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不再是纸上冷冰冰的符号，而成了他们日子里活生生的一部分——是记账时歪歪扭扭却清清楚楚的一笔，是终于能亲手写下自己名字时的颤巍巍的一划，是夜里就着煤油灯读家信时的那一点泪光。
这也是为什么许大茂能够一下子搞明白这些个来上夜校的农民朋友们应该怎么去学的原因？
因为他自己就是从田间地头走出来的人。
他懂得泥土沾满手指的黏腻，也懂得播种收割时腰酸背疼的滋味。
他知道他们怕什么、想要什么——怕的不是字难写、词难认，是怕坐在教室里被年轻人笑话，怕一张嘴口音重了遭人侧目；
他们要的也不是什么大道理，就是想要能看懂地契契约、会写自己的姓名，想要一点实实在在的改变，好让日子过得稍微明亮一些。
而他给的，正好就是他们愿意接住的那一种：不急不躁、从最常用的字开始教，允许他们带着孩子来上课，甚至一边奶娃娃一边认字，作业本上用铅笔写得歪了斜了也不骂，反而夸一句“有样子了”。
扫盲工作在整个环境而言，也是经历了一个变革的时代的。
她不单单是教人识字，更是一场沉默而深刻的翻身。
其实从本质上面而言的话，也是对于旧的封建的一些思想的改变？
她拆的不只是文盲这堵墙，更是那套“命由天定”的老规矩。
在过去，无论是那些农村的男的或者是说那些妇女，基本上都是没有任何任职的机会。
他们被牢牢按在土地里、山林前，一辈子走不出村落，识字的权利更是想都别想。
这样的心理自然也就影响到了一代又一代人：不敢想、不敢争，总觉得“咱们这种人，就这样了”。
就连这个时代的这些个农民朋友们，或者是说上了年纪的人的想法也都是一样的——起初是犹豫的、躲闪的，可当他们真正握住笔、写出第一个字的时候，某种东西就已经悄悄松动了。
原本在他们的人生当中就没有考虑过需要去识字，需要去学习。
对于他们而言，读书认字仿佛是另一个世界的事，与他们毫不相干。
他们的一技之长就是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复一日地耕种劳作，靠着一双手在大地上谋生。
可以靠天吃饭，把土地里边的庄稼长好了，雨水匀了、年景不坏，收成就够自己吃喝，再余下一点换些盐巴布料，日子便也算过得去。
至于识字念书、走出村庄，压根儿就没想过。
城里人的生活是属于城里人的，那样的热闹、那样的机会，对他们来说太过遥远，甚至有些不真实。
就像是村里边有人想要去城里生活的时候，多数情况都会认为那是潜龙升天、野鸡变凤凰——既羡慕，又觉得与己无关。
正是这样的思想，一代传一代，一次又一次地在无声中改变着身边的人，也让许多可能的机会悄悄溜走。
而在桃源村出现了之后，一切开始有了微妙的变化。
经过许大茂他们的不懈努力，一次次上门劝说、一遍遍讲述外面的世界和新时的代需要，终于慢慢打动了一些孩子的父母。
他们起初犹豫、怀疑，但最终愿意尝试，也就使得自己的学校当中招到了这一批人。
后来，慢慢有周围村里不少的家长都把孩子送了过来。
他们其实也是隐约感受到了时代的改变，风从山外吹来，消息一点点渗入——他们感觉到，也许知识真能让孩子将来活得容易一些。
那么现如今在开设了夜校之后，其实也是在响应扫盲的号召。
虽然说这件事放在整个华夏大地来看，或者单就四九城而言，还没有真正形成一股风气、到达全面推行的阶段。
说白了，眼下不过是有一些人开始萌生这样的想法，刚刚冒出一点苗头罢了。
而许大茂这么一做，等于是把大家还在心里盘算的事，率先摆到了台面上。
他这一行动，势必会触动那些原本就有意愿但迟迟未动的人，让他们也跟着站出来。
照这个形势看，用不了多长时间，这类夜校扫盲的制度便会逐渐成形、落地实施，第一批真正从中受益的人也会很快涌现。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许大茂选择的起点是在农村。
要知道，农村地区的扫盲工作可比城市当中难做得多——交通不便、资源匮乏、群众观念保守，都是现实的障碍。
他等于是从一开始，就故意挑了块难啃的骨头来试点。
这种敢为人先、从最难处入手的做法，本身就是很多人想不到、甚至不敢想的。
但也正因如此，加上桃源村这类典型的成功例子逐渐被人看见，许大茂的做法反而更容易引起上层领导的注意与认可。
一旦有了成效，势必会迎来更多政策上的支持和资源的倾斜，这也让整个扫盲运动多了一重底气。
对于扫盲工作的实施以及延续，不仅会带来表面上的文化提升，更将引发一场深刻的、质变式的连续进步。
这种变化将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从而加速推动整个时代向前发展。
当越来越多的人掌握基础文化能力，社会的整体沟通效率将得到显着提高，信息传递更加顺畅，这无疑为未来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创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不论年龄、职业或背景，每一个人最终都将受益于这一新型的教育制度。
文化的普及让机会变得更加平等，让资源分配更趋于公正。
然而，制度的推动只是外在条件，个人的努力仍是不可或缺的关键。
如果缺乏主动学习的意愿，再完善的机制也难以发挥作用。
这一点自然是要确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