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四川巡抚衙门刚刚开张，除了一个负责打扫卫生的，还没有其他工作人员，甚至连巡抚人选都还没有。邓名陪着巩焴来巡查了一番这个巡抚衙门，向对方问道：“巩老先生觉得这衙门如何？”
巩焴看着这桩比知府衙门还要小得多的建筑物，摇了摇头：“这分明就是一个院子。”
“有好几间房呢，再说巡抚衙门又不会有多大，要大院子干什么？现在都府的房价是越来越贵了。”为了省钱，巡抚衙门甚至不在春熙路上——在成都南边找了个间小宅子，挂了个牌匾就是巡抚衙门的地址了。
现在成都的知府衙门不小，不过那是历史遗留问题，邓名也就默认了，而且也不是刘晋戈一家在用。税务局和提刑衙门也住在里面，秦修采和贺道宁总想搬出来，但由于没有足够威风的新衙门所以迟迟没有成行。
邓名认为衙门是办公场所，所以巡抚衙门没有给官员的住宅区、没有庭院，一下子就节省了大量的面积。而且巡抚衙门一样没有司法和收税权，自然不需要太多的办公室，也不需要公堂等附属设施，最后觉得这么一个院子就盛下了。
除了功用问题外，更关键的原因是巡抚衙门现在没有主人。刘晋戈的知府衙门不愿意出一大笔钱为巡抚衙门购地并进行装潢，他表示如果要出钱那叙州也不能置身度外，应该尽到下级机构的责任；可叙州方面不同意，称既然巡抚衙门设在成都，那花费理应成都知府衙门独自承担。现在只需要掏一个小院子的钱，成都知府衙门上下都很满意，成都议会也很满意（帝国议会又解散了，但成都议会的持续召开时间越来越长，已经有变成常设的迹象）。
熊兰的银行系统肯定不会给巡抚衙门出钱，而秦修采的税务系统也是一样，借着设立巡抚衙门的东风，秦修采成功说服大家不再反对给省税务局单独设一个办公地点——税务局在春熙路上买了一大块地，打算把上面原本的铺子都推平了，盖一片新办公地点，而原来知府衙门院里的老房子可以留给成都府税务用——买地、盖房子、装潢，税务局的新办公楼预算是二十多万。
“这宅子花了三百元，”邓名告诉巩焴，正因为只有这么点钱，刘晋戈才慷慨地表示这笔钱就不用叙州分摊了，在巡抚衙门成立前，成都知府衙门还愿意承担那个打扫卫生的人的工钱，也算是知府衙门对上级机构的一片孝心了：“我觉得挺好，而且有里外四间屋子，打扫干净、糊上窗户、再摆上桌椅就能开张，都不用折腾。”
暂时看来，四川巡抚衙门的工作就是计算税务局收的税里的省税数量，确定该如何花费，然后指示税务局拨给地方政府，也就是成都或叙州的知府衙门，并监督他们花费。因此一间算账的屋是少不了的，一个巡抚自己的办公室，一个幕僚公用的屋子，再加上一个客厅和茶水房。
“如果将来要添加人员，也不用担心地方。”现在四川的军权根本不在巡抚衙门手里，各亭也都是知府衙门的下属，不过将来的事情不好说，因此邓名自掏腰包把隔壁两个院子也都买下来了，还加上再远一些的大段荒地。万一将来巡抚衙门有需要的话，还可以从邓名手里把土地买走加盖房子。巡抚衙门设在这里，将来土地升值的潜力还是有的，邓名这也算是利用内幕消息进行投资。
“如果没有好的人选，这个巡抚我可以先兼起来。”邓名最后说了一声，这个巡抚的位置没有心腹愿意来，而如果随便指派一个毫无资历的人又不合适。思来想去，邓名觉得自己兼任还是个很好的办法，毕竟现在四川巡抚的大部分传统权力就在他手里。
说完这句话后，邓名、巩焴和几个卫士就向门外走去，因为这个小宅子实在也没有什么好看的，出门前邓名还嘱咐了那个看院子的大爷一声：“走时别忘了锁门。”
