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那个遥远的六十年代，英国的大地上流传着一个骇人听闻的传说——沼泽里藏有五个冤魂的秘密。这对情侣杀手，伊恩·布拉迪和米拉·亨德利，他们的名字如同诅咒一般，在曼彻斯特的街头巷尾回荡，让人闻之色变。
这对杀手夫妇，他们的罪行令人发指，竟然连续对五名无辜的青少年下手，残忍地夺去了他们的生命。而后，他们的尸体就像被世界遗忘的碎片，被随意地丢弃在沼泽之中，任由岁月侵蚀。直到今日，仍有一些受害者的尸骨未能寻回，仿佛他们真的化作了沼泽的一部分，永远地沉睡在了那里。
当这对恶贯满盈的杀手最终锒铛入狱，并在监狱里结束了他们罪恶的一生时，连殡仪馆都对他们避之不及，拒绝为他们举行葬礼。然而，最近，随着一些新证据的出现，这个沉寂多年的案件再次被掀起了波澜，人们开始怀疑，是否还有其他的受害者尚未被发现。
在英国的一个小镇上，有一个名字叫做波林·里德的女孩，她在五十五年前就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然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2018年的年末，她竟然要再次举行葬礼。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波林·里德，一个生活在曼彻斯特的平凡女孩，她的生命在1963年的一个夏日戛然而止。那天，她去参加一个名为英国铁路俱乐部的舞会，然而，她却再也没有回来。在那个没有监控、没有现代通讯技术的年代，一个人的失踪往往意味着永远地消失。波林的家人和朋友们绝望地等待着她的消息，但希望却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破灭。
就在波林失踪后不久，又接连发生了几起青少年失踪案。这些失踪案看似毫无关联，但警方却敏锐地察觉到了一丝不寻常的气息。然而，由于线索有限，警方始终无法破案。直到1965年10月7日的凌晨，警方接到了一通神秘的电话，电话那头的人声称自己目睹了第五名受害者爱德华被杀害的整个过程。
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终于揭开了这个惊天大案的面纱。原来，这一切都是那对情侣杀手伊恩·布拉迪和米拉·亨德利所为。他们为了满足自己的变态心理，残忍地杀害了这五名无辜的青少年，并将他们的尸体丢弃在沼泽之中。他们的罪行震惊了全国，人们纷纷将他们称为“沼泽杀手”。
而波林·里德，正是这对杀手夫妇的受害者之一。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她的家人一直被蒙在鼓里，直到五十五年后才得知真相。为了纪念这个无辜的生命，她的家人决定为她举行第二次葬礼。这次葬礼不仅是对波林生命的缅怀，更是对那段黑暗历史的控诉和反思。
在曼彻斯特的某个角落，伊恩和米拉这两个怀揣犯罪梦想的“搭档”曾有过宏伟的银行抢劫计划，可惜天不遂人愿，计划始终未能实施。于是，他们退而求其次，将目光投向了那些涉世未深的青少年，企图用更简单的方式满足他们的犯罪欲望。
1965年10月6日，月色朦胧，伊恩像一只狡猾的狐狸，悄悄潜入了曼彻斯特市中心的火车站。他的目光在来来往往的人群中穿梭，寻找着下一个猎物。米拉则坐在不远处的一辆车上，伪装成伊恩的妹妹，静静地等待着。
爱德华，一个天真无邪的少年，毫无防备地跟随伊恩上了车，踏入了一个他从未想过的噩梦。他以为这是一场友好的邀请，去凶手家喝喝酒聊聊天，却没想到这是通往地狱的邀请函。
米拉有个妹夫叫大卫·史密斯，这位年轻的犯罪高手年仅17岁就已经身背多项前科。米拉和伊恩在杀了四个人后，又蠢蠢欲动想要抢银行，但两人力量有限，于是他们决定拉大卫入伙，让他来练练手。
大卫虽然是个惯犯，但面对真正的杀人场面，他还是吓得魂飞魄散。当米拉和伊恩用电线勒住爱德华的脖子，并用斧头砍向他的头部时，大卫虽然害怕，但还算冷静，没有选择报警，而是假装配合地将尸体卷起来，放在了次卧。
回家后，大卫对米拉的妹妹莫林坦白了一切。莫林震惊之余，决定报警。她知道报警可能会带来危险，但正义感驱使她不能坐视不理。于是，她带上起子和刀，来到电话亭报警。
警察很快赶到了现场，爱德华的尸体还未被处理，伊恩和米拉这对恶魔情侣在警察的包围下束手就擒。然而，伊恩却狡猾地只承认杀了爱德华，还编造了一个起争执后失手杀人的故事，企图逃避对其他失踪者的罪责。
不过，正义的天平最终还是会倾向于真相。伊恩和米拉的罪行被一一揭露，他们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了应有的代价。而大卫，虽然也曾误入歧途，但在关键时刻选择了正义，也算是对自己过去的一种救赎吧。
在一个寻常的小镇里，连环杀手的秘密像是藏匿在黑暗角落里的恶魔，悄然无声。而这次，一位名叫大卫的“功臣”如同侦探小说中的神探，为我们揭开了这个恐怖故事的一角。
大卫得意洋洋地透露，伊恩和米拉这对恶名昭彰的情侣杀手，在火车站的存放处留下了一个行李箱，里面装满了他们的“战利品”。这些“战利品”可不是什么金银财宝，而是令人毛骨悚然的犯罪现场照片，以及第四名受害者莱斯利绝望的呼救录音带。
随着这些线索的曝光，大家才恍然大悟，原来波林也是这对恶魔的牺牲品。莫林听到这个消息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波林可是她的好朋友啊，她怎么也想不到，这个温柔的姐姐竟然会下此毒手。
米拉回忆说，当时她和伊恩在车上看到了16岁的波林，便心生一计。她谎称自己的一双昂贵手套在沙德伍兹沼泽弄丢了，想请波林帮忙去找。波林一看是好朋友的姐姐，便毫不犹豫地上了车。然而，她不知道的是，这辆车将带她走向一个永远无法返回的黑暗深渊。
在沼泽地，波林遭受了非人的待遇。她被先奸后杀，然后被残忍地抛尸沼泽。米拉被捕后，还试图狡辩说自己只是在车上等待，与案件无关。但伊恩却毫不留情地揭露了她，说是米拉协助他奸杀了波林。
这对恶魔情侣在被捕后，起初还嘴硬不肯交代其他受害者的抛尸地点，让家属们无法为逝去的亲人下葬。后来他们虽然改口带警方去找过尸体，但也只是想借此机会逃离监狱的束缚。
如今，只有三具尸体被找到。其中两具是在1965年发现的，分别是10岁的莱斯利和12岁的约翰。而波林的尸体直到1987年7月1日下午才被找到。这漫长的等待对于波林的家属来说，无疑是一种煎熬。
2017年11月，《曼彻斯特晚报》透露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当年警方早就找到了波林的遗物，但不知为何这么多年都没有告诉和交还给死者家属。当波林的家属拿到这些遗物时，他们终于感到了一丝安慰，仿佛波林能够安息了。他们计划再为波林举行一次葬礼，让她的灵魂得到安息。
然而，事情似乎并没有那么简单。波林的家属表示，警方认为遗物中的项链是波林的，但他们却坚称这并不属于她。这不禁让人猜测，除了这五名已知的受害人外，是否还有其他受害者一直未被人发现呢？
