便利条件。然而，这也引发了一些问题。例如，明初着名理学家、阁臣薛瑄，其户籍本在山西河津县，因其父在河南鄢陵县任职，薛瑄便在鄢陵参加乡试，并一举中得第一名。
这种做法虽然有其合理之处，但在科举名额有限的情况下，实际上侵占了其他省份的科举资源，引起了其他省份的不满。
为了遏制这一趋势，朝廷开始明令禁止官员子弟在宦所冒籍参加科举。景泰四年二月，明廷根据礼科都给事中张轼的建议，明确禁止官员子弟在宦所冒籍科举。
同时，针对考生户籍地的跨直、省变化，明廷也做出了具体规定。文官子弟若获得京卫籍，可在顺天乡试参加科举。随着明朝捐纳制度的实行，越来越多的有钱人通过捐纳获得京卫职衔，其子弟便冒充京籍参加科举。
为了遏制这一趋势，万历三十年六月，礼部奏准申明，禁止上纳锦衣卫等职衔者的子弟冒充京籍参加科举。
对于跨直省迁移的卫所举子，明廷规定他们应在现籍卫所所在的直省或指定直省报考科举。此外，跨省直迁移的太医院籍、钦天监籍、富户籍、匠籍等人户也一律在现籍地报考。这些规定旨在确保科举考试的公平性和地域平衡。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还存在一些特殊情况。例如，因生计所迫而自行迁徙的人户，明朝虽然首先采取严令禁止的态度，但在阻止无效的情况下，也不得不承认现实，允许他们就地附籍。这体现了明朝在处理冒籍问题时的灵活性和务实态度。
值得一提的是，商籍是明朝中后期出现的新事物。明朝对商人并无歧视政策，商人及其子弟属于良民，自然可按制入学应试。
由于商业经营的需要，特别是盐商都有经朝廷特许的行盐区域，他们的子弟在行盐地定居但无当地户籍，因此需按制回现籍地入学应试。随着在外商人及其子弟的增多，特别是盐商势力的发展，他们要求政府解决这一问题的呼声日益高涨。
万历十三年，朝廷采纳了御史蔡时鼎的建议，允许扬州商灶子弟在运司应试，并设立商籍制度，允许他们就地附立商籍入学应试。这一举措为商人子弟提供了更多的科举机会，也体现了明朝对商业发展的重视和支持。
同样的举措在明末的西北地区也有所实施，进一步体现了明朝在科举制度上的灵活性和务实态度。”
骄傲的猪猪：不冒白不冒，冒了还想冒。
云与海：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个个查漏补缺。
言不由衷：前几年还有去藏区考试的呢。
明清以前的朝廷官员，一个个奋笔疾书，或者看旁人奋笔疾书记下要点。
听起来似乎很完备了，为何总有各种各样的漏洞可以钻呢。
糊糊：“南北分卷自此定下框架，一直延续到清末。
但科举中的南北地域之争，在经济、文化发生南移的北宋前期即已存在。在明朝这种地域之争后来成为一种官场传统。
明朝各地进士在中央高层官员中的分布，与各地进士分布的高低顺序具有极大的一致性。
但随着南北分卷规则的深入人心，往后朝堂只在内部调整份额，而不会特意挑起南北两方的矛盾。
到现在不仅南北分卷，已经进化到各省份分卷了。”
十万伏特：能统一十三太保的，只有江苏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