“是。”这个大爷是刚从浙江移民来的，出门打点零工补贴下儿子的家用，刚被一脸神秘的知府衙门官员找去，询问他愿意不愿意给巡抚衙门看院子，还每个月给一百二的工钱时，老头差点幸福地昏过去——给巡抚老爷当门房，还是门房头，这种好事竟然会落到他一个无亲无故的人身上，这是什么运气？
事实证明他的运气还真不怎么样，看到这个宅子后，大爷的心里那是一片瓦凉啊，要不是确实知道布置任务的人是成都衙门的官吏，他真怀疑遇上骗子了。亲手把“四川巡抚衙门”的牌匾在门前挂了起来，但偶尔从门前路过的行人也并没有因此投给这个宅子多少注意力，可能他们都认为这只是个闹剧吧——有个闲的没事做的家伙在这个僻静地方给自家门上挂了个大招牌，而成都知府衙门或是不知道，或是根本懒得管，就和他们这些路过的行人一样。
今天大名鼎鼎的保国公来转悠了一圈，还发表了一些关于这个衙门的指示，对大爷来说这大概是他找到这份工作来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了，他打算等今天下班回家后，要和儿子们好好念叨、念叨此事。
最近两天邓名带着巩焴在成都各个衙门里转了转，还很客气地询问对方有什么改良意见，巩焴也很诚实地告诉邓名他什么想法都没有——如果四川的组织结构是从原来大明官府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那巩焴说不定还能提一些修改意见，但现在除了沿袭“知府、提刑”这样的名称外，四川的官府和巩焴所知的传统官府没有一点儿相似之处，到现在为止巩焴连里面的互相制衡、合作的运行原理还没有琢磨清楚，哪里可能提什么改进意见？
离开了巡抚衙门后，邓名就回到了常备军统帅部，这里是他在成都的主要停留地点，就算将来兼任了四川巡抚，估计邓名还是会选择在这里办公。以前邓名也经常呆在成都知府衙门里面，因为那里有好几个机构，想找谁都方便；可现在知府衙门里乱哄哄的不适合工作，除了秦修采的税务外，贺道宁的提刑衙门也忙着准备搬家——巡抚衙门宣布建立后，贺道宁和秦修采一样借着这个良机把自己的衙门也提高到省级高度，虽然贺道宁没有税务局那么有钱，但有他提刑衙门就有主心骨。听说提刑衙门升级为省级后，刘晋戈慷慨地表示愿意出钱帮贺道宁修衙门，叙州知府衙门和提刑衙门联合发来的贺信上也表示愿意分担一部分费用，成都议会和叙州议会都很痛快的批准了拨款——贺道宁手里还握着一个判人“违宪”的大棒子呢，那个没有巡抚的巡抚衙门谁都敢踩上一脚，但却没有人愿意招惹提刑衙门。
“巩老先生应该对吴三桂有些了解吧？”邓名问道。
“吴贼……”巩焴哼了一声，反问道：“国公为何有此一问。”
刚到这个世界的时候，邓名对吴三桂是非常忌惮的，因为这个人的名气太大了，不过穿越四年多了，邓名发现自己对吴三桂的原有印象和现实差距实在不小。
首先是军事实力，邓名感觉对方似乎也不如自己一开始想象得那么强大，刘体纯多次表示吴三桂不是特别厉害，如果没有满清那李自成绝不会输给他；而赵天霸也说，吴三桂曾经被刘文秀多次击败，逼得狼狈后退，要不是刘文秀在保宁大意早就把他赶出陕西了。邓名本人也感觉吴三桂显得相当保守，甚至可以称得上是无所作为，只有吴三桂讨伐水西时还表现亮眼，他的迅速胜利让邓名和李定国都心生警惕，但之后吴三桂又故态复萌，趴在贵阳一动不动，放过了攻打云南的最好时机。