可惜的是，米拉和伊恩这对恶魔情侣已经先后离世，他们的秘密也随着他们的离去而永远埋藏在了地下。我们或许永远无法知道那些被遗忘的受害者是谁，但他们的悲惨遭遇将永远被铭记在历史的长河中。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午后，小镇上的居民们议论纷纷，原来是因为那个臭名昭着的“沼泽杀手”米拉竟然在死后遭遇了尴尬的一幕——据说，她的尸体在送往火化时，遭到了20多家殡仪馆的拒绝，理由竟是她生前的罪行太过令人发指。
这对“沼泽杀手”情侣，曾让无数家庭陷入悲痛之中，按理说，他们应该被判处死刑。然而，在1969年12月18日这一天，英国议会通过投票废除了死刑，这对情侣才侥幸逃过一劫。尽管伊恩后期一直渴望解脱，但政府并未如他所愿。
说起米拉，她原本也是个普通的女孩，过着平淡无奇的生活。然而，在1957年6月的一个炎炎夏日，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米拉有个好朋友叫迈克尔·希金斯，那天他邀请米拉去当地废弃的水库游泳。米拉水性很好，但那天她选择了和另一个朋友出去玩耍，而迈克尔则不幸溺水身亡。
这场悲剧让米拉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和痛苦之中，她的心灵受到了严重的创伤。从那以后，她变得郁郁寡欢，学业也受到了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米拉逐渐变得孤僻、冷漠，内心的黑暗日益膨胀，最终走上了连环杀手的道路。
而伊恩的人生也同样充满了坎坷。他的母亲未婚生子，他从未见过自己的生父。从小生活在寄养家庭的伊恩，遭受了无尽的虐待和歧视。为了寻找乐趣和发泄情绪，他开始虐待小动物。这种扭曲的行为逐渐侵蚀了他的心灵，使他变成了一个凶残的杀手。
当米拉和伊恩这两个命运多舛的灵魂交汇在一起时，一场场悲剧便接踵而至。他们联手制造了多起令人发指的案件，让无数家庭陷入了无尽的痛苦之中。然而，正义总会降临，这对“沼泽杀手”最终受到了法律的制裁。只是可惜，他们的罪行太过严重，连死后都无法得到安宁。
二
在20世纪40年代末的英国，一个名叫约翰·黑格的男人以其独特的杀人和毁尸方式，成为了犯罪史上的一朵奇葩。他文质彬彬的外表下，隐藏着疯狂和残忍。他杀了六个人，每次作案后，不仅会饮下被害者的鲜血，还会用他那独创的“硫酸澡”来销毁尸体。这样的手段，让人不得不称他为英国犯罪史上最“有创意”的杀人犯。
约翰·黑格，一个1909年7月24日出生的普通男子，但他的成长经历却充满了离奇。他的父母是狂热的宗教信徒，深信天上有一个万能的神，时刻监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为了防止儿子受到外界的污染，他们甚至在家的周围围起了一道高达3米的栅栏，将年幼的黑格与世隔绝。
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黑格逐渐变得阴郁而孤僻。他唯一的慰藉是家里的那只宠物狗，而父母的偏激宗教思想则像枷锁一样束缚着他的心灵。然而，黑格似乎天生就有着与众不同的思维。他发现撒谎并没有带来父母的“天谴”，反而让他觉得自己是特殊的，无论做什么都会得到神的宽恕。
随着年岁的增长，黑格逐渐展现出了他的独特魅力。1934年，他邂逅了美丽的比阿特丽斯，两人一见钟情，尽管只见了几面，但在7月6日，他们还是步入了婚姻的殿堂。然而，这段婚姻并没有持续太久。仅仅四个月后，黑格就因诈骗被捕入狱。在他服刑期间，比阿特丽斯生下了一个女儿，但这个小生命只匆匆看了父亲一眼，就被送走了。而比阿特丽斯也在失望中离开了黑格。
在监狱里，黑格不仅没有悔改，反而练就了一身精湛的骗人本领。出狱后，他利用这些技巧创办了一家假企业，开始行骗为生。在这个过程中，他结识了游乐场的主人威廉·麦克斯温。威廉一家都很喜欢黑格，甚至邀请他加入游乐场工作。但黑格却婉言谢绝了，这让唐纳德·麦克斯温感到十分失落。
然而，这只是约翰·黑格奇异人生的一个小插曲。他的真正传奇，才刚刚开始。
1937年，黑格又一次因为诈骗被抓进了大牢，这次被判了四年。牢狱生活对黑格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这次他却在琢磨一个前所未有的“致富”点子——通过杀人然后变卖死者的财产来快速积累财富。他深知这可比诈骗严重多了，一旦被抓住就是绞刑伺候，可他那颗不安分的心总是跃跃欲试，琢磨着怎样才能让这“买卖”做得天衣无缝。
黑格心想，只要尸体消失了，那就没人能查到我头上。于是，他开始琢磨怎么让尸体消失。某天，他贿赂了狱警，搞来了一瓶硫酸。他用监狱里的小老鼠做了个实验，结果不到半小时，小老鼠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黑格心里乐开了花，觉得这招可行！
几年后，1944年，出狱没多久的黑格遭遇了一场车祸，脑袋被撞得稀里糊涂。出院后，他每晚都做噩梦，梦见自己被钉在一个血流成河的十字架上，人们不停地往十字架上泼血，直到血液淹没他的鼻子，把他活活憋醒。黑格觉得这是上天给他的启示，是时候开始他的“致富”大计了。
为了顺利实施计划，黑格在格勒斯特路79号租了个房间，当作他的秘密工作室。同年9月的一个晚上，他在酒吧偶遇了威廉。威廉一看见黑格就热情地邀请他到家里做客，两人聊得火热，黑格得知威廉家底殷实，心里顿时有了主意。他立马约威廉第二天来他的工作室“深入交流”。
第二天，威廉如约而至。刚一进门，黑格就拿起棍子给了他一个“热情的拥抱”，威廉顿时晕倒在地。黑格趁机掏出刀
吸完血后，黑格把威廉的尸体装进了一个汽油桶里，然后倒了整整一罐硫酸进去。顿时，桶里烟雾弥漫，硫酸腐蚀尸体的声音和刺鼻的气味让黑格受不了，他赶紧逃离了现场。第二天他再回去查看时，只见桶里空无一物，尸体已经被硫酸腐蚀得干干净净。黑格看着眼前这一幕，兴奋地跳了起来，仿佛看到了自己成为亿万富翁的辉煌未来。
在繁华的格勒斯特街头，威廉的父母焦急地等待着儿子的归来。然而，日子一天天过去，威廉却如同人间蒸发一般，音讯全无。威廉的父母不禁起了疑心，难道儿子出了什么意外？
此时，狡猾的黑格早已洞悉了一切。他心知肚明，只要威廉的父母还活着，他的计划就无法得逞。于是，他心生一计，告诉威廉的父母说：“您二老别担心，威廉这小子为了逃兵役，已经躲到爱尔兰去了。这不，我还特意从那边寄了明信片回来呢。”说着，他递上了一张伪造的明信片。威廉的父母看了，心中的疑虑这才稍微减轻了一些，最终决定不再报警。
然而，黑格的目标可不仅仅是威廉一个人。他觊觎着威廉家所有的资产，而威廉的父母则是他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大障碍。于是，在1945年7月2日这一天，黑格再次出手，用同样的方法将威廉的父母也杀害了。
这次可不同以往，因为有两具尸体需要处理。黑格特意买了一个特制浴缸，花费了一周的时间才将尸体处理得干干净净。接着，他开始伪造文件，将威廉家的资产一一变卖。
不得不说，威廉一家不愧是游乐场的拥有者，他们的资产可是相当丰厚。经过一番操作，黑格竟然赚了整整6000英镑！这可是一笔巨款啊！
