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明此刻正身处于繁忙的工作之中，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自己对知识的追求和对生活的热爱。在工作之余，他充分利用闲暇时间，踏上了周边旅游的征程。每到一处新的地方，他都会用心去感受当地独特的风土人情，将那些美好的瞬间深深地印刻在脑海里。然而，即便是在尽情享受旅途乐趣的时候，五明也始终没有忘记自己即将面临的本科入学考试。
回到住所后的夜晚，当城市的喧嚣渐渐沉寂下来，五明便会坐在书桌前，翻开那一本本厚重的教材和参考书籍，认真地复习着每一个知识点。他时而眉头紧锁，思考着复杂的数学公式；时而奋笔疾书，记录下重点内容。除了常规的复习之外，五明还坚持撰写读书笔记，不断总结归纳所学所得。
这天，五明像往常一样开始书写读书笔记。他的笔触落在纸张上，缓缓流淌出关于文章写作方面的见解：“文章的聚材取事、命题炼意以及谋篇布局等工作无疑是整个准备阶段至关重要的环节，可以说是核心部分。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绝不能忽略掉另一个关键要素——确定欲写文章的‘体裁’以及斟酌文章表现‘技法’的合理选用。这两者就如同飞鸟之双翼、车之两轮一般，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只有做到全面兼顾，才能真正创作出一篇优秀的文章。”
五明曾经阐述过这样一个观点，即在进行文章创作之前，首先需要明确“体裁”方面的问题。这里所说的文章的“体裁”，实际上指的是其“体式”或者说“样子”，也就是一篇文章最终所呈现出的那种“整体状貌”。
遥想世界上出现第一位撰写“文章”之人时，或许在他的脑海当中压根儿就不存在任何关于“文体”的具体概念。当他拿起笔准备创作的时候，仅仅只是想要将内心深处那些最为渴望表达的话语记录下来，亦或是迫不及待地向他人传递自身的某种思想以及情感罢了。然而，就在他成功地把这些话语书写出来之后，并且使得这些思想和情感得以清晰而又完整地传达出去之时，那么，原本那些简简单单的“话”，还有那些深藏于心底的“思想”与“感情”，便会在不知不觉间拥有了属于它们各自的“形体”，进而获取到了独特的展现“形式”。正因如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讲，但凡存在“文章”这种东西，那么相应的文章必然都会具备它自身独有的“体裁”特征。正所谓“意完体具”，“文成法立”，自古以来便是这般道理。至于对各种不同类型文章的“体裁”予以分类，则是相对而言稍微滞后一些才发生的事情了。要进行这种“文体”划分的工作，至少需要具备以下两个重要条件：其一，所涉及的“文章”必须已经被撰写得相当繁多且繁杂，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品类各异。只有当存在如此丰富多样的作品时，才能够形成分类的客观基础。如果只是寥寥数篇或者类型单一的文章，那么就难以进行有效的分类。其二，还需人们对于这些“文章”有着切实的学习或者研究需求。假如没有这样的需求，不对它们进行分类将会导致诸多不便。例如，无法方便地对各类文章进行揣摩和比较，也就不利于相关领域的进一步发展与提高。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文体”划分这种专门的“学问”方才应运而生。
据五明所述，最早对文章进行分类的人乃是曹丕。他在其所着的《典论·论文》当中明确指出：“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合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也就是说，虽然所有文章从本质上来说是相同的，但在表现形式等细节方面却存在着差异。其中，奏议和上书之类的文体应当注重文雅庄重，书籍论述则适宜合乎道理逻辑，铭刻和诔文更倾向于追求真实可信，而诗歌和辞赋则以华丽优美为佳。由于这四类文体各自具有不同的特点和要求，所以擅长某一类文体写作的人往往会有所偏重；唯有那些博学多才、精通多种文体的人，才能够全面掌握并运用各种体裁来进行创作。
曹丕所说的这番话蕴含着极为深刻且富有洞见的三层含义。其一，他旗帜鲜明地指出，世间所有的“文章”本质上皆是“本同”的。也就是说，无论是何种类型、何种题材的文章，其内在所遵循的总体规律以及根本性的精神实质都是一致的、相通或者相互贯通的。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文章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这种差异仅仅局限于细微末节之处，也就是所谓的具体“特点”方面的些许不同罢了。不得不说，曹丕此观点极具合理性和说服力。
