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x年，我二（戴望舒）
我觉得静是吃醋了。当时我并没有这么觉得，就觉得她经常给我不好的脸看，那种板起来的。丽娟劝我善待静，说她自己还是个孩子，我不应该对她发脾气。可是，可能跟我饱受磨难的残损的身体有关，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脾气会变得那么暴躁，经常事后谴责自己，却并不道歉。
我的脾气并不是只对着静发作的。在工作中、社会上，我也越来越多的脾气不良。
我举个例子，一个关键性很强的例子，我甚至打了我的校长大人，而且连续打了我两个东家学校新陆专科学校和暨南大学校长的耳光。两个校长都指责我，说我站在举着反饥饿、反内战的标语旗帜上街游行的学生一边是错误立场。一个校长说我亲共，另一个校长干脆说我是共匪。于是我分别地打了这二位的耳光。然后我分别地被这两个学校解聘了。大家都知道，我人高马大，被一些朋友形容成李逵式的人物，尽管从日本人的监狱里出来后处于无间断的重伤风似的状态，体质大不如前，但我的手一举，那还是有份量的。
走出这两个学校，我到上海音乐专科学校任教。
这本来没有问题的了，生活也过得下去。
可是那两个校长大人咽不下那口气，居然分别地去警察局检举了我。后来我才知道，这两个校长检举的内容竟然并不一样，一个说我通共，一个说我是汉奸残余。
一个风高月黑的晚上，我的两个学生来到我家。男的叫陈梦海，女的叫吴默然，他们是男女朋友，后来成了夫妻，还都成了着名的翻译家。这是后话。默然有个舅舅在警察局做事，用后来的话说，还是个中层干部。
他们说：戴老师，出事了，我们刚得到内部消息，警察局已经把您列入了通辑犯的名单里，通辑令明天就会发出。默然补充说，她舅舅喜欢读一些诗，对我有着敬意，特意关照她的。
上海人说过一过二不过三，可是我这一辈子什么事情都是一二三都过。三个女人，先是过了两个，接下来还要过第三个。三次当逃犯，路线都是从上海前往香港，时间都是晚上，形式都是连夜出逃。
我携妻带女，第三次连夜去了十六铺码头，赶上了半夜启航的轮船，方向香港。跟前两次一样，走得十分的匆忙。
回到香港后，我一开始还很快就找到了老东家，老行当，以笔名“江思”主编《星岛日报》的副刊《读书与出版》。
可是《星岛日报》那时的主编是一个忠诚的国民党人。他听说我是国民党在上海的通辑犯后，毫不犹豫地就让我当了一次鱿鱼，被炒掉的鱿鱼。
后来想起来，觉得我天生就是属鱿鱼的，到这个锅里被炒，到那个锅里再被炒一遍，炒得我全身上下每根骨头都嗞哇乱响。那些锅还有性别，三个是女性的，其它是男性的。男锅炒我，炒了也就炒了，女锅炒我，却让我的骨头都焦了，一次比一次焦得厉害。
最后炒掉我的，是我的静。
最后一次离开《星岛日报》后，我的日子变得拮据得很，我是说，我们一家五口的日子，一个望舒，四个女儿，即一个静加上三个朵。那时静还不到二十，我经常觉得她也是我的女儿，只不过是个会跟我上床下床的女儿，当然是合法也合理的上床下床。跟丽娟的文静相反，她是活泼天真调皮可爱。我疼她至少不亚于疼三个朵。人说含在嘴里怕化了，就是这个意思。她也含我，高兴愉快的时候，她会把我含得乐不思沪。至于这个“含”字有几个含意，当诗人的我就不解释了。因为这也是诗，诗是不容解释的。
可是调皮的同意词有时候却是任性。一句话不合，她就对着我嚷，甚至尖叫。我们没有一天不吵架的。在我这边，我的性格也是被那些磨难给烧焦了的，炭化了的，特别容易冒烟乃至起火。
一天，我在街上见到静，她的小手竟然牵着一只大手。那是一个跟她年龄差不多的小青年。我沉着冷静地走上去，我问那男的：先生，可以告诉我你尊姓大名吗？那小青年说：我姓蔡。不是，先生，你是谁？问我姓名做什么？我说：我是她老公。我一把拉着她的手就走，我后面那小青年没有再发出声音来。我想象得出他的呆怔形态。
到家后，我们大吵了一场。这是每个当男人的都会有的反应。直到我看着我的手，再看看她的小脸，虽然没有肿起来，可是明显地红了一片的脸，轮到我愣住了。我打了她。
我打了她！过了好几年，我想起静，我的手就会疼。但逢天阴雨湿，我的那只手就会疼。但逢天阴雨湿，我就会想静。我觉得，这两个现象应该有一种内在关系。
我打过人，比如上海那两个校长，还有《星岛日报》那个主编。过后，我的手并没有疼的感觉，相反，我觉得那些个打有一种中医里说的舒筋活血的作用。用虾米小弟时代的话说，那叫一个爽，怎一个爽字了得。
可是，静却让我疼了。是我打的她，但疼的是我，而且是好多年的疼，一直到我再也没有痛感为止。
几天后，她带了一个新的男人到家里来。这回是个中年的男人。我刚想骂人，那男人说话了。他说，他是杨静小姐的律师。他把一个离婚协议书递给我。我看清了那封面，就把那一本东西都撕掉了。他说，他那里还有。他嘴角泛起一个勾引我的手再次扬起的微笑。他说：简单地说，你和杨静小姐生的两个女儿，一人带一个，杨静小姐和她带的女儿的生活费用由你负责。