然而，俗话说得好：“来得容易去得快。”一夜暴富的黑格很快就染上了赌博的恶习。没过多久，那6000英镑就被他输得精光。
1946年初，落魄的黑格开始重操旧业——诈骗。可是他发现这样来钱实在太慢了，根本满足不了他那膨胀的欲望。
就在这时，黑格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卖房子的广告。他眼前一亮，心想：“这不正是个机会吗？”于是，他开始策划第三起谋杀案，对象就是房子的主人阿奇博尔德。
黑格根据报纸上的电话联络了阿奇博尔德，双方约好了看房的时间。到了看房的那天，黑格特意打扮得像个温文尔雅的绅士。在和阿奇博尔德夫妇交谈的过程中，他得知两夫妻对音乐很感兴趣。于是，他谎称自己也是个音乐发烧友，手里有一张珍贵的唱片想和他们分享。
阿奇博尔德没有拒绝这个提议，两人便约好2月12日再见面。
为了这次谋杀能够万无一失，黑格在克劳利租了一间房。他把毁尸要用的浴缸和硫酸都搬了过去，甚至还多买了三罐硫酸以防万一。
就这样，黑格再次踏上了他的犯罪之路……
2月12日，阳光正好，黑格与阿奇博尔德如约在克劳利见面。黑格热情地迎接了这位未来的“朋友”，并邀请他进自己的小窝坐坐。可谁知，这竟是阿奇博尔德的末日。刚进门，黑格就挥起棍子，给了阿奇博尔德一个“热情的招呼”。阿奇博尔德还没缓过神来，黑格又开了两枪，将他送上了西天。
为了彻底占有阿奇博尔德的财产，黑格又故技重施，将阿奇博尔德的太太箩丝也接到了克劳利。可怜的箩丝，一进门就步了丈夫的后尘，被黑格送上了黄泉路。两人的尸体被丢进了装满硫酸的浴缸里，不过这次似乎黑格的“手艺”不太精湛，阿奇博尔德的左脚竟然顽强地留在了世上。黑格也懒得理会，随手将那只脚和浴缸里的“残骸”一起埋在了花园的角落。
接下来，黑格利用自己的“专业技能”，伪造了一份财产转移书，将阿奇博尔德名下的财产悉数转移到了自己名下。为了掩人耳目，他还编了个谎话，说阿奇博尔德因为做了违法的堕胎手术，害怕被抓进监狱，所以逃到了南非，并把所有的财产交给了自己这个“最好的朋友”保管。
不得不说，阿奇博尔德真是个有钱人，黑格这次赚得比上次威廉那次还多，足足8000英镑！可惜啊，这钱来得快去得也快。不到一个星期，黑格又在赌桌上输了个精光。
没了钱，黑格又开始琢磨着怎么“弄”点钱花花。这次，他的目标是一位69岁的富有寡妇奥利弗。他摇身一变，成了个工程师，上门找奥利弗谈合作。黑格那三寸不烂之舌，把奥利弗哄得团团转，觉得这事儿靠谱极了。
然而，2月18日那天，黑格在工作间里却对奥利弗下了毒手。在硫酸毁尸前，他还把奥利弗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搜刮了个干净，连那件毛皮大衣也没放过。两天后，奥利弗的朋友觉得不对劲，选择了报警。而黑格，则开始了他的逃亡生涯……
在警方的深入调查中，一个名字频繁出现在奥利弗失踪前的通讯记录里——黑格。这位在警方档案里有着不良记录的“老朋友”，自然成了警方眼中的头号嫌疑人。更巧的是，警方在一家干洗店意外地发现了奥利弗的毛皮大衣，而送衣人恰恰就是黑格。
警方的线索逐渐指向了黑格的工作间。在那里，警方有了惊人的发现——一个袋子里装着已经被腐蚀的人体组织，经过化验，那正是阿奇博尔德的左脚。黑格被紧急带回警局，面对这铁证如山的证据，他倒是十分爽快地承认了罪行。
不仅如此，黑格还主动爆料，除了威廉一家、阿奇博尔德夫妇和奥利弗外，他还杀了另外三个人——一个名叫麦克斯的年轻人，一个伊斯特本的女孩，还有一个来自海默斯密斯的女人。警察们相视一笑，觉得这更像是黑格为了逃避罪责而编造的故事，想把自己描绘成一个神经质的连环杀手。
黑格的审判在旺兹沃思的一个法院进行。开庭没几分钟，法官就毫不留情地宣布了死刑的判决。尽管黑格的律师拼尽全力，试图证明他的当事人作案时精神异常，应该送往精神病院治疗，但法官似乎早已下定了决心，不为所动。
1949年8月10日，黑格站在了绞刑台上。随着刽子手拉动机关，这位20世纪40年代最吸引媒体眼球的连环杀手，终于结束了自己罪恶的一生。他的绞刑吸引了超过3000人的围观，而英国的报纸也争相报道这位“名人”的传奇事迹，让他的名字成为了那个时代无法抹去的烙印。
三
1947年9月7日，小格雷哈姆·杨呱呱坠地，给这个世界带来了新的希望。然而，命运似乎对他并不友善。在他出生仅三个月后，他那因胸膜炎而病重的母亲，就像被黑暗吞噬的蜡烛，永远地熄灭了，留下的只是肺结核的阴影。
他的父亲弗莱德，一个原本坚韧的汉子，在丧妻之痛中沉沦，仿佛被抽走了所有的色彩。于是，年幼的格雷哈姆被送到了姑姑维尼的家中，而他的姐姐温妮芙则跟随祖父母过上了另一种生活。
在姑姑维尼的家里，格雷哈姆仿佛找到了第二个家。维尼和姑父把他当作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疼爱，他们的笑声和温馨让格雷哈姆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幸福。
然而，好景不长。1950年，弗莱德再婚了，组成了一个全新的家庭。三岁的格雷哈姆被接回了父亲身边，与继母一同生活。面对与姑姑一家的分离，小格雷哈姆的内心充满了抵触和不舍，那种深深的仇恨就像一颗种子，悄悄地在他的心中生根发芽。
在新的家庭里，格雷哈姆变得孤僻而固执，仿佛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他不再愿意与人交流，只愿意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然而，当他识字后，这个世界似乎又为他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他开始疯狂地阅读各种书籍，从童话到历史，从科幻到悬疑。孩子们都喜欢将书上的着名人物当作偶像，但格雷哈姆的偶像却与众不同。他崇拜的不是那些伟大的发明家或科学家，而是一个名叫霍利·哈维·克里平的英国投毒者。这个杀妻狂魔的故事让格雷哈姆感到了一种莫名的兴奋和共鸣，仿佛在他的心中点燃了一团火焰。
随着岁月的流逝，杨这个小伙子越发变得孤僻起来。他就像一只独自在森林里游荡的猫头鹰，不喜欢社交，一有空就躲在自己的小世界里。有一天，他偶然间被希特勒的魅力所吸引，于是开始佩戴起纳粹的万字袖标，逢人就滔滔不绝地宣讲希特勒是如何被世人误解的。
可惜啊，当时的人们还沉浸在二战的伤痛中，一听到纳粹两个字就恨得牙痒痒。杨的这种行为，就像是在人群中扔了个臭鸡蛋，大家都避之唯恐不及。他的同学和邻居们开始渐渐疏远他，连走路都绕着他走。
在学校里，杨就像个独行侠，性格古怪得让人捉摸不透。同学们看到他就像看到了一只怪兽，纷纷绕道而行。连老师也对这个整天戴着纳粹袖标的少年敬而远之，生怕被他的“极端思想”给传染了。
但你知道吗？这个小伙子对学校里的大部分科目都不感兴趣，唯独对化学情有独钟。特别是法医和毒理学，他简直痴迷到了极点。老师课上教的内容他都觉得太小儿科了，于是开始自学成才。
借助各种化学书籍，杨逐渐积累起了堪比专业学生的化学知识。他老爸弗雷德看到儿子这么有出息，高兴得合不拢嘴，直接给他买了一套化学实验设备，希望他能成为一名化学家。