其二，曹丕独具慧眼地将文章划分为“四科”，并且精准扼要地阐述了每一类文章各自独树一帜的显着特色。例如，“奏”与“议”这类文体，鉴于乃是臣子向君主进言陈事之用，故而必须具备典雅、庄重之气质；而“书”和“论”呢，则因其主要是针对事理展开深入剖析与阐释，因此应当着重于逻辑清晰、条理分明；再看“铭”与“诔”，因为它们承担着记述功勋或是祭奠悼念等重要使命，所以务必做到真实无误、准确可靠；最后谈到“诗”和“赋”，由于其主要功能在于抒发情感以及描绘事物，自然而然就应该追求文辞优美华丽、注重修辞藻饰。令人惊叹不已的是，曹丕仅用简简单单的“雅”“理”“实”“丽”四个字，便将这“四科”（共计八种文体）的文章特点及相应要求高度凝练地概括了出来，实在是简洁明了到了极致！其三在于他指出这些各不相同的“四科”文章，对于常人而言，几乎不可能做到每一样都熟知于心，并且能够熟练地撰写每一科目的文章。唯有那凤毛麟角般存在的少数“通才”之人，方能具备这种能力，将各种体裁的文章信手拈来。如此观点无疑是相当客观且求真务实的。
而五则明确写道，自曹丕之后，“文体”的划分逐渐变得愈发精细起来。在这个领域之中，做出杰出贡献者当数刘勰以及萧统二人。刘勰所着的《文心雕龙》侧重于理论阐述，详细讲述了多达三十五种文体；萧统编纂的《文选》则重点聚焦于选文方面，总共分为了三十八种文体类别。他们两人对于古代“文体学”的创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奠基性作用，并给后世带来了极为深远的巨大影响。
到了唐宋元等几个朝代时期，有关文章的“编选”工作开展得可谓是轰轰烈烈、规模空前浩大，其所编撰而成的书卷数量繁多、篇幅浩瀚。尽管在此期间，“文体”的具体分类或多或少会有一些增减变动，呈现出不尽相同的状况，但总体上来说，大致还是依照着《文选》的体例而来，并未出现太多具有开创性意义的重大变革。时至明代，文体的划分愈发精细琐碎，逐渐步入了“繁琐”之路径。就像吴纳所编纂的《文章辨体》这部着作一样，它汇集了明朝以前的诗文作品，并分内、外两集。其中，仅仅是内集里的散文部分便被划分为多达四十九个类别；而外集中的诗赋以及骈文等，也各自有着众多不同的分类。虽然这种以“分体”方式来选文，并对每一体裁都加以详细“解说”的做法，在编辑方面确实具有一定的价值所在，但与此同时，其“繁琐”的弊病已然清晰地展露无遗。在此之后，徐师曾编撰了《文体明辨》，贺复征则辑录了《文章辨体汇选》，他们二人皆是承袭吴纳的思路并且进一步发扬了他的这个“短处”，竟然将所谓的“文体”划分出了高达一百二三十种之多！如此繁杂多样的文体种类，实在是让人看得眼花缭乱，想要全部记住简直就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于是乎，“文体学”在此时真正成为了一门极其“复杂”且令人感到头痛不已的“艰难”学问。所幸的是，一直等到了清代时期，人们方才开始对这些纷繁复杂的文体进行化简归并，从广博繁多回归简约扼要，从而使得各种“叠床架屋”般堆砌罗列的文体能够得到合理有效的归类与整合，最终呈现出一种简洁明了的状态。这中间，姚鼐是一个有较大贡献的人物，他所编的《古文辞类纂》，把所有文章分为论辨、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赞颂、辞赋、哀祭等十三类,已大为明晰。稍后,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又进一步把它简化为十一类,并分属于三大“门”(即着述门、告语门、记载门)。文体这样一归并、简化,虽然仍有不少毛病,但相比而言，的确要合理,实用得多了。
五明曾这样写道：现代文章的文体分类，实际上是在“五四”时期白话文蓬勃发展并逐渐占据主流地位之后才真正兴起的。当时，着名学者陈望道先生在其着作《作文法讲义》当中，开创性地对文章进行了详细划分，将它们归为记载文、记叙文、解释文、论辨文以及诱导文这五大类别。
五明在他的学习笔记中详细地写道：“就在不久之后，令人瞩目的另一位文学大家——叶圣陶先生，在其精心撰写的《作文论》一书中，凭借着自身那独树一帜的深刻见解以及持之以恒的深入研究成果，再一次针对世间所有的文章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且全面系统的全新剖析与分类工作。”
叶老经过深思熟虑后提出观点，他认为完全可以将这些琳琅满目、各式各样的文章，大致地划分成为三种不同的类型。这三种类型各自具有鲜明的特点，它们分别是：以生动形象的描述来讲述事件发展过程或人物经历为主的叙述文；通过逻辑严密的论证来阐述观点、表达立场的议论文；还有运用饱含情感的文字抒发内心感受与情绪的抒情文。
