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作者，在写这部书的时候一直在极力塑造一个非常热心、又非常极具正义感、又有原则性的老领导、老干部。
便是本书里那个退了休的老省长何康华。
说实话，作者一直是一个微末小角色，生活中根本无缘见到这么高级别的领导，更不可能与他攀谈、聊天。
为了塑造这么一个老者，生活在广州的作者没事就去干休所转悠。
可是干休所的门卫，作者就是磨破了嘴皮子也始终没将作者放进院里去。
无奈，作者就在门口等，甚至跟门卫闲聊。
还不错，聊了那么四五次，终于在门卫的介绍下，作者有幸遇到了一位老者。
巧的是，这位老者与作者是河南老乡，他是在广州退下来的。
于是作者毫不隐瞒，说起了这部书的事，并说出了来干休所“蹲坑守候”的真实目的。
老者大笑。
我请老者去附近喝茶，他则说：“稍等，我得先报备一下。”
就在离干休所不足三百米的一个小茶楼里，作者与老者聊了一个中午。
别看他八十多岁了，吃起来茶点倒是不客气。
那顿茶，吃作者二百多块！
心疼啊！
写书才赚多少钱？
兴许是老乡的缘故，老者聊了很多。
但归纳起来也很简单的。
首先，不论当多大的官，前提他们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是职位级别增加了他们的神秘感。
“你看啊，就说我年轻那会儿，在乡里当副乡长，天天往农村跑。
鞋上沾的泥比老百姓的还厚，晚上回宿舍就着咸菜啃馒头，跟普通人没两样。”
老者呷了口普洱茶，茶渍在他嘴角留下淡淡的痕迹，他却毫不在意，手指在桌面轻轻敲着：
“对了，那时候我还在咱们河南老家当官。
后来一步步往上走，坐了办公室，配了专车，身边多了工作人员，可骨子里还是那个庄稼地里长大的穷小子。”
一包普洱茶，早茶店居然收作者十五块！
老者喝的可尽兴了，居然喝了两包！
作者赶紧掏出小本子记，笔尖在纸页上划得沙沙响。
老者见了，又笑起来：“你别这么着急，我可不是给你提供‘官场秘籍’，就是跟你闲扯一会。
看看你写书能不能用得上。”
他夹起一块虾饺，慢悠悠放进嘴里，咽下去才接着说：“你要写的老省长，我猜你想把他写成‘完人’？
可我告诉你，真没有那么十全十美的干部。
就说我一个老同事，当年也算是封疆大吏。
退下来之后，每天早上五点就去菜市场抢特价菜，为了五毛钱的差价能跟小贩磨十分钟，你能想到吗？”
我愣了愣，摇了摇头。
在作者的固有认知里，省部级干部退休后，该是养尊处优、深居简出的，断不会掺和这种市井烟火事。
“这就是普通人的底色。” 老者放下筷子，语气忽然郑重了些：“在位时，肩膀上扛着的是责任，是成千上万老百姓的期盼。
所以得端着架子，守着规矩，不能有半分松懈；
可退下来了，光环没了，就又变回了老头、老伴、老父亲，要操心柴米油盐。
也会惦记儿孙冷暖，甚至会因为小区里的广场舞噪音跟邻居拌嘴。”
我忽然就想到了何康华的人设。
书里写他退休后在省城一处大院里住着，每天拎着布袋子去早市买菜。
只是因为提拔薛元基五个人，令他蒙羞。
他不敢去社区的老年象棋摊跟人下棋。
不过当时只觉得写这些内容是为了接地气，此刻听老者一说，才品出了这设定里的真实。
“那您说，像何康华这种级别的领导，退下来之后，还会管‘闲事’吗？”
作者忍不住问出了最关心的问题，书里的何康华正是因为帮张华出头解决许多纷扰，才跟主角结下了深厚的缘分。
而且还不惜为了张华，动用了自己从不曾动用的关系，写信直达京城。
老者放下茶杯，用手转动着，眼神里却是多了些回忆的温度：“管不管‘闲事’，跟退没退休没关系，跟他骨子里的‘原则’挂钩。
我给你讲个真事。