有了这套设备，杨就像得到了宝贝一样，开始在家里捣鼓起各种化学实验。他分析各种化合物的成分，就像侦探在破解案件一样。有一次，他居然从烟花中提取出了火药，结果一不小心把邻居家的一面墙给炸了个洞。
到了13岁那年，这个小伙子已经凭借过人的化学知识成功骗过了当地的一家实验室。他假装自己已经成年，以做实验为借口，成功获得了接触各种危险品和重金属的机会。那些毛地黄、砒霜、铊、锑等东西，在他眼里都变成了有趣的玩具。
在杨的世界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不，他眼巴巴地瞅着自己的化学研究成果，心痒难耐，决定找个“小白鼠”试试水。他的目光，自然而然地落在了他的化学小伙伴——克里斯多夫·威廉身上。威廉这小子，也是化学迷一个，两人经常一起吃饭、一起泡实验室，简直就是最佳下毒搭档。
这天，杨悄悄地在威廉的饭里加了点“料”。没多久，威廉就开始头疼、肚子疼、恶心得直想吐。可他的家人哪知道这是中毒啊，还以为是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连医生也看不出个所以然来。谁能想到，这竟然是一个13岁少年的恶作剧呢？
杨这小子，还挺有分寸的。他严格控制着每次的毒量，让威廉虽然身体虚弱，但还能陪他一起看电影。不过有一次，两人因为一个小问题吵了起来，杨一气之下就放出狠话：“我要杀了你！”
好在威廉命大，各种不良症状最后都消失了。这得多亏了杨及时收手，他发现一旦控制不好剂量，威廉要是真的卧床不起，他就失去了观察记录的机会。对于一个有抱负的化学家来说，这简直是不可容忍的。
于是，杨开始琢磨着换个目标。这回，他把目光转向了家人——毕竟，家人才是最亲近、最安全的“实验品”嘛！
在弗雷德的小镇上，他总是笑眯眯地跟邻居们吹嘘自家的幸福生活，可他自己心里清楚，这幸福的泡沫一戳就破。特别是妻子莫莉和儿子杨的关系，那可真是冰火两重天。
说起杨这小子，幼年时因为老爸再婚，被姑姑抚养大，心里可是一直憋着股气，把这账都算在了继母莫莉头上。
有一次，他的同学还看见他带了个橡皮泥做的巫毒娃娃到学校来，上面扎满了针，还写着“莫莉”的名字。他常常念叨着：“要是我妈还在，那该多好啊。”
杨对莫莉的恨意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尤其是那次，他偷偷毒死了一只老鼠，结果被莫莉逮个正着，大骂一顿。气不过的杨，回屋就给莫莉画了个“豪华”坟墓。
到了1961年12月，家里开始怪事连连。大女儿温妮芙突然病倒，医生说是颠茄中毒。接着莫莉也开始头晕、呕吐、浑身疼，医生们查来查去，也没个所以然。
直到第二年4月21日，莫莉的病情急转直下，肌肉麻痹、呼吸急促、精神错乱，整个人在后院疼得直打滚。这一幕，刚好被回家的弗雷德撞见，他赶紧把妻子送去医院，可当晚，莫莉就离开了人世。
医生们也没查出死因，只说是车祸后遗症。莫莉去世后，杨提议火化，大家也就照办了。
可谁知道，这火化完莫莉，家里的“病魔”还是没放过他们。叔叔、父亲、姐姐一个个都开始不舒服，尤其是弗雷德，直接住进了医院。
其实，在莫莉生病那段时间，弗雷德心里就隐隐觉得不对劲。他知道儿子和莫莉关系不好，也怀疑过是不是杨不小心把什么化学试剂放进了食物里。可每次问杨，他都矢口否认，加上杨自己也出现了类似症状，弗雷德就打消了疑虑。
可谁能想到，这家里的一连串怪事，竟然都是这个看似乖巧的杨小子搞出来的呢？
在父亲弗雷德住院的日子里，杨每天都像个敬业的小护士，准时出现在医院，向医生打听父亲的病情。他回家后会认真地记录下每一次的病情进展，仿佛是在记录一场与病魔的较量。
有一天，杨又如往常一样来到医院，弗雷德躺在床上，眼神里突然闪过一丝疑惑。这段时间，他的病情总是时好时坏，像是一场没有尽头的拉锯战。但奇怪的是，每次和儿子杨去酒吧回来，他的病情就会突然加重，这难道只是巧合吗？
弗雷德回想起之前杨偷偷拿走莫莉的指甲油进行化学提取的事情，心里不禁打了个寒战。他悄悄告诉女儿温妮芙，以后别让杨再来医院了。
然而，这场秘密的战争并没有因此停止。学校的化学老师也对杨的异常行为产生了警觉。他一直对杨在化学实验中的行为感到担忧，于是开始密切关注杨的一举一动。终于有一天晚上，他在杨的课桌里发现了贴有剧毒标签的瓶子，还有报道中毒案的新闻简报。老师吓得脸色发白，立刻报了警。
5月23日，杨被捕了。警方在他身上发现了那瓶剧毒品，他竟然还亲切地称它为“我的小伙伴”。为了确定杨的精神状态，警方派来了一位精神科专家与他面谈。
杨以为来的是化学专家，于是兴致勃勃地开始大谈特谈自己的专业知识。专家很快就被这位少年的化学天赋所震惊，但同时也感到一阵寒意。随后，在专家的引导下，杨终于招认了一切，他承认在家人的饮食中下毒，但坚决否认莫莉的死与自己有关。这场荒诞的家庭悲剧，在杨的坦白中终于画上了句号。
在法庭的庄严氛围中，如果杨真的站在了被告席上，那等待他的将是长达八年的铁窗生涯。然而，命运似乎对他开了个大玩笑。莫莉的离世，因为火化而留下的只是无形的灰烬，再也无法成为指证他的证据。加上精神病医生的诊断，年仅十五岁的杨，竟被送进了布罗德莫精神病院，这座以高安全级别着称的“疯人院”，他成了百年来最年轻的“住户”。
杨总是和病友们念叨：“我怀念我的铊，它曾给我力量。”但正如那句老话：“有志者事竟成。”当他给姐姐温妮芙写信抱怨同住的病友约翰经常打鼾时，没想到不久后约翰就毒发身亡了。医生诊断是氰化物中毒，而杨，这个前科犯，自然成了首要嫌疑人。但奇怪的是，他并没有机会接触到这种毒药。当医生询问他时，杨轻松地说：“那还不简单，从月桂树叶里提取就行，这院子里多的是。”
可惜，医院当时并没有条件进行这样的化学试验，约翰的死最终被认定为自杀。
但杨的恶作剧并没有停止。医院的咖啡突然变得味道怪异，原来是被加入了漂白剂；公共饮水机里的糖变成了肥皂。医护人员甚至开始用杨来吓唬病人：“你再不听话，我就让杨给你沏一杯咖啡。”
直到有一天，杨得知只要表现良好，他就有可能提前出院。于是，他开始收敛自己的行为，不再佩戴纳粹标志，医院的咖啡也恢复了正常。
1970年7月，医院的精神专家为杨提交了释放申请，宣称他“已摆脱对毒品、暴力和恶作剧的迷恋。”1971年，已经23岁的杨，在精神病院度过了九年之后，终于走出了那座大门。他临走前，对护士说：“我在这待了九年，现在终于要走了，我打算待一年杀一个。”这当然是他的玩笑话，但足以让人脊背发凉。
重获自由的杨，却发现自己无家可归。父亲弗雷德早已与他断绝关系，他只能投奔姐姐温妮芙。虽然温妮芙也曾被弟弟下过毒，但时隔多年，她已经原谅了杨。看到弟弟已经痊愈，她感到十分开心，于是把杨接到了自己和丈夫的家中，开始了新的生活。
没过多久，温妮芙就开始为自己的决定后悔不迭，她的生活再次陷入了提心吊胆的怪圈。原因无他，只因她发现弟弟杨又开始佩戴那令人毛骨悚然的纳粹袖标。
找到工作后的杨，搬进了旅馆的某个房间。没过多久，单位里一个名叫特雷沃的男子，在喝下杨殷勤递来的一杯红酒后，开始频繁请病假。这位曾经的足球运动员，在一次比赛中突然感到四肢像被冻僵般麻木，接着腹痛、头晕等症状接踵而至。尽管医生开了药，但特雷沃的疼痛并未减轻，足球场的绿茵从此与他无缘。
