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后的一天，我终于见到了久违的大象。大象因为办案到北京公干，特地来与我相聚。
婷婷、小于和我在别墅接待了他。
酒过三巡，大象说起现在的年轻人：“现在的年轻人的确在许多方面，比当时的我们优秀许多。比如知识面广、信息灵通、办事不拘泥于套路。但是，唯独缺乏的是吃苦精神。我们警局就有不少这样的高材生，论能力和知识水平，那是没得说。一旦进入办案瓶颈，往往退缩。这点真不如我们这些老同志。”
我打趣地说道：“独生子女造就的一代，鲜有吃苦精神。我们可是经历过抗大小学，7岁就自己搬桌椅上学。”
婷婷好奇地问道：“儿童小桌椅吗？”
我摇了摇头：“大学生用的实木桌椅，一套足有60斤，我那时刚过1米，扛起来走1公里。”
小于问道：“只听说过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盛京的抗大小学是怎么回事？”
大象微笑道：“你们张总为此特意写过一个小文，就是记叙抗大小学，你们有兴趣让他讲讲。”
婷婷兴奋地说道：“我怎么也不知道？老公，就讲讲呗！”
我迅速陷入了沉思，年过五十后，我不自觉地愿意回忆过去，过去的故事，哪怕过了四十多年，依然恍若隔日。
1972年中国教育界发生一件大事：可能是为了缓解毕业生的就业压力，全国中小学在校生集体“蹲班”半年。无奈，我的一年级还得再读半年，大我五岁的姐姐当然也不例外。
至于抗大小学，也可能是盛京独有的产物。
1959-1961年，中国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产生了大饥荒，据说饿死数以千万计的普通百姓，人口出生率也锐减。
进入1963年，随着“饥荒”的缓解和结束，人口出生率“报复性”增长。“三年大饥荒”新生儿人口总数仅为3986万，而随后的1963、1964、1965年三年新生人口总数为8334万，较“三年大饥荒”暴增4348万，增长率109%。
1966年进入文化大革命，百业凋零，全国经济大倒退，国库捉襟见肘，原有的教育资源，已经满足不了入学新生的暴增需求。党中央推出企事业单位自行办学的要求，且国家不拨付1分钱。
当时中国其他城市的企事业单位连开资都困难，根本不具备自行办学的条件。而作为“共和国长子”（亦称“共和国提款机”）的盛京，尚有少许家底。于是盛京市委号召大型厂矿和事业单位，发扬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建校精神，因地制宜，自力更生创办低年级学校。于是，在盛京就诞生了新中国的“奇葩”新生事物——抗大小学。
东工抗大的创立适逢我到入学年龄的1971年，本人荣幸地成为“抗大小学”的首批学员。
开学第一天，1971年的3月1日，残雪犹存，道路依然覆盖着冰雪。我和一群同龄人到“学校”报到。
从家到学校步行约半个小时，走到五宿舍尽头，看到一个快坍塌的大门，左侧门柱上树立一个旧牌匾，牌匾的背面翻了过来，用红色粉笔书写着“东工抗大小学”。
进入校区，看到的所谓“校舍”，就是废弃多年的实验室，一大溜简陋的一层砖瓦房，几乎没有一扇窗户拥有完整的玻璃，好在窗户上面刚刚覆盖了薄薄一层塑料布。屋内没有暖气设施，偌大的教室，估计仅靠一个小煤炉取暖。新旧程度不同的烟筒，歪歪斜斜伸出窗外，不情愿地冒着缕缕黑烟，以此唯一的尚带点儿活气的“隆重”仪式，欢迎着我们这些7岁的一年级“小豆包”。
班级人员是按照所在居住区即“x湖里”分配的。一年一班是住在迎湖里的，一年二班是带湖里的，三班是林湖里的，四班是望湖里和六宿舍的外加科南宿舍的，五班是滨湖里的，每班约40-50人。
我和大象好不容易找到门上的粉笔字“一年二班”，推门进去，全是熟人儿，小伙伴们彼此嘻嘻哈哈打着招呼，形成了嗡嗡不止的高分贝噪声。
仔细端详教室，破烂不堪的红砖地面上，几乎空无一物。讲坛是木制包装托盘，讲桌是一张破烂不堪的小课桌，黑板仿佛是新的，仔细辨认原来是由两张A0图版拼装吊挂组合而成，图版面上的黑色居然是未干的墨汁。
这条件别说和望湖路小学，就是与东工幼儿园相比，也是差出十万八千里。
耿直的大象突然大声冒了一句：“是不是走错教室啦？这里怎么没有课桌椅啊？”
大象的话音未落，教室门吱嘎开了一扇，钻进一位成年小男生。
此人相貌平平，身高仅有1.6米左右，身穿一套不戴领章帽徽的崭新军装，腰扎武装带，脚踏黄胶鞋，好不威风。
黄军装一瘸一拐地走上讲台，大声喝道：“肃静！按大小个儿排成两队，男生一队，女生一队。”
早已在幼儿园接受过队列训练的我们，很熟练地排好队型，因为在幼儿园都是一个班的小朋友，绝大部分次序与原来无异。
“各排1、2报数。”黄军装很正规的号令道。
小朋友们机械般地报数完毕，毕竟这在幼儿园也经常这么做。
“两排排头开始，相距两米，快，迅速。听我口令，数2的同学，侧上1步走。”
唰，两队变成四队，原来受房间长度局限七扭八歪的阵型变成整齐的队列。
“我姓王，是你们的体育老师，你们以后就叫我王老师。”黄军装说完此话，全体人员不禁哄堂大笑。也是，瘸子体育老师能胜任吗？