前几年我去深圳看老朋友，他也是个退下来的较高级别的干部。
有次晚上我们去附近公园遛弯，看见几个年轻人围着个唱歌的小姑娘起哄，说她唱得难听还敢出来骗钱，小姑娘都快哭了。
你猜我那老朋友怎么做的？”
作者很是认真的听，等着他往下说。
老者嘴角勾起一抹笑：“他没亮身份，就往姑娘旁边一站，对那几个年轻人说‘她唱得好不好另说，你们这么欺负人就不对。
要不这样，我来唱首，你们要是能比我唱得好，再批评她不迟’。
结果他唱了首《洪湖水浪打浪》，嗓子虽然哑了，可那股子劲儿在，周围的人都给他鼓掌。
那几个年轻人臊得脸通红，灰溜溜就走了。”
“后来小姑娘要谢他，他就说‘我不是帮你，是看不惯有人仗着人多欺负人’。
你看，这就是‘闲事’，可在他眼里，这是‘该管的事’。”
老者端起新续的茶，喝了一口又道：“像何康华这种从基层一步步上来的领导，最知道老百姓的难。
在位时管的是‘大事’，退下来管的‘闲事’，其实都是老百姓的‘急事’‘难事’。
他不会因为没了职位就把良心收起来，反而会因为少了束缚，更敢说真话、做真事。”
我忽然想起书里何康华帮张华的情节。
南陆省纪委审查张华，何康华给京城写信。
那段情节当时写得很热血，现在听老者一说，才觉得这不是“主角光环”，而是老领导骨子里的“原则劲”。
“可他动用关系写信到京城，会不会显得太‘特殊’了？”作者又抛出一个疑问，毕竟在很多人看来，退下来还动用“老关系”，多少有点“越界”的嫌疑。
老者脸色严肃起来：“这里面有个‘度’，也是‘原则’的底线。
他动用关系，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自己的儿孙谋好处，还是为了给一心为民的官员讨公道？
如果是前者，那就是‘以权谋私’；如果是后者，那就是‘坚守初心’。
我当年在省里工作时，老领导常说‘关系是用来办事的，不是用来享乐的。
只要是为了老百姓，合理合规地用关系，不丢人’。”
他指着我手里的小本子：“你写何康华写信到京城，得写出他的‘挣扎’。
他肯定知道动用这层关系会引起议论，甚至可能给自己惹麻烦，但他更知道，张华所肩负起来的责任。
他会在书桌前坐半宿，把诉求写了又改，确保每一句话都有事实依据，不是空口告状。
写完之后，他可能还会犹豫一下，摩挲着信封上的邮票，想起自己当年入党时说的话，然后才咬咬牙把信寄出去。
这种‘挣扎’，才是真实的，才更能体现他的原则性。
不是鲁莽地管闲事，而是带着敬畏心、责任感去管‘该管的事’。”
茶楼的挂钟敲了两下，下午两点了。
可茶楼里的人并不见少。
邻桌几人传来粤语的闲聊声，声音很大，很是热闹。
老者看了看表，站起身：“该回去了，下午答应人家的，去下棋。”
作者也赶紧站起来，想送他一下，他却摆了摆手：“不用，我自己走回去就行，就当散步了。”
他走到茶楼门口，忽然又转过身，对我喊了一句：“记好，写老领导，别只写他的‘威风’，多写写他的‘怕’。
怕老百姓失望，怕自己没尽到责，怕对不起身上的这身‘老党员’的皮。
有了‘怕’，他的热心和正义才更实在。”
作者站在原地，看着老者的身影慢慢走远。
中午火一般的阳光直直的照在他身上，能看到他脖颈上瞬间流出了汗水。
但是作者突然觉得他很像河南老家的一棵倔强的老槐树。
低头翻开小本子，在“何康华”三个字旁边，郑重地写下：“有血有肉的普通人，有怕有敬的老党员。”
那顿二百多块的茶钱，此刻想起来，竟觉得比赚了稿费还让人踏实。
因为作者明白了，何康华这个角色，从此不再是纸面上的符号。
而是有了能站在阳光里、跟老百姓唠家常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