杨似乎并未因此收敛，他又与另一位同事成了朋友。然而，这位同事在经历了不堪的疼痛后，选择了自杀，成为了杨那“铊毒”下又一个未为人知的牺牲者。
1971年，杨摇身一变，在一家化工厂担任了仓库管理员。这家工厂主要生产溴碘化铊红外镜头，对于杨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接触毒物的绝佳机会。工厂老板虽知道杨有过精神病史，但对他的具体病情却是一无所知。在新的单位里，杨仿佛掌握了所有人的生杀大权，他乐于为同事们端茶倒水，然而在这热情的背后，却隐藏着不为人知的阴谋。
最先中招的是59岁的主管鲍勃·埃格勒和60岁的比格斯，他们与杨经常一同上下班。不久，两人便出现了恶心、呕吐、腹痛、呼吸困难等症状，甚至头发也在几天内掉光。经过治疗，病情虽然有所好转，但重返岗位后，症状再次发作。埃格勒的情况尤为严重，他时常休克，只能依靠呼吸机维持生命。
就在这时，一种流行病毒悄然肆虐，多名儿童感染。医生为埃格勒采用了同样的治疗方法，但病情却未见好转。最终，1971年7月7日，埃格勒在医院病逝，死因被诊断为肺炎。他就这样被火化，葬礼上，杨悲痛地说：“真没想到，埃格勒在敦刻尔克战役中都活了下来，最后却败给了流感病毒。”
与此同时，比格斯的情况也开始恶化。从头晕到昏厥，再到失明、皮疹、功能紊乱等并发症，他变得异常脆弱，甚至无法承受身上一条床单的重量。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挣扎后，12月19日，比格斯也离开了人世。
在那座看似平静的化工厂里，近百名员工突然像泄了气的皮球，乏力、虚弱，纷纷请假或旷工。家属们焦急地询问，是不是工厂里的毒物泄露了？管理层急忙请来专家团队进行彻查，然而，在一圈又一圈的检测后，专家们却一脸困惑地表示：没有任何安全隐患。
但员工们的病情却像是被施了魔法般，始终不见好转。离职的人越来越多，家属们的质疑声也越来越大。直到有一天，专家组在工厂给家属们反馈情况时，一名员工引起了众人的注意。
他急切地要求医生们详细介绍患者的情况，而令人惊讶的是，这位员工与专家们沟通起来竟然毫无障碍——他掌握的病理知识，甚至可以与医生们一较高下。
在交谈中，他冷不丁地冒出一句：“你们有没有考虑过铊中毒的可能性？”这句话像一颗重磅炸弹，在人群中炸开了锅。震惊的专家组们回到医院，开始深入研究起铊中毒的案例。
在对比格斯的尸体进行细致检查后，医生们惊讶地发现，死者的体内竟然含有大量的重金属铊。这种平日里极为罕见的剧毒金属，究竟是如何悄无声息地侵入人体的呢？
12月21日晚上11:30，警方敲响了杨家的门。弗雷德打开门后，脸色瞬间变得惨白，他转身指向了杨。姑姑维尼却一头雾水：“杨，你做了什么？”杨站起身，淡定地面对警察，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怎么样，你们要指控我杀害了哪一个啊？”
警察将杨带走后，弗雷德愤怒地找出家中关于儿子的所有出生证明和童年照片，一把撕得粉碎。在警局里，杨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甚至得意地提起当年谋杀继母莫莉一案，称之为“完美的谋杀”。但无论警方如何追问，他都只是口头承认，拒绝在笔录上签字，也不愿签署任何书面文件。
警方在杨的家中翻箱倒柜，终于找到了几本看似普通的记事本。但翻开一看，里面却是一部“毒物百科全书”！他详细记录了何时何地、如何巧妙地下毒，谁将成为他的“试验品”，以及不同体质、不同毒量下受害者的各种症状。更令人咋舌的是，他还绘制了每位受害人中毒后的“身体地图”，甚至连他的动机都标得一清二楚——是想要对方的命，还是只是想让对方尝尝苦头。
杨坐在牢房里，脸上带着一丝狡黠的笑容。他知道，时隔多年，那些受害人的尸体都已经被火化，就像当年警方无法凭借莫莉的骨灰定罪一样，这次他们同样拿他没办法。
他轻松地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别急，我很快就会出来的。控方最大的弱点就是没有确凿的证据，而这点恰恰是我最强大的护盾。”
不得不说，杨真的是个“计划通”。莫莉和埃格勒的骨灰早已随风飘散，对他构不成任何威胁。而唯一还留有尸骨的比格斯，到了法庭上，他早就想好了对策——他可以谎称曾经给比格斯一些铊金属用来灭虫，所以比格斯的中毒完全可能是自己误食。而家中的那些日记本，他更是可以轻描淡写地说是自己正在创作的科幻小说，一切不过是他的幻想罢了。
至于审讯时的口头认罪，杨更是早有准备。他可以一口咬定自己是受到严刑逼供，不得已才说出警方想要的答案。反正只要自己没有签字，那些话就只是一阵风，吹过就散了。
1972年7月19日，圣奥尔本斯皇家法院内，一场举世瞩目的审判即将拉开帷幕。法院门口，媒体记者们如潮水般涌来，长枪短炮、闪光灯此起彼伏，而站在他们镜头中心的，正是本案的嫌疑人——杨。面对这如狼似虎的媒体，杨始终保持着一张冷漠的脸，仿佛连一个微笑都吝啬给予。
当记者们争相为他拍照时，他竟提出要求：“把我拍得冷酷一些，越残忍越冷血越好。”一名在场的记者不禁感叹：“这家伙真是聪明绝顶，但又是个不折不扣的疯子，那眼神，简直能杀人于无形。”
庭审开始，杨站在被告席上，冷静而自信地为自己辩护。他的言辞滔滔不绝，仿佛要把所有的罪名都洗刷干净。就连他的辩护律师皮特·古德曼也忍不住摇头苦笑：“这家伙真是以自己是英国铊投毒第一人为荣，对他来说，这场审判不过是他向法官们展示自己化学造诣的舞台。”
然而，自信满满的杨却没想到，法医学技术的发展已经日新月异。十年前继母的死因，如今在专家的精准检测下，终于在埃格勒的骨灰中找到了铊的痕迹。而死者比格斯的妻子也出庭作证，坚定地表示丈夫从未提起过家中有虫子，更不可能用剧毒品来灭虫。
控方在法庭上出示了杨的记事本，上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他的犯罪过程。辩护团试图将这些内容解释为小说情节，但控方毫不留情地反驳：“这些叙述方式和字里行间，哪里像是科幻小说？分明就是他的犯罪日记！”他们当庭朗读了几段内容：
“d昨天惹恼了我，于是我便顺手送她上了西天。”
“那个货车司机真是太可怜了，让他受这种苦我于心不忍，但没办法，我已经决定了……”
面对检方接二连三的不利证据，杨依然死不认账，他坚称只要找不到他的犯罪动机，那么他们就无法给他定罪。但法庭并不吃他这一套，在铁证如山的面前，他们根本不需要考虑什么动机。
7月29日，法官庄严地宣布：“嫌疑人杨涉嫌两起谋杀、两起试图谋杀、两起蓄意下毒，判处四项终身监禁，附加两项5年有期徒刑。”杨的脸上终于露出了惊愕的表情，仿佛他从未想过自己会有这样的结局。而台下的记者们则纷纷记录下这一历史性时刻，将这位英国铊投毒第一人的传奇故事传遍了整个世界。
在伦敦的各大报社里，关于杨的投毒案被炒得沸沸扬扬，仿佛一场媒体狂欢。当民众得知杨在被捕前刚从精神病院康复出院，他们不禁开始嘀咕：“这世道怎么了？连这样的病人都能自由行走，还成了社会的一大隐患？”人们纷纷摇头叹息，心想：“如果我们的制度更完善些，是不是他这会儿还在精神病院接受治疗，那一系列悲剧也就不会发生了？”
