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师擅权的“明晃晃”，上上下下，谁心里都清楚，但是谁又拿她没有办法。
要说有人可能破这个局，恐怕只能指望那位瞎了双眼的象肱之子卡曼了。
但是，这位新精绝女王，也不是一个傻到只会一味被人摆布的份儿。
刚刚坐上这个位置，她暂时还没有能力与这个满身都是“控制欲”的国师相抗衡，这不防碍她也有着自己的“小九九”。
她清楚记得母亲当年私下里，曾给她和姐姐说过：
“其实治理国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复杂，治国就是管人；而人呢，也就是几件事：衣、食、住、行、用、玩。把这几方面都满足了，建立一套公平、公正、合适的制度，形成稳定的秩序，基本上底下百姓就不会闹事。
一旦有事了，也不用慌，所有大问题，也不过就是三个方面：一个是人的身体病了，可以找医生；一个是精神病了，就找巫师；一个就是社会秩序乱了，就找法官。把这三点整好了，对国内的管理，也就差不多了。
对外呢，就是防止别国打我们，那也简单：搞好国防，搞好关系。也和邻居之间的关系差不多，能交朋友就交；交不了，也得准备些棍棒、看门狗之类的，随时准备着干一架。
不能被人欺负，但一定不要有欺负别人的念头，这样，才能把家管好；不被邻居们当作一个‘有危险的邻居’来防范。
当一国之君，要学会抓关键，抓大放小，大事要自己掌握；小事充分授权给忠诚、合适的人，就可以稳固、长久地掌握国家权力。这里所说的‘大事’，最重要的是‘兵权’、‘财权’、‘人事权’；其他的，可以授权出去。”
新女王以前是听着玩儿的；直到现在，才把这些话，又调出来反复去琢磨，想着如何把国师从这个局里，给摆到她应该呆的地方去，而让“王”回归到“王”应该处的至尊位置。
“这个国师，应该仅仅是占着一个应急、解决精神之病的位置就够了；可是她似乎哪哪都想踏上一脚，人事、军事……这些位置上的人，都是她的人，间接操控着，不行，我得想办法，找出合适的人来，一一正位，不能让她一人独擅一切。该怎么开始呢？我得找出一个突破口来。”
新女王自从有了这样的“省悟”之后，再临朝听政的时候，看国师的眼神都不一样了，看上去，似乎是在“无比尊敬”地“恭听”着；其实，她的小脑袋瓜里，已经开始“体贴”地为这位国师，设身处地、琢磨起了以后的“前途”。
国师对于这位小女王的“眼神”转变，一开始是认为这孩子终于“认命”了；后来，才琢磨出这“感觉”不太对劲儿，那绝不是“空洞”的提线木偶应有的眼神，而是拥有了“自主思想”才会有的光芒！
这不由得令她心生疑虑，习惯的警惕之心也提起来了。
有了这种“新共识”之后，国师与新女王之间的“攻”、“防”之势变得有意思起来。
新女王依“小”卖“小”，处处装傻卖萌，闹着要搞一些看上去花里胡哨、无伤大雅、毫无现实意义的举动。
就比如说这要搞纪念精绝国建国多少年，第一件大事，她要主持修史！
要知道，历届精绝女王虽然好多代了，可却没有出过任何一本像样的纪年史———当然，这历史，总是由“后知后觉”的后人们，来书写的。
作为精绝国新任女王的后人，她闹着要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修史。
史官，本是有这个岗位的；但之前，都是只出断代史，没有搞过时间线纵向的大编年史，但她这么一宣布，国师似乎也没有什么正当的理由拒绝，也只好由她去了。
但是，新女王想的可不是简简单单“修史”这么简单：她要通过“修史”，为“精绝国国王”永远是“国之正统”、“唯一至尊”的定位，寻找强有力的“证据”，这是为她自己“正位”铺路的前奏，国师也看得出来，却慑于众朝臣上上下下的舆论，不敢公开拒绝或抵制，只能先答应着。
史官，本来是一个多么冷门的岗位，因为新女王这么一重视，突然被提成了重点部门，大家都盯着他们，这送礼上门的，也纷纷多了起来。
给史官送礼，无非是想让他们为自家的故事，多描画几笔，以后这世袭的爵位什么的，就可以有“正当”的官方认证了。
但是这两位史官的职业操守，非同一般，不仅一一拒收，并且当场把“谁谁谁于哪天哪天送了什么样的礼物”，都即时写进“史书”，吓退了一大批后继者。
这两个史官不是别人，正是上次陪着老女王最后一次“微服私访”，还去见过象肱父子瓜摊的那两位。
他们对于新女王交代下来的工作，也是无比重视，认认真真地整理资料、各种寻访，足迹遍及精绝国的各个脚落，收集来自官方和民间，从各个方面能够体现精绝国国家历史的“文物”、“古籍”、“证据”，一一分门别类，划定时代，为编撰一本有史以来，真实度最高、份量最重的“编年史”。
新女王每次过来巡查的时候，都会从这些“证据链”里，把能够证明“王权集中至尊”的证据挑出来，多加赞赏，这样，史官们就懂得如何编排重点和顺序了。
“史实清楚，真实，有理有据，成书之后，要广泛地印刷、分发到精绝国各个阶层，让人人都清楚自己国家的历史。”
新女王不用担心印刷术，在精绝国，用桑皮纸印刷的技术，早已十分发达了。
而这需求的产生，刺激了造纸原料桑树的需求；精绝国民们，便把自家果园里的桑树们，都赶紧保护了起来，准备趁着市价行情好，卖个大价钱。
神驴家族们所“扎营”的家，正在这样的一片果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