五明认真地写道，特别是当谈到这本备受瞩目的《作文论》里“文体与写作上的区分”这个章节的时候，不得不提的是，叶圣陶先生展现出了一种超凡脱俗、高瞻远瞩的视野和洞察力，以其卓越的智慧和深厚的学养，高屋建瓴般地构建起了一套具有开创性思维并且极富实用价值的分类原则体系。
他旗帜鲜明地指出：“关于对事物进行分类这项工作，实际上存在着三个极其关键且不容忽视的核心要点需要我们给予高度重视并时刻铭记在心。首当其冲的便是所谓的‘包举’原则，简而言之，我们通过精心设计和细致谋划而划分出来的每一个具体类别都务必确保能够全方位、无死角地覆盖到该事物所涉及的所有领域范围，坚决不能容忍哪怕只是微不足道的一点点遗漏或者疏忽之处。因为任何一处细微的遗漏都可能导致整个分类系统的完整性受到损害，从而影响我们对于该事物本质特征的准确把握和深入理解。
紧接着，第二个同样至关重要的方面便是‘对等’原则。这里所说的‘对等’意味着各个不同的分类之间在本质属性上应该保持一种相互平等、互不隶属的关系状态。换句话说，绝不能够用某一个特定的类别去强行囊括或者吞并其他的类别，否则就会破坏分类体系内部的平衡与和谐，使得原本清晰有序的结构变得混乱不堪。只有当每个分类都能独立存在且地位平等时，我们才能更好地梳理和剖析事物内在的多样性以及复杂性。
而最后的这一点，可以说是整套分类原则当中最为关键也最为核心的要素——‘正确’原则。具体来讲，它要求我们所划分出来的各种类别不仅要各自界限分明、互不交叉干扰，同时还必须具备相互排斥的独特性质。也就是说，任意两个不同的类别之间都应该有着明确无误的差异和区别，绝对不允许出现彼此混淆不清甚至模棱两可的状况发生。只有这样严格遵循‘正确’原则来进行分类操作，我们才能够真正建立起一个科学合理、严谨精确的分类框架，进而有效地推动相关研究和实践活动朝着更加深入和精准的方向发展前进。在此之后，夏丐尊先生携手叶圣陶先生精心编撰而成的《文心》一书中，他们二人犹如两位智慧的探险家，进一步勇敢地踏入了“普通文”和“文艺文”这两个神秘领域，并展开了更为深入且全面的探讨及精准区分。令人惊叹的是，他们并未止步于此，而是继续深挖下去，对于“普通文”这个看似平凡却蕴含无尽奥秘的概念，进行了超乎想象的细致剖析。最终，如同庖丁解牛一般，将其巧妙地划分成了记述文、叙述文、解说文以及议论文这四种各具特色的类型。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随着时间的悄然流逝，稍晚一些时候，叶圣陶先生凭借着自己深厚的文学造诣和独到的见解，在其所着的《作文概说》这部着作当中，更是展现出了惊人的魄力与创新精神。他竟然大胆地将包括诗歌、戏剧、小说乃至小品文等各种各样丰富多彩的文体，无一遗漏地统统纳入到了之前所提及的那四种文体之中。这种前所未有的整合方式，无疑给当时的文坛带来了一股强烈的冲击与震撼。
更值得一提的是，叶先生目光如炬，敏锐地洞察到了一个重要的现象：由于“抒情文”本身具有独特的特质，它很难完全摆脱“叙述”的影响而孤立存在。基于这样深刻的认识，叶先生毫不犹豫地指出，“抒情文”实际上并不适宜被视为一种完全独立的文体类别。显而易见，这一观点较之于他先前于《作文论》里所阐述的见解已然产生了明显的转变。那么，后续又会如何发展呢？在此之后，蒋伯潜先生与蒋祖怡先生通力协作，共同创作出了一部名为《体裁与风格》的着作。在这部作品当中，他们将文章颇为明晰地划分为了五大类别，分别是：议论类、说明类、记叙类、描写类以及抒情类。回顾往昔针对文章分类所展开的诸多尝试及摸索，此种划分模式毫无疑问实现了重大突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其不仅使得各类文章的特点得以更为准确地呈现出来，而且还为读者们理解和区分不同类型的文章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可以说，这样的创新之举为文学领域带来了新的思路和方法，对后世的写作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这种分类的漫长演变历程当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最开始对于“文体”的划分标准，主要是以文章所表述的客观“对象”作为重要依据的。然而，采用这样的方式来划分文体，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彼此相互纠缠、界限模糊不清的情况，从而导致整个分类体系显得有些混乱和含混。比如说，“记述文”（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记载文）被定义为专门用来“记录人或物的静态”的一类文字表达形式；而与之相对应的“记叙文”呢，则强调对事物发展动态过程的描述。可是，要想确切地区分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尤其是在实际应用场景中去精准辨别究竟何为“静”、何为“动”，实在并非一件轻而易举之事。