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得知前线胜利的消息后，康拉德元帅深感欣慰，他与参谋们举杯庆祝这一重要的胜利。他们的脸上洋溢着成功的喜悦。
11月1日，那些被包围在临时首都尼什的塞尔维亚主力投降了。这场战役在保加利亚占领尼什后告终。保加利亚共派出42万4375人参战，伤亡人数达到了3万7000人，其中第二集团军伤亡人数最惨重，达到了2万4000人。
对于塞尔维亚来说，这场战争的代价更为惨重。阵亡的塞尔维亚军人达到了9万余人，被俘的人数则高达17万4000人。然而，同盟国并未完全达到其战争目标，仍有大量的塞尔维亚士兵逃进了阿尔巴尼亚和希腊境内。
这一情况使得同盟国与希腊的关系开始紧张。尽管希腊之前在协约国和同盟国之间保持中立，但这一事件让希腊的中立地位受到挑战。塞尔维亚的溃兵躲入希腊可能会给希腊带来新的安全威胁，同时也使得同盟国怀疑希腊的中立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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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希腊并未立即选择加入任一阵营，而是以观望的态度坐在了局外。这种矛盾的态度体现了希腊内部的政权分裂。
希腊的国王是一位倾向于同盟国的君主。他在德国接受教育，甚至曾在德军中服役，身心都深受德国的熏陶。他的个人情感与政治倾向进一步加强了他对同盟国的偏爱，尤其是他迎娶了霍亨索伦王室的女性成员作为自己的妻子后，与德国的联结更加深厚。
然而，希腊的总理则是一位狂热的民族主义者。他倾向于协约国，尤其是在奥斯曼帝国选择加入战争后，他的态度变得更加明确。他认为希腊必须向奥斯曼帝国开战，夺回被奥斯曼帝国占领的君士坦丁堡，这座曾经是拜占庭帝国的辉煌都城，象征着希腊的民族荣耀。
在这场政权分裂的斗争中，双方最终都做出了妥协。希腊允许协约国军队在其北部城市萨洛尼卡地区驻扎，同时保证了对协约国的友好态度。另一方面，为了维护国王与德国的友好关系，希腊也保证不与同盟国为敌。
康拉德元帅并未满足于对塞尔维亚的胜利，他的目光迅速转向了那些逃入阿尔巴尼亚和希腊境内的塞尔维亚士兵。他联合德国开始向阿尔巴尼亚与希腊政府施压，犹如一只铁拳紧紧地压在他们的心头。
他的口信透露出的是带有丝丝冷意的决然，“将塞尔维亚人交给同盟国，这是最为明智的决定。”他威胁，对他们抛出一颗难以化解的定时炸弹。
阿尔巴尼亚与希腊两国的高层被迫陷入了艰难的决策之中。他们开始思考如何在这场大国间的博弈中，保护自己国家的利益，同时也保全那些倒霉的塞尔维亚士兵。
同盟国在巴尔干半岛的胜利，像一颗石子激起了波浪，轰然引起了英国首相的警觉。他提出了一种新颖而大胆的决策——“支线决战”。
这个计划下，一支由英国第22、26、28和60师组成的军队被派遣至萨洛尼卡，法国也紧随其后增派了9个预备役师。但实际上，这个大胆的策略，更像是一个借口，用来将一些不受欢迎的人和军队打发到这个遥远的地方。
最为显眼的就是萨洛尼卡远征军的司令——莫里斯·萨瑞尔将军。他在政治上属于左派，而在军事关系上，他与霞飞将军的冲突犹如公开的秘密，饱受人们的议论。他的命运好似被无情的手握在掌心，轻易地操控着他的去留。
被赶到这样一个荒芜的战场，萨瑞尔将军的命运似乎和另一个人格外相似——巴勒斯坦指挥官艾伦比将军。他们如同被遗忘在历史边缘的棋子，被迫在这遥远的土地上组织作战。
萨洛尼卡远征军于10月25日从萨塞克斯海军基地启航，扬帆破浪，逐浪远航。他们在\\\"赤狮\\\"舰队的护航下，向直布罗陀海峡进发。这支由3艘战列舰、5艘巡洋舰以及8艘驱逐舰组成的舰队，与远征军共同出征，为他们铺开了一条向前的道路。
通过直布罗陀海峡，穿越地中海，舰队和远征军共同翻越了数百海里的旅程，历时3周的长途跋涉后，终于在萨洛尼卡停靠，眼前的土地就是他们将征战的舞台。
协约国远征军的到来，给希腊的总理亚历山大·米特罗斯带来了无比的信心。他坚定地拒绝了康拉德的外交邀请，这位奥匈帝国的军事首脑曾以为他已经在巴尔干的战事中获得了彻底的胜利，结束了奥匈帝国两线作战的窘境。
然而，协约国的突然插手，就像一棵刺进他的心头。在这场角力中，希腊的态度成为了关键，无论对于同盟国，还是协约国来说，都如同悬在天平的一块砝码，微妙的平衡就在一线之间。
德皇威廉二世亲自给希腊国王送去电报，恳请他在这场战争中扶持同盟国，或者至少保持中立。希腊国王答复电报，答应了威廉二世的请求。然而，情势的演变并不像他所愿。
在11月5日，希腊国王解职总理，但在正式下达解职令之前，总理亚历山大·米特罗斯主动提出了辞职。他并未默然接受这场命运的变迁，反而带领他的拥护者在萨洛尼卡和克里特岛建立了自己的政权，瞬间点燃了希腊的政治局势。
康拉德以此为契机，策划了一场名为\\\"斯特鲁马行动\\\"的军事行动。
在他的授意下，保加利亚派出三个师和一个旅夺取了名义上中立的希腊西色雷斯地区的4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
对此，支持国王的希腊第四军被下达了\\\"不抵抗\\\"的命令，因此，6000多名士兵未开一枪便投降缴械，任由保加利亚人掌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