我早就听过黄军装的故事，此人全名王大军，也是军人子弟，自幼患小儿麻痹，竟然智力超群，门门满分，以优异成绩考入当时全省最好的高中——沈阳二中，高考总分跻身沈阳市前五名，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不幸的是当年开展了全国性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全国学校均“踢开党委停课闹革命”，他彻底无缘清华。因身体问题，没有合适的单位可以接收他工作，这几年他一直闲赋在家。后来才知道，听说东工抗大小学成立，他以志愿者的身份报了名，并声称不要任何报酬。他本来可以胜任我们任何科目的教学，唯独体育。无奈，由家庭妇女组成的抗大师资难免嫉贤妒能，故意让王大军难堪，没想到大军毫不犹豫答应了。就是这名“瘸体老师”（后来大家对他的背后称谓），率领我们获得全区广播体操比赛第一名，这是后话了。
因为从小我父母就教育我们以大军为榜样，身残志坚，奋发图强，所以，他在我心目中的威望，不容他人侵犯。
“不准拿老师取笑！”我大声喊道。
同为军人子弟的大象也高声喝道：“谁再笑话王老师，我就削谁！”比同龄人高半头的大象，还是能镇住这种场面，瞬间全场鸦雀无声。
“我虽然腿瘸，那不是我的选择，咱们操场上见！”大军微笑地说道。
“一会儿你们的班主任张老师会给大家训话，张老师脾气可不如我，要注意教室纪律。”说罢，大军迈着轻快的碎步走出了教室。
片刻，踱步走进来一位中年妇女，个子很高，浓眉大眼，留着一头“妇女主任”发式，当年俗称“五号头”。
“全体起立！”讲坛上的中年妇女大声喊道，全班顿时哄堂大笑。
大象调侃道：“老师，是否我们应该先坐地上再起立？”
中年妇女脸色一沉说道：“站好，未经允许，不准说话。”
“我姓牟，是你们的班主任，各位一定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绝不辜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养育之恩……”中年妇女侃侃而谈，重复了一遍每天的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然后拿出花名册点名。全班共计42人，男生22人，女生20人。
我喊“到”完毕，与牟老师对视片刻，眼睛就有些不自在地酸楚，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回头一看周围的同学，有的已经“对眼儿”啦！原来牟老师有着轻微斜视，俗称“斗鸡眼”，这种眼神对孩子具有一定的“传染性”。我心里暗想道：“斗鸡眼的特点是不知道她正在瞧谁那，所以以后必须打起十二分的精神，避免挨批评。”
“今天我们上第一课。”牟老师转身在黑板上写出四个大字：“抗大精神”。
接着，牟老师如同背诵般地宣讲了“抗大”及其“抗大精神”，这些我早听我姐姐给我讲过了，无非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节约闹革命”云云。
牟老师话锋一转，说道：“各位同学，今天你们就应该发扬抗大精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求任何人，在东工院里，找到你自己的课桌椅并搬回来。”
听闻此言，全班一片哗然：“到哪里找？找到了如何搬回来？”毕竟我们是年仅7岁的孩子。由于营养匮乏，许多同学身高刚刚过1米，如何能完成如此繁重的任务？
“肃静！”牟老师大声喊道：“这点儿困难算什么？革命先辈当年流血牺牲都不怕，况且东工院内有不少闲置的课桌椅。”
牟老师所言极是，由于停课闹革命，东工已经停课5年有余，大量座椅板凳散落在院内各处，无人保管，给我们也算做到物尽其用了。
“报告！”一位扎着两个小辫的女生举手说道：“老师，我妈妈就是这个实验室的老师，去年我到这里玩，发现有一个房间还有一些桌椅。”发言者名叫默默，她父亲是东工采矿系的一位高级讲师，可能家庭出身不好，前几年和我父亲一样，遭受过批斗和游街。她和妈妈为了划清界限，成为首批和家人脱离关系“革命最彻底的家庭”。
“你说得是501室吧？那里的桌椅早就搬到老师办公室了，还不够用那。”牟老师答道。
“报告，我知道机电馆1楼有桌椅”外号“二秃子”的男生立功心切般地说道。
大象呵呵两声：“那里的桌椅板凳，不是缺胳膊，就是少腿，当劈柴还差不多。冶金馆里的货不错。”大象说得没错，我俩经常一起在东工院内“溜达”，哪里有什么东西，哪里有好玩儿的，那叫门清。
牟老师清清嗓子：“何相同学，命令你率领全班同学马上去冶金馆搬桌椅。”
何相是大象的本名，据他自己讲是爷爷取自《易经》，具体何意他也说不清楚，至于《易经》是什么？那个年代《易经》属于典型的封建迷信大毒草，大家谈“易”色变，没人敢深究这些。
此时，大象领着一溜人马浩浩荡荡地向冶金馆挺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