其次就是吴三桂的名声，在邓名前世的印象里，吴三桂是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但现在居然口碑相当不错，拥护明朝的人都认为吴三桂降清有不得已的苦衷，而且还一直没有与明军嫡系交战过，就是攻打云南也可以认为是处于他对流寇根深蒂固的厌恶。清廷那边更不用说，吴三桂简直就是忠义的代表，而这样一个忠义老将向清廷投诚，更彰显了清廷的天命。
在士人、军官乃至底层百姓中，吴三桂的形象都非常之好，在昆明的时候，李定国也曾对邓名私下表示，他认为吴三桂和反正前的姜镶、金生恒一样，属于可以拉拢的对象。
而在文安之、朱舜水这些人的眼中，吴三桂甚至比反正前的姜镶、金生恒他们还要好得多，因为吴三桂没有像姜镶那样降过闯，或是和金生恒一样攻击过朝廷嫡系部队，说明他内心深处对明朝的感情更重，而且能扛住来自清廷的压力，不去做那些违背本心的事。“因为最近吴三桂有些活动，和我还有些私下信件来往。”邓名解释道，最近缅甸那边转来了两封吴三桂的信，杨在告诉邓名：吴三桂偷偷派使者到缅甸和他接触，表示只要永历朝廷能控制李定国不去打他的贵州，那他也愿意和明军和平共处。
昆明那边也遇到了类似的事情，李定国虽然没有向邓名通报细节，不过好像吴三桂和他也有秘信往来。而这次吴三桂终于活动到了川西这边来，前不久来见邓名的贵阳使者自称是夏国相的心腹，而且还拿着一张炭笔素描做信物——邓名认出了自己的作品后，也就相信了来人的身份。
“吴贼……”巩焴岁数不小了，之前给邓名的印象是性格豁达，大部分世情也都能看得开，但提到吴三桂的时候，巩焴脸上却露出了深深的憎恨之色——刘体纯也有类似的反应，袁宗第不如刘体纯、巩焴这么强烈,但也有一些。那两位都是武将，邓名觉得他们城府比较浅，对十几年前闯营的战败可能还在耿耿于怀，但没有想到巩焴居然也对吴三桂仍有这么强烈的恶感，而且看上去胜过袁宗第的十倍。
“让老夫猜一猜。”巩焴没有立刻解释原因，而是飞快地追问道：“国公是不是认为已经知道了吴贼的底线，或者说认为自己搞清什么东西——可能是女人、也可能是财宝、或是是爵位——对吴贼来说最重要？而且老夫估计，现在国公有种‘吴贼也不过如此’的感觉，觉得他器量狭小，斤斤计较还贪婪小气，老夫没说错吧？”
邓名闻言一愣，现在他确实有点这种感觉。
缅甸杨在转来的信里，吴三桂就提了他的藩国封地，暗示当初清朝能承认他的平西伯，那永历身为正统天子，承认他现在的王位，重视他的藩国权益是理所当然的；而昆明那边虽然没有详细解释，但晋王也提到若是吴三桂幡然悔悟肯痛改前非的话，必要的补偿是应该给的，邓名估计指的也是藩国问题；而这次夏国相的秘密使者来成都，带给邓名的信中又一次提到了贵州，夏国相称如果皇上在驱逐鞑虏后返回神京——这当然是一定的，那贵州应该留给吴三桂，云南都应该赏出来——那时晋王肯定是看不上这疙瘩地盘了。
看到吴三桂对云贵念念不忘，邓名感觉又是好气、又是好笑，亏平西王也是在他前世享有大名的人，谁能想到他居然这么像个土财主，咬住块封地就好像叼住了肉，死也不肯撒口了。
“不错，”邓名点点头，把平西王和他的通信内容尽数说给了巩焴听，隐隐间，邓名有了种不好的预感。
“这老贼！”巩焴又恨恨地骂了一声，但脸上却没有丝毫的惊异之色，或是对吴三桂这种小家子气有丝毫的鄙夷，只有深深的痛恨之色，好像早就料到了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一般：“和二十年前一模一样。”
