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叫到的人过去，跟他们面对面坐下，然后就据实回答各自在下午五点钟前后的行踪去向、证明人。
众人起初还满不在乎，七嘴八舌，嘻嘻哈哈。
后来看看苗头似乎不对，便不再说笑。
都静静地候在各自的岗位上，等着叫到自己，好快点去向组织证明自己的清白。
这样一个个询问下来，等到三百多人个个挨到，已是深夜时分了。
专案组成员重新集中，吃过简单的夜宵，各个摊子拿出自己的询问笔录，仔细阅读、分析。
没有疑点的放在一边，有疑点的交给专案组长林仲武复核。
这样又折腾了三个小时。
然后集中讨论，将林仲武复核过的笔录逐份宣读，商议侦查方案。
当远处山村传来一阵阵此起彼伏的鸡鸣声时，专案组十几名成员驱车来到工厂家属区，分头敲开一些昨晚已经接受过调查的工人、干部的家门。
重新要求他们陈述，不时提出一些有关被询问者本人或者他人在案发时间的细节问题。
要求他们作出最详尽的解答。
个别调查告一段落的时候，已是红日初升。
各种调查材料汇集到林仲武面前，经过甄别剔除，最后剩下3个嫌疑人。
总装车间上油工段操作工许茂新、方艳润和总装车间膳食科长宋鲁川。
林仲武的目光在“宋鲁川”三个字上面停留许久。
铅笔在许茂新、方艳润两人的名字上面划拉了一个大大的圈子：“传讯这两人！”
两辆警车驶进家属区，分别在许茂新家门口和女工宿舍前停下，带走了许茂新和方艳润。
许茂新，28岁，上油工段班组长，已婚，平时工作比较积极，曾被评为车间先进工作者。
昨晚他上中班，在回答专案人员的询问时，自称案发时间在食堂吃饭，旁边坐着谁没有留心。
经反复调查，案发时间在食堂吃饭的44人都有互证，就是没人看见过他。
而另外至少有5人可以证明在5点15分即案发后看到他在车间里狼吞虎咽地吃饭。
这是一个很大的疑点。
方艳润，21岁，上油工段学徒，未婚，平时工作表现一般，很爱打扮。
昨晚也是上中班，接受专案人员调查时，她神情慌张，语无伦次。
说其实去厕所了，之后去车间食堂，路上曾碰到某某某、某某某。
但据被她列为证人的那两个女工说，她们在这段时间里并未见到过方艳润。
许、方两人到保卫部后，分别接受讯问。
方艳润何曾见到过这等秋风黑脸、拍案呵斥的阵势，进门就吓得掩面而泣，但却始终以沉默来对付专案人员。
讯问她的专案人员都是吃过正宗公安饭的，对这种“沉默”不以为然，越沉默就越说明有问题，便从各个角度对她的心理防线进行进攻，只要攻破一个口子就好了。
这种进攻还没起到预期效果时，另一个嫌疑人许茂新已经开口了。
他的开口使方艳润得到了解脱。
原来，许茂新虽是有妇之夫，却是“吃着碗里，看着锅里”，动着勾引黄花闺女的脑筋。
他把主意打到了姿色姣好的女学徒方艳润头上，一有机会便予以讨好、勾引。
方艳润涉世尚浅，许茂新是手握小权的班组长。
而她本身又是生性轻佻，为人风骚，没多久就投进了许的怀抱。
但许茂新的妻子也是总装车间的工人，眼睛自是要扫着的，两人就只好偷偷来往。
昨天，许茂新的妻子因别人有事跟她调班，没来上中班。
许茂新逮着了机会，一上班就和方艳润暗地相约。
利用别人去打晚饭的机会幽会。
这样，开晚饭时，别人都去车间食堂了，许、方两个便溜进了工段的小仓库，往地下铺了一层牛皮纸，抓紧机会行事。
等到别人从食堂回来时，两人已经完事了，若无其事地去食堂打饭，却不料正扎进嫌疑人的行列。
许茂新一招供，方艳润也只好承认。
专案人员当然不轻信口供，立刻去上油工段小仓库现场勘查。
又从一旁的垃圾堆里翻出那张牛皮纸，展开一看，上面沾着的斑痕迹赫然在目。
找到了证据，专案人员这才确认两人不是失窃案涉嫌者。
对许茂新、方艳润的伤风败俗行为，当然也不能姑息。
当天就作出了处理决定。
撤去许茂新班组长，行政记过一次。
给予方艳润警告一次，延长学徒期1年。
许茂新、方艳润的疑点一排除，全车间有疑点的就剩膳食科长宋鲁川一人了。
专案组长林仲武一个人独坐在办公室里，一双眼睛定定地望着“传唤证”上那三个字——宋鲁川发呆。
这张“传唤证”要在他签上自己的大名才算生效。
钢笔就在面前，他几次提起欲签，但笔尖还没沾着纸又慢慢地放下了。
担任执行任务的保卫组长刘军在外间等得不耐烦了，推门而进。
“林部长，警车已经开来了，就等着去了！”
林仲武苦笑着摇头：“小刘啊，你可能不知道，这老头是请神容易送神难。
若是搞错了，那后果真……”
他咽下了后面的几个字。
刘军这才明白林仲武先前为何只圈出了三个涉嫌者中的两个名字。
可他不明白林仲武为什么见小小的一个膳食科长害怕，此时又不便发问，只是怔怔地望着上司。
是啊！
堂堂一个保卫部副部长为什么见一个小小的膳食科长害怕呢？
这里面自有一番缘由……
科长宋鲁川，江西永新人氏，57岁。
别看他的官衔只不过是车间下面的膳食科长，但他参加革命的时间在全厂比谁都早。
他是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的，参加过长征。
是全国为数不多的经历二万五千里全部征程的老红军幸存者中的一位。
宋鲁川在漫长的革命岁月中，留下过不少值得回忆的经历。
他在长征结束抵达陕北后，担任过周恩来的卫士。
后来又给张国焘当过伙夫。
还一度调到山西八路军前线指挥部警卫营，担任保卫彭德怀、左权等首长安全的重任。
抗日战争中期，“五一大扫荡”中，宋鲁川的左臂中了日本鬼子的毒弹，被迫截肢，成了独臂人。
此后，宋鲁川那冲锋陷阵的戎马生涯画上了句号，到后方从事后勤工作。
由于断臂时常犯痛，宋鲁川沾上了酗酒的习惯。
他不喝则已，喝便起码一斤烧酒，喝他个痛快。
所谓痛快就是发酒疯，又打又骂，六亲不认。
对另外几位声威显赫的将领推推扯扯、拍拍打打地捋过虎须。
为此，他没少蹲过禁闭室，否则早就提升晋级了。
新中国成立后，宋鲁川在华北一所军校当马夫，一年后让他退伍，死活不肯。
上级只好收回成命，把他调往工程兵某部当司务长。
宋鲁川在工程兵某部一边喝酒一边当他的司务长，酒喝得很凶，司务长当得也很好。
因此，上级虽然见到他头痛，但位置坐得很稳，一坐就坐了十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