1973年，英国内阁成员们或许也听到了民众的心声，他们决定修改法案，对那些出院的精神病人实施更严格的看管。
然而，历史的车轮总是滚滚向前，转眼到了1990年8月1日。帕克赫斯特监狱里传来消息，42岁的杨在狱中离世，据说是因为心脏病。但外面的传闻可不止这么简单，有人说是其他囚犯看他不顺眼，给他下了毒；也有人猜测，或许是杨自己厌倦了牢狱生活，选择了这条路来解脱。不过，有趣的是，他生前曾多次梦想在杜莎夫人蜡像馆拥有一座自己的蜡像，而这个梦想在他死后竟然实现了。
说起杨的投毒案，那可真是轰动全球。他的行为不仅在英国引起了轩然大波，还成了世界其他国家“效仿”的对象。1991年，美国海湾战争中，美军就曾借鉴杨的“创意”，将铊用作导弹涂层，结果威力惊人。
1995年，一部名为《一个年轻投毒者的手册》的电影上映，这部根据杨的真实经历改编的电影引发了全球关注。没想到，几年后，日本的一个16岁女孩竟然模仿电影情节，给自己的母亲下了毒。警方在女孩的房间内发现了重金属铊，并在她的博客里找到了病情日记。
在杨服刑期间，监狱里的囚犯们都对他敬而远之。毕竟，谁也不想成为他下一个目标。但总有不怕死的例外，比如那位名叫伊恩·布雷迪的囚犯。他因为5项谋杀罪名被判终身监禁，却和杨成了狱中的好友。两人经常一起下棋，讨论纳粹，甚至还一起探讨尼采主义。
在布雷迪的自传中，他深情地回忆了这位好友。他写道：“我和杨都是尼采主义的信徒，我们都在思考同样的问题——我是否与众不同？我是否拥有超越常人的能力？我该如何证明自己的独一无二？”于是，两人都选择了最极端的方式——杀人。
布雷迪在书中还提到：“美军在海湾战争中使用的铊毒分量，与杨的投毒量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如果杨能看到这一幕，想必他在天之灵也会感到欣慰吧。”
四
1946年1月14日，哈罗德·希普曼呱呱坠地，降临在英国中部诺丁汉郡的一个普通工人家庭。在老师和同学们眼中，他就像个行走的“小天才”，聪明又自信。然而，就在他17岁那年，生活给他来了个急转弯。那一年，他43岁的母亲维拉，被肺癌这个恶魔夺走了生命。在母亲病重的那段日子里，希普曼第一次感受到了医生的力量——他亲眼看到医生是如何在母亲生命的最后阶段，用一次次吗啡的注射，为她减轻痛苦。
母亲的离世，像一颗种子，在希普曼心中生根发芽。他立志要学医，但与此同时，他也看到了海洛因和吗啡的另一面——它们能杀人。他无法忍受那些与母亲年龄相仿的妇女幸福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岁月如梭，转眼到了1970年。希普曼从利兹大学医学院毕业，顺利进入一家制药厂工作。四年后，他穿上白大褂，在兰开夏郡的一个小诊所开始了他的医生生涯。然而，他的同事很快发现，这个看似和善的医生，竟然对止痛药上瘾，还常常利用职务之便，给自己开处方配药。结果，他不仅被罚款，还被诊所开除了。不过幸运的是，他的行医执照还保住了。
1977年，希普曼收拾心情，来到曼彻斯特市郊的海德小镇重新开始。经过几年的努力，1993年，他终于有了自己的诊所。他的妻子普丽姆罗丝，在闲暇时也会来帮他忙。希普曼凭借之前的经验和那张“和善”的面孔，很快就吸引了大批病人前来求医。
然而，谁又知道这位看似和善的医生，内心却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1998年9月7日，那本该是希普曼医生继续他看似体面又温馨生活的日子，却不料一夜之间，他的世界就暴露出了它狰狞而血腥的真面目。
格兰迪女士，这位海德前市长的遗孀，长久以来都是希普曼医生的忠实病人。然而，就在那个7月，格兰迪女士突然更改了遗嘱，将受益人换成了希普曼。仅仅两周后，她就神秘地离世了。她的女儿安吉拉感到极度可疑，于是毅然向警方报了案。
警方挖出了格兰迪女士的尸体，惊讶地发现她的体内竟然还残留着毒品。这立刻引起了警方的警觉，他们将调查目标锁定在了希普曼医生身上。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发现，原来希普曼医生不仅给格兰迪女士注射了海洛因导致其死亡，他还用同样的方法害死了另外14名老妇人。
这一发现让警方大为震惊，但当他们在报纸上公布了希普曼的犯罪细节后，更是引发了轩然大波。每天，负责此案调查的警探都会接到大量的电话举报，称许多老人，特别是年迈的妇女，都死于同样的症状，而这些死者的医生无一例外都是希普曼。
就这样，一桩原本看似简单的谋财害命案，很快演变成了轰动一时的系列杀人案。警方在希普曼医生的行医病例中发现了数百个可疑的死亡案例。一些死者的灵柩被打开，遗体上也找到了海洛因的痕迹。
1999年10月5日，曼彻斯特警方就其中犯罪证据最为确凿的15桩杀人案向希普曼提出了起诉。案件经过三个月的审理，终于在2000年1月31日迎来了判决。陪审团一致认为，这15项杀人罪名成立，判处希普曼医生15年终身监禁，并建议法官永不释放他。两年后，英国内政大臣大卫·布伦基特采纳了法官的建议，希普曼医生的余生注定要在监狱中度过，永无出头之日。
在英国某个小镇上，有一群受害者家属，他们眼中闪烁着对真相的渴望。他们的亲人未能等到法庭的公正审判，他们心中充满了不平和愤怒，他们要求政府必须继续深入调查，让这起震惊全国的案件水落石出。
2002年7月19日，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调查小组终于公布了第一阶段的调查结果。这份报告犹如一颗重磅炸弹，震撼了整个英国，甚至全世界。除了那15项已经判决的杀人案，竟然还有至少200位无辜的病人惨遭希普曼的毒手。他因此被冠以“死亡医生”的称号，成为了英国乃至全球最大的连环杀手。
报告中详细列出了这215名受害者的信息：171位是温柔的妇女，44名是勇敢的男子。其中，年龄最大的受害者是一位93岁的慈祥老妇人，而最小的则是一位41岁的中年男子。希普曼的杀人之旅始于1975年3月，从那时起，他就像一只隐藏在暗处的毒蛇，悄无声息地夺走了无数人的生命。
他的杀人手法简单而残忍：向病人体内注入致命的海洛因，然后巧妙地修改电脑中的记录，让人们的怀疑无处可寻。作为医生，他拥有合法获取海洛因的途径，这使得他能够轻易地实施自己的犯罪计划。在过去的20年里，他平均每个月至少杀害一人，病人死亡率高达惊人的20%，而全英国医生的平均患者死亡率仅为0.8%。
更让人震惊的是，希普曼杀死的病人中不乏他的邻居和熟人。有6人竟然与他居住在同一条街上，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他却能如此冷血地剥夺他们的生命。
然而，即使面对铁证如山的指控，希普曼仍然拒不认罪。他在监狱中度过余生，直至2004年1月13日选择了上吊自杀这条极端的出路。据说，在弗兰克兰德监狱时，他十分享受电视上关于自己的报道。每当播放他杀人的节目时，他总是聚精会神地观看，时不时还露出得意的微笑。但无论如何，他的罪行已经无法掩盖，他的一生也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五