“二十年前？”邓名立刻意识到那正是风云突变的崇祯十七年，它还有两个名字，分别是永昌元年和顺治元年。李自成进入北京短短几十天，就遭遇一片石惨败，黯然退回了陕西。以前邓名曾经向亲历者刘体纯问起过这场决定天下形势的大战，而得到的回答只有简单的一句：“我们被鞑子和吴贼偷袭了”，除了这句之外刘体纯再没有第二句，邓名见对方丝毫不能释怀自然也不会继续问下去，尽管他对这场大战的前后经过非常有兴趣。
见巩焴可能要谈起一片石之战，邓名就耐心地等着，并没有进行任何催促。在邓名的前世，历史研究者大部分都认为这表现出了多尔衮的雄才大略，早在李自成抵达山西的时候，多尔衮就对八旗宣布现在和满清争夺天下的，就是李自成集团。但为了麻痹李自成，多尔衮还写了一封信派去送给李自成，声称愿意与起义军联合讨伐崇祯。而目光不够远大的李自成确实中计，对满清毫无防备，所以才有山海关的清军突然袭击和顺军突如其来的崩溃。和这个叙述不符的事件都被满清官修史者有意无意的忽略，比如多尔衮这封信在顺军那边的反应，以及顺军对此的回复。
邓名对此自然也是一无所知，片刻后巩焴没有立刻讲解山海关之战的经过，而是询问邓名的印象，邓名当即就老老实实地说出了他的真实想法：“闯王当时应该是有些大意了吧。”
“原来国公也是这么看的啊，不过也难怪。”巩焴点点头：“国公真的和皇上毫无瓜葛吗？”
邓名知道巩焴在私下交谈时，“皇上”两个字指的只能是李自成，听到巩焴又一次提出这个疑问，邓名苦笑道：“巩老先生都是第几次问这件事了？我确实和闯王无亲无故。”
“永昌元年三月十九日，闯王入北京，后三天，也就是二十二日，”巩焴终于开始讲述当年的经过：“吴三桂给他的老子写了第一封信，内容大概就是问我们是否攻破了北京，他家人是否已经出城，而且嘱咐他老子不要多带银子，统统埋到地下去最好……”
“这个关头还在讨论带不带银子，”邓名失笑道：“巩老先生在开玩笑吗？”
作为一方大帅、诸侯，在这个紧急关头不仔细询问北京政治局面，反倒嘱咐亲爹莫要带太多银子逃跑，还是掩埋为上……如果不是这两天对巩焴为人已经有点了解，邓名几乎会认为这是在造谣埋汰吴三桂。
“当时见了吴三桂这封信，皇上也不禁莞尔，平章摇头哭笑不得，众将多有大笑者，认为吴贼头脑简单、容易对付。”巩焴脸上却没有丝毫的笑容，继续说下去：“最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吴三桂这封信的末尾，是‘祈告朱、陈妾，儿身甚强，嘱伊耐心。’这就是最后一句。”
邓名心中暗想，“陈妾”想必就是那个名传后世的美人陈圆圆，不知道朱妾是谁，不过吴三桂在那种家族、前途千钧一发的时候，居然还不忘记嘱咐家里的美人宠妾，这哪里还像是个枭雄？明明是就是个纨绔子弟。
“紧接着是同时送回的一封信，上面说前一封信封口后，他才得知皇上有兵马四十万，对他老子说这么强大的兵力不是他能抵挡的，所以打算投降，问他老子有何看法。而这封信最后一句是和刚才那封一样。巩焴又一次引用了吴三桂信上的原文，而不是用他自己的话进行解释，时隔这么多年，巩焴对吴三桂的信中的这两句话仍念念不忘，可见当时给他留下的印象有多么深刻：“陈妾安否？甚为念！”
如果这段轶事的主人是其他人，邓名此刻已经会放声大笑起来，短短两句话，一个粗鄙昏聩的纨绔形象已经呼之欲出。
