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文之最难者，莫过於恒也。夫举历代之文家，大多乃恒也。纵有一时之绝笔，然无其学之、无所恒之，岂有千古之名乎？昔李太白之诗稿，每生其文后，皆诚而改之，时人慕之而欲见也。然白之天分独高而名重，若无恒焉有今日之名乎？即出世谢表于公侯，而人叹曰：“此亦杨雄、曹植之所复生也。”及贺知章览《蜀道难》，更为唱和，“公岂乃太白星精耶！”时中所语，由见白之天资，及之所恒者，其数十年而作之而改之，试问若无此，白之文名焉如今日？故其所见为文之事，固有天分使然，然後天之习力亦为所重矣。赵宋之苏东坡，背《汉书》一字而不漏，其首以篇第，以行，以字，有人得见乃曰：“东坡之天分，尚犹如此！何懒读书乎？”此亦强文博士之才，历代所为之绝有也。
夫观乎历代之文士者，莫不是以读书为志，虽时为政，闲暇而为之诗文，竟得名於後世，不愧为才士也。常理论作家者，处卑贱时书其文，乃得其妙，而富贵者失灵性反不能，处其境得切身之痛，乃和歌作赋不得其庸俗也。固人世之图温饱者，发泣血之言，而文者闻之痛之，执笔作之，乃生其文。然文之贵贱，必才学识才可以就明之，为者作之改之，读者读之品之，方有情趣所动。杜子美所拟之《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试问其花可溅泪乎？恨时鸟岂惊心耶！此景触而生情，犹为悲叹矣。此学才识情之所明之矣。至於恒文之事，实在其志也。予数年欲作小说，然书作拟有十余个，竟无一书而毕也。或则三四章，或可几万字，兴之所以为其书，败之所以历年而不为，此予为其心也。若有心事之，焉得如此。今人所言：“空言切之於无用，还须实事中之求来。”此言赖非虚也。如其文者，虽有天分之别，但无後天之习力，绝不可成一文士也。前人所作之《伤仲永》即为此理，予焉有何不为之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