1978年的一个晚上，33岁的丹尼斯·尼尔森像往常一样，在伦敦的某个喧嚣酒吧里寻找他的“猎物”。他那张能言善辩的嘴，配上他那双充满魅力的眼睛，很快便让一个年轻的男子上了钩。两人相谈甚欢，不久后，尼尔森便邀请这位新朋友回他的小窝——梅尔罗斯林荫道195号。
酒过三巡，两人感情迅速升温，直接滚到了床上。但当天色渐暗，尼尔森率先从美梦中醒来，他望着身边还在熟睡的“爱人”，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忧伤。他知道，这位新朋友一旦醒来，就会离开他的怀抱，回到他原本的生活中去。
尼尔森的目光在房间里游移，最终定格在那一堆凌乱的衣物上。他突然心生一计，从中捡起了那条领带。
“我悄悄地爬上他的身体，就像猎人捕猎一样。”尼尔森在4年后这样写道，“我把领带从他脖子底下穿过，然后用力勒紧。他瞬间惊醒，开始奋力反抗，我们就像两只野兽在床上、地上搏斗。”
领带越勒越紧，那名年轻男子在地毯上蹬着脚，挣扎到了墙根，最终失去了意识。尼尔森喘着粗气，看着他的“战利品”，心中却没有丝毫胜利的喜悦。他甚至已经忘记了这个男人的名字。
尼尔森颤抖着坐在床边，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刚刚做了什么。他冲了一杯咖啡，试图用尼古丁来平复内心的恐慌。这时，他的黑白花狗比利皮从花园跑了进来，好奇地嗅着地上的尸体。尼尔森赶紧把狗赶了出去，然后下定了决心——他要把这具尸体处理掉。
他扛起尸体，走进浴室，轻轻地放进浴缸里。然后放水开始冲洗那具年轻的身体。“他的头发真柔软啊。”尼尔森自言自语道。他仔细地洗净尸体，然后擦干，搬到另一个房间放在床上。
尼尔森坐在床边，轻轻地抚摸着那具还温热的尸体。他盖上床单，然后陷入了沉思。
“我知道，这一切都是个开始。”尼尔森写道，“我没想到我会在梅尔罗斯林荫道上迎来这样一位‘室友’，虽然他并不能真正陪我聊天。”
1979年10月，就在那场差点儿成真的首次谋杀后的一年，一个名叫安德鲁·何的年轻中国学生敲响了尼尔森家的门。这小伙子满心期待地和尼尔森玩一场Sm的捆绑游戏，却不料尼尔森微微一笑，把领带轻轻绕在了他的脖子上，然后神秘兮兮地说：“嘿，小家伙，想不想玩个刺激点的游戏？”安德鲁一听，吓得脸色发白，转身就跑，还不忘报警。可惜啊，这次报警只是给尼尔森的生活添了点小插曲，没掀起什么大风浪。
时间来到1981年，尼尔森的公寓成了个秘密的“屠宰场”，一共12条人命在这里消逝。其中只有4个人的身份被揭晓：肯尼斯·奥肯多、马蒂尼·杜菲里、比利·萨瑟兰和马尔科姆·巴洛。他们大多是些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或者以为尼尔森能给他们个饭碗的可怜人。还有一些是同性恋者和男妓，他们本以为找到了个可以依靠的港湾，却不料是步入了地狱。
说起这第二个受害者肯尼斯·奥肯多，那可是个加拿大来的小伙子。他和尼尔森在1979年12月3日的一家酒吧里偶然相识，两人一见如故，几杯酒下肚，就成了哥们儿。尼尔森还亲自当导游，带奥肯多游览伦敦，两人玩得那叫一个开心。但尼尔森心里清楚，几天后奥肯多就得回国了，这让他心里有点儿不是滋味。
于是，在一个夜深人静的晚上，尼尔森趁着奥肯多不注意，拿起电话听筒的电线，就像拧麻花一样，把奥肯多给“拧”死了。他坐在地上，听着音乐，冷静地看着地上的尸体，仿佛在看一场无关紧要的戏。
接着，尼尔森把尸体带到浴室里清洗得干干净净，然后像对待情人一样，轻轻地抱上床，抚摸着每一寸肌肤。第二天早上，他淡定地把尸体塞进碗柜里，把奥肯多的衣服随手一扔，就上班去了。
这就是尼尔森的“生活”，充满了刺激和惊悚，却也充满了悲剧和无奈。
夜晚的灯光在尼尔森家的窗户上跳跃，他结束了漫长的一天，回到了那个充满“惊喜”的小窝。一进门，他就习惯性地走到碗柜前，打开它，将里面的一具尸体——哦不，应该说是一位“室友”——轻轻地抱了出来。这不是他的日常吗？给这位“室友”洗个澡，换上干净的新衣服，然后让他坐在靠背椅上，咔嚓一声，留下一张珍贵的合影。
拍完了，尼尔森小心翼翼地把这位“室友”放回床上，手摆成展翅鹰的姿势，仿佛在给一位真正的爱人献上敬意。他开始对着尸体低语，那些话语充满了神秘和疯狂！真是让人瞠目结舌！
处理完这一切后，尼尔森满意地笑了。他把这位“室友”藏在了地板下，那里已经有不少“室友”在等着他了。有时候，他还会把尸体从地板下拖出来，并排坐在沙发上一起看电视，就像一对老伙计一样。
时间来到了1980年5月13日，这一天，尼尔森又遇到了一位新的“室友”——年仅16岁的马蒂尼·杜菲里。这个无家可归的孩子对尼尔森的邀请欣然接受，却不知道等待他的会是什么。他在尼尔森家里喝了两瓶啤酒后就上床睡觉了。这时，尼尔森悄悄地爬上来，用他那双有力的小手掐晕了杜菲里，然后将他带到厨房，把他的头按进水槽中，直到他彻底停止了呼吸。
跟往常一样，尼尔森开始处理这具新鲜的尸体
可怜的杜菲里，就这样在碗柜里呆了两星期后才被放到地板下，和其他“室友”为伴。
接下来的日子里，比利·萨瑟兰和马尔科姆·巴洛也步入了这个悲惨的命运。他们一个是因为酗酒而失去意识，一个是因为精神疾病而被残忍杀害。他们的尸体也被尼尔森以同样的方式处理，成为了他那可怕收藏的一部分。
如今，在尼尔森家里，已经有好几位“室友”了。他们会不时地被放在床上共枕。对于尼尔森来说，控制这些“人”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乐趣，一种能让他感到兴奋和陶醉的乐趣。他已经不再对这些尸体感到有任何的神秘感，反而觉得越来越有好感，这种变态的心理真是令人发指！
在那个特殊的日子里，尼尔森又开始了他的日常仪式——喷两次喷雾剂，一边驱散那些因尸体而招来的苍蝇，一边掩盖那股难以言喻的恶臭。邻居们总是抱怨着那些奇怪的味道，纷纷向他抗议，但尼尔森总是巧妙地以“房子腐朽”为借口，轻描淡写地敷衍过去。然而，随着尸体数量的增加，他意识到这样下去迟早会被发现，于是决定采取行动。
为了保持自己的衣物整洁，尼尔森光着身子，将那些尸体一一搬到厨房里。他凭借过去当屠夫的经验，熟练地肢解着每一具尸体。他将残肢藏在地板下、花园的各个角落，甚至装进手提箱，提到院子里焚烧，以求彻底销毁证据。
经过一番折腾，他终于处理完了所有尸体，并搬离了伦敦梅尔罗斯林荫道195号。然而，好景不长，十六个月后，警察在他的花园中发现了超过一千枚的骨头碎片，将他拘捕。
搬到新家后，尼尔森意识到再也无法像以前那样用花园和地板来隐藏尸体了。他的新家是位于卡莱利花园23号的小楼，整个楼被分成了六套独立的公寓，他住在阁楼部分。他以为这样的地形会抑制他那难以控制的杀人欲望，但事实证明，他错了。至少有三起杀人案再次在这里上演。
新公寓的第一个受害者是约翰·霍莱特，他们在酒吧的一次闲聊中相识。有一天，两人在酒吧再次相遇，尼尔森邀请霍莱特去他的住处喝酒。几杯下肚后，霍莱特开始耍酒疯，竟然爬上了尼尔森的床。尼尔森试图让他离开，但霍莱特却拒绝了。愤怒之下，尼尔森找来了一条装饰椅子的皮带，趁霍莱特不注意，猛地勒住了他的脖子。