我眼睁睁地看着她走，她是带着三朵走的。她走得很妇女。我很少看见她不是蹦蹦跳跳地走的。我忽然意识到，她不是我的女儿了，她已经长大了，或者说正在往大里长。长大的孩子都要住到外面去的，长大了就自由了，不是父亲可以管得了的了。没有血缘关系而只有肉体关系的女儿，一旦走了，那更不是天下哪个父亲管得了的。
于是，我成了祥林哥，鲁迅写的那个。我逢人就说：我死定了。这回我死定了。
反正我已经死定了，我这次例外地没有去买那写着三个灵字的名牌杀虫药。
那天，卞之琳到我家来，还兴冲冲的，我当头给他一句棒喝。我棒喝用的还是祥林哥的名言：我死定了。他扶了我一把，他说：你站好了，听我说，你可以不死了。北平（那时已经把北京改成了北平，为的是后来没多久再改回为北京）邀请你去。
反正我在香港就是继续当那个死定了的人，用丽娟的话说叫行尸。于是，用不着卞兄做工作，我当即就说了行。我说的行，不是行尸那个行，而是想再做回活人去行走的行。
几天后，我就跟卞兄一起上了船，一路向北。我带着大朵和二朵，还有我的妈妈。
在塘沽码头，我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我记不住那些个头衔，反正来迎接我的是当地的人物。他们把我的的大手都快捏熟了，不住口地说：欢迎大诗人投入人民的怀抱。火车到了天津站，我以为到了另一个世界，一个特别热闹的世界。这里有喧天的锣鼓，有扭着柳腰跳着秧歌的美丽少女，好多美少女。直到一双（不是一只）比我的大手只略小一号的手紧紧地握住我的大手、那握手的穿着共军军衣的人说着那同样的话“欢迎大诗人投入人民的怀抱”时，我才知道，这些美少女竟都是来欢迎我的。到了北京（还是叫北京吧），我同样受到人物的捏手欢迎，听到同样的那句话，人民的怀抱，人民的手，而且是中央级的人民的手。
在北京，我们一家四口住进了据说是日本人建的宾馆翠明庄，入住了这家高级宾馆最好的套房，用虾米弟时代的话说，那叫总统套房。
之后，大朵和二朵插班进入蔡元培、李石曾和沈尹默创办的孔德学校（后来叫北京第二十七中学）。我参加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第一次文代会），我被选为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理事。之后我被任命为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国际新闻局法文科科长，据说还是署长胡乔木点名和任命的。
我给静写信，报告了这些情况。我请她到北京来。
静来信里居然说，她决定来。我对二朵说：你妈要来了。你妈要来啦，还有你妹妹。二朵跳了起来，叫着我妈要来了，三朵要来了。她抱住我。我就抱起她跳，跳到我瘫在地上为止。
我走上一条幸福的路了？我相信是的。可是命运对我说不。
命运说：你少了一次寻死。这是要补回来的。
过程如下：我因病住进了医院。可是我不想多住，我的心在外面。我说：我已经学会自己注射麻黄素了。医生无奈地同意了。我回到了家里，那是分配给我一家住的一个四合院。
那天，我是想要早点康复的，为此我增加了注射的剂量。
然后我倒下了，我看到胡乔木这位中共相当大的干部走到我的床边，还有好几位领导。可是我看着他们就咽了气了。弥留之际，我听医生说：这样的情况，如果在十分钟里不抢救，就没救了。
象有朋友说的，我从香港日本人的监狱里出来后，就好象一直在重伤风的状态。可是，恰恰在我不想死的时候，我却死了。我用毒药寻过两次死，都没有死成。可是当我想用救命的药活下去的时候，我却死了。命运对我说：第一，是你自己说的，你死定了。那你不死能行吗？第二，你寻死了两次，还欠一次，不补能行吗？第三，你不用灵灵灵的毒药了，却去用救命用的药，你不用灵灵灵，就没人能救得了你了。
我要哈哈了！我最后一次地哈哈，尽管没人听得见我的哈哈。
《人民日报》发布了我去世的消息，报导说：“诗人戴望舒逝世，陆定一等前往照料入殓。”这个中共的党报发表了胡乔木亲自赶写的《悼望舒》一文，胡署长说：“我为中国丧失了一个决定为人民服务的有才能的抒情诗人而悲悼。”中国文联和新闻出版总署联合在新闻总署礼堂举行追悼会。共有百余人参加，其中不乏着名人士，如郑振铎、老舍、艾青、袁水拍、范长江、冯亦代、叶浅予、丁玲、文怀沙、萧乾、荒芜等。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文教委员会主任郭沫若、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以及马叙伦等人送来花圈挽联。会场有乐队演奏哀乐。追悼会由文化部部长茅盾主持，胡乔木等人致悼词。徐迟还朗诵了我的诗。
生得凄凄惨惨切切，死得荣荣耀耀烈烈。这就是我，一个死到第三次才终于死成的人。我，戴望舒。享年四十五。
我的故事基本上讲完了。虾米小弟，接过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