“然后呢？”邓名记得他看过的史书上，有很多人认为是李自成抢了陈圆圆，还有人说是刘宗敏，有人为了挖苦吴三桂甚至做圆圆曲，称他为“冲冠一怒为红颜”。这个事情到底如何，邓名也拿不准，所以就问巩焴：“陈妾到底如何了？”
“吴贼当时手握三万辽兵，实力还在已经投降皇上的姜镶、唐通等人之上，国公以为皇上会如何？早在进北京之前，我们就知道了这个陈妾，进北京前皇上就交代过，这是绝对不能出事的人物。”巩焴告诉邓名，十九日李自成进城后，立刻下令将十六名妇女送入皇宫——这时李自成并不在皇宫居住，他在天黑前就离开了，这十六名妇女都交给戒备森严的皇宫中的太监照顾，以免发生意外：“如果老夫没记错的话，吴陈氏交给崇祯的太监王永章负责，闲杂人等休想靠近一步。”
“二十五日，吴三桂投降，献上了降书，还把山海关移交给了皇上派去的人马，向北京进发；二十七日，吴三桂趁夜回师，偷袭皇上的官员又夺回了山海关，然后又给他的父亲写了一封信：‘前日因探报刘宗敏掠去陈妾……呜呼哀哉，今生不能复见，所以起兵杀贼殆尽，已向清国借兵……”巩焴背诵吴三桂的书信到这里时，听到清国二字后，邓名脸色变了变，但巩焴还在继续背诵下去：“本拟长驱直入，深恐陈妾或已回家、或刘宗敏知悉乃儿妾，并未奸杀，以招儿降，一经进兵，反无生理，故飞禀闻讯。”
听完这份信后，邓名忍不住一声长叹，大概这就是“冲冠一怒为红颜”的由来吧，可是听巩焴这么说，似乎只是一个误会罢了，李自成明明把陈圆圆保护得很好：“为何不立刻派人去告诉吴三桂真情？”
“国公何意？”巩焴脸上露出迷惑之色。
“为何闯王不马上派人去见吴三桂，让他知道他的陈妾安然无恙？”如果不是怕巩焴下不来台，邓名都想问是不是李自成真的把陈圆圆收入自己的后宫了，不然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又怎么会做不好。
“当然通知了……”巩焴脱口而出，然后才意识到问题出在何处：“国公以为吴三桂就此就叛投了鞑子？”
“是啊，他已经投降，然后复叛，等等。”邓名也意识到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了，他印象里是吴三桂降、叛了一次：“难道吴三桂又投降闯王了吗？”
“当然，”巩焴大声答道：反问：“国公以为吴三桂只反复了一次吗？”
“闯王就在北京呆了四十余天，”邓名惊讶地问道：“吴三桂反复了几次？”
巩焴伸出了三根手指，在邓名眼前摇晃着：“三次！这是第一次投降后的事！而在这次反叛后，皇上、平章、众将，也包括我，都认为吴三桂这事太容易办了，把那个陈妾还给他就行了。不知道国公是不是感觉很熟悉，不知道国公之前是不是认为，已经摸清吴三桂的底细了，云贵就是他的命门，只要把云贵给他就能收服他了。”
“然后他又投降，又叛了？”邓名听得瞠目结舌。
“对，这就是第二次，四月一日吴三桂收到信件后对皇上派去的使者欢呼雀跃，再次把山海关移交给了皇上的官员，再次领着军队来北京参见皇上。四月三日使者先他一步与他分手后，回北京报告皇上大功告成了。结果在四月四日，使者刚走吴贼……”接下来巩焴的话，带出了一场与邓名印象中完全不同的一片石，一场他闻所未闻的李自成、多尔衮、吴三桂的激烈博弈、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