因为很多时候，人或物的状态并不是绝对静止或者完全动态的，它们往往处于一种介于二者之间的复杂状态，这就让“记述文”和“记叙文”的边界变得越发难以界定了。此外，这“记述文”与那所谓的“解说文”（又称之为解释文）之间的差异确实极为微妙，要想将其明确地区分开来并非易事。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所着重讲述的乃是具体事物之“象”，通过对这些具象之物的详细描述，让读者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其所呈现出来的各种特征；而后者则侧重于对抽象事物之“理”展开阐释，运用逻辑推理和分析等手段，深入挖掘并阐明其中蕴含的道理及本质内涵。然而，即便是这样明显的差别，在实际的分辨过程中依旧困难重重。
同样地，“论辩文”与“诱导文”亦是如此。按照通常的“定义”来讲，所谓的“诱导文”乃是那种从正面出发进行论述、并且善于循循善诱的一类文章，它旨在引导读者逐步接受作者想要传达的观点或理念；相比之下，“论辩文”则更注重于对事理的深度剖析，力求清晰明了地辨别出是非对错，展现出一种理性思辨的力量。可是，像这样分得过于细致的分类方式，并未能充分考虑到实际情况中的复杂性以及多样性，因此也就没有必要将它们完全平等地列为几大类别。毕竟，仅仅依靠表述的“对象”以及文章的“内容”作为划分文体的唯一“准则”，实在难以做到全面周详且严密准确。然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种观念却极大地限制了人们的视野和思维，使得对于文体的划分始终无法摆脱这座如同迷宫一般错综复杂的困境。事实上，这种偏差早在梁启超所着的《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一书中便已经初见端倪。自那时起，这种局限性一直延续着，并对后续的文学研究与写作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情况终于渐渐发生了变化。后来，研究者们逐渐意识到问题所在，并尝试将文体分类的标准逐步转向以表述的“方式”和“手段”作为关键的基点。通过这样的转变，对于文体的认识和区分才总算取得了显着的进步。
正如五明在他的学习笔记中所描述的那样，尽管如此直至目前似乎仍无令人满意的文体划分。要知道，不同文体之间的此消彼长和变化趋势是极为显着且清晰可见的。这些文体犹如奔腾不息的江河一般，始终处于持续地“流动”状态之中。它们彼此之间相互施加着影响，互相进行着渗透，甚至还会相互实现“融合”。如此一来，整个局面就显得颇为错综复杂了。
而经过漫长岁月逐渐积淀而成的那些所谓“观念”以及“习惯”，已然构筑起了种种现实当中确实存在的划分界限。即便我们深知这些划分并非尽善尽美、全然“理想”，可若是完全不顾及这样一种既存的“习惯”，那显然也行不通。
与此同时，对于“文章”范畴的认知缺乏一致性，再加上针对“文体学”展开的相关研究相对薄弱，这无疑成为了一个相当严峻且十分突出的棘手难题。具体来说，实用文体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三大类别的体裁。
所谓“记叙类”文章，乃是以“叙述”这一手法作为根本，并贯穿整篇文章，从而使其整体呈现出记叙的“色彩”或者说“基调”的那些篇章作品。而在众多类型当中，尤以新闻文体最为常见且至关重要。
新闻文体当中属于“记叙”性质的包含了消息、通讯以及报告文学等等。先说消息吧，它还有另外一些称呼，比如“新闻”或者“电讯”。这是一种通过简洁明了的叙述方式来对“新近发生的事实”予以报道的报刊体裁。其显着特点之一便是拥有多行“标题”，这些标题通常会采用不同的字号和排版方式，以便于读者能够快速地了解到新闻的核心要点和关键信息。在正式的文章内容开启之前，通常会出现以黑体字呈现的“电头”部分（比如像“新华社某地某日电”或者“本报讯”等等这样的表述）。而紧随其后的那一段文字，则被称作“导语”。这一部分非常关键，它需要对一则消息里最为重要且具有最高价值的新闻事实进行扼要地概括和描述。接下来便是整个消息的核心区域——“主体”了，这里往往会穿插着对于相关“背景”情况的详细交代。最后的部分则叫做“结语”。这种形式最大的特色就在于其始终坚持“用事实来说话”，并且普遍采用一种独特的“倒金字塔”式结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倒序”式）。在日常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消息类型大致可以分为动态新闻、综合报道、经验消息以及新闻述评这么几种类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