然而，当尼尔森打算将霍莱特的尸体搬到另一个房间时，却发现他还没有死透。他当即再次把皮带绕在霍莱特的脖子上，用力勒了两三分钟。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霍莱特竟然还有心跳。尼尔森无计可施，只好将他带到浴室，将他溺死在满水的浴缸里。
霍莱特的尸体在浴缸里浸泡了一夜，直到第二天早上尼尔森才将它塞进壁橱。为了彻底销毁证据，尼尔森将尸体肢解，一部分冲进了下水道，一部分煮烂后丢进了垃圾堆，剩下的部分则撒上食盐腌制在茶叶箱里。
看着那些被处理过的尸体部分，尼尔森不禁感慨万分：原来处理尸体也需要这么多的技巧和心思啊！
在尼尔森的诡异世界里，每一个受害者都像是一道独特的菜肴。第二位受害者阿奇巴德·格雷汉姆·艾伦，就是尼尔森手中那道不幸的“煎鸡蛋卷杀手”。那天，尼尔森精心为他准备了这道美食，看着艾伦大快朵颐，一块鸡蛋卷挂在嘴边，他突然觉得艾伦仿佛失去了知觉，昏沉得像个醉汉。尼尔森心头一动，一股莫名的冲动涌上心头，想要扼住艾伦的喉咙。然而，在他的记忆中，他并没有真的动手，只是蛋卷意外地卡住了艾伦的脖子，导致他窒息而亡。“哎，如果真的是蛋卷干的，那我岂不是成了无辜的旁观者？”尼尔森挠了挠头，毕竟蛋卷不会在脖子上留下证据，这让他得以逃脱罪责的困扰。
事后，尼尔森像处理一件艺术品般，将艾伦的尸体安置在浴室里，让他在那里静静地待了三天。然后，他像对待霍莱特那样，熟练地肢解了艾伦的尸体，处理得干净利落。
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受害者，是年轻的史蒂文·辛克莱尔。这个20岁的吸毒犯，整日在莱切斯特广场游荡，仿佛与世界格格不入。1983年1月23日，尼尔森将他带回了家，并精心挑选了音乐作为背景。辛克莱尔在轻柔的旋律中渐渐入睡，尼尔森则静静地靠近，用领带结束了他的生命。
处理完辛克莱尔的尸体后，尼尔森将他清洗干净，放置在床上。他找来两面大镜子，放在床边，脱去衣物，看着镜中两人裸体重叠的身影，尼尔森仿佛感受到了死亡与生命的奇妙交织。这一刻，他仿佛明白了什么，却又说不清道不明。
尼尔森的扭曲心理，其实可以追溯到他的童年。1945年11月23日，他出生在苏格兰的菲拉瑟堡，是贝蒂·尼尔森和奥拉·尼尔森唯一的儿子。然而，他的家庭并不幸福，父母的冲突不断，尤其是奥拉的酗酒和常常不回家。在尼尔森7岁那年，父母离婚了，贝蒂带着他回到了父母家。
尼尔森特别喜欢他的祖父安德鲁·怀特，但在他6岁那年，祖父去世了。贝蒂没有预先告知尼尔森这个消息，就直接带着他去看祖父的尸体。那一刻，尼尔森被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和恶心笼罩，他感觉自己仿佛被死亡的气息包围。
八岁那年，尼尔森差点在海里淹死，被一个在沙滩上玩耍的大哥哥救起。然而，那个大哥哥却对尼尔森做出了不可描述的事情，这件事在尼尔森心中留下了深刻的阴影。
十岁时，尼尔森的妈妈再婚，他变得更加孤单寂寞。母亲忙于照顾新家庭中的四个孩子，无暇顾及他。尼尔森虽然从不表现出愤怒或攻击性，但他内心的孤独和扭曲却在悄然生长。
1961年，尼尔森应征入伍，成为了一名厨师。在军队里，他学到了正规的屠宰技巧，这些技能在他日后的“创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他内心的黑暗和扭曲也在逐渐膨胀，最终成为了一个变态的杀人狂。
在军营的深处，尼尔森找到了他的避难所——酒精。他本就是一个孤僻的人，与他人保持着恰到好处的距离，但在孤独的侵袭下，他只能借酒浇愁。服役的那几年，他分到了一间单人间，成了他逃避现实的堡垒。
每当夜深人静，他就会站在镜子前，刻意避开镜中的自己，假装失去知觉，开始他的独角戏。他扮演另一个人，一个完全陌生的角色，与那个角色进行着一场场荒诞的手淫游戏，借此来满足自己内心深处的渴望。
就在服役的最后几个月，尼尔森遇到了布赖恩·马斯特斯，他以为这是命运的安排，自己终于找到了真爱。他疯狂地追求着马斯特斯，但现实却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马斯特斯并不是同性恋，他拒绝了尼尔森。为了逃避尼尔森的纠缠，马斯特斯甚至让朋友编了一个谎言，说他在回家的路上遭遇意外身亡。这对尼尔森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
1972年，尼尔森决定改变命运，他参加了警察培训，想要成为一名正义的化身。然而，在太平间里看到的那具尸体，却让他对死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尽管他对尸体毫无惧意，甚至产生了好奇，但命运再次捉弄了他——他未能成为一名正式的警察。一年后，他获得了一个工作面试的职位，这个工作成了他被捕前的最后一份职业。
在人际交往中，尼尔森总是难以维持长久的关系。他渴望找到一个能与他共度一生的伴侣，甚至愿意付出一切，但前提是对方也能如此。然而，他的“镜子情节”却越来越严重，他幻想自己与另一个角色发生亲密的关系，甚至将那个角色想象成一具尸体。为了增加真实感，他还会在开始前化妆，涂上假雪，让那个角色看起来就像是被谋杀了一样。
1975年，尼尔森搬到了北伦敦的梅尔罗斯林荫道195号，这是一套带花园的单层公寓。他与室友大卫·加拉奇一起生活，但两年后，由于性格不合，加拉奇选择了离开。加拉奇的离开让尼尔森再次陷入了孤独的深渊。他写道：“孤独，就像是一场永无止境的折磨，让我无法忍受。”为了逃避这种痛苦，他只能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变得更加木讷，更加依赖酒精和电视节目来麻痹自己。
就在加拉奇搬出公寓一年半后，尼尔森的杀戮之路悄然开启……
在尼尔森的世界里，史蒂文·辛克莱尔成了他最后一个“作品”。他依旧用那套熟练的流程处理尸体：头、手和脚被丢进锅里煮得稀烂，然后小心翼翼地装进塑料袋。一袋被藏匿在卧室的文件柜里，另外两袋则巧妙地塞进了茶叶箱。而那些无法煮烂的器官和尸肉，则顺着下水道悄然溜走。
然而，或许是下水道早已不堪重负，或许是尼尔森这次的手艺太过“精湛”，下水道很快就被堵塞了。邻居们被臭味熏得忍无可忍，请来了修理工。当修理工打开下水道盖子时，意外地发现了那些不应该出现在这里的人类残肢。邻居们惊恐万分，立刻报了警。就这样，这起令人发指的案件浮出了水面。
1983年2月9日，尼尔森被捕了。面对警方的审讯，他出人意料地坦诚。从2月11日开始，他的正式讯问持续了一个星期，累计时间长达30个小时。在这个过程中，他毫不保留地告诉了警方自己的杀人手法，甚至帮助警方辨别受害者的尸体碎片。他仿佛突然良心发现，对警方的审讯既不离题也不乞求同情，只是淡淡地表示对自己所做的事情并不后悔。
由于尼尔森的配合，警方很快找到了更多受害者的躯体。1983年11月，尼尔森被法庭判决终身监禁，25年内不得假释。这个结果对于他来说，或许正是他想要的——一个安静的角落，让他继续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