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国的军事力量在秦昭襄王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秦国通过与齐国、韩国、魏国的联合行动以及自己的单独行动，使楚国受到重创。为了进一步稳固东方六国的局势，消灭对自己有威胁的力量，秦国开始进一步加强对楚国的打击。
楚国与齐国的联合，给了秦国进一步进军的理由。这次，宣太后与秦昭襄王一起上演了一出“鸿门宴”。
秦国之所以会采取这个策略，是有着充分考虑的。此前，即周赧王十六年（公元前299年），秦军对楚国发动了进攻，攻陷了楚国8座城池。秦国虽有灭亡楚国的实力，但是列国正处于隔岸观火的状态中，只要秦国威胁到他们的利益，列国必然会再次联合起来共同对付秦国。还有一点不可忽视，楚人历来悍勇，秦国想要彻底地灭亡它绝非易事，还很可能会陷入战争的泥潭不可自拔。到时齐国、魏国、韩国便会就此机会进攻秦国。
有鉴于此，秦国向楚王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书信，邀请楚怀王到武关谈判。楚怀王正拿不定主意时，一位大臣向前进言道：“大王最好不要去赴约，秦国不守信用，不值得信任。”这时楚怀王的一个儿子却说：“秦国是好意，为何拒绝”于是楚怀王便决定会见秦昭襄王。
正如那位大臣所言，秦昭襄王并没有按照约定到武关，而是用卑劣手段将楚怀王挟持到秦国的咸阳，以此要挟楚国向秦国割让土地。楚怀王坚决不接受这样的条件，结果被秦国关押起来。
消息传到楚国后，大臣们为国家安全考虑，决定另立新君。
然而，当时楚国太子却正在齐国做质子。楚国上下可谓乱成一团，家不可一日无主，国不可一日无君，楚国不可没有掌舵之人。于是，楚国文武百官多数建议，既然太子不在国中，就让楚怀王的一个庶子为登基之人，一者，可以稳定当前楚国的局势，二者，可以防备其他国家的不轨。
可是他们没有考虑到的是楚怀王子嗣众多，如果册立庶子为君王，合乎规矩的人就太多了，眼下国际局势不稳，楚国随时都有被倾覆的可能。同时楚国内部也是风云暗动，如果册立庶子，名不正言不顺，政局必将动荡不堪，原本想要的结果，就会恰如其反。
这一切，只有昭雎看得清楚明白。
昭雎为楚国的贵族大臣。平生做过很多错事，例如楚怀王时，命屈原出使齐国说服齐与之联合，而他竟然暗通张仪，致使合纵的计策就此失败。后来，齐国、秦国联兵攻楚国，面对秦军的进攻和楚怀王的命令，他竟然坚持“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对楚军的困境置若罔闻，致使楚将唐昧兵败身死。直到楚国衰微，他终于改过自新，暗想如果继续下去，国家必定不得保全，自己的功名富贵也必将成为梦幻泡影。所以在楚王即将赴秦国之约时，昭雎便力劝怀王勿去，可惜为令尹子兰所阻，楚怀王终于难逃厄运。
昭雎明白唯有太子横回国主持大计，楚国才能够在风雨飘摇的动荡之中稳定下来。于是，他决定派遣得力人手作为楚国的使者，前去齐国将太子横接回。
使者来到楚国，依照昭雎早就定下的计策，向齐王撒谎称道，楚国国王已经在去秦国之后身死。当时齐国是东方强国之一，国内自然不乏能人异士，他们虽然不能预测楚王的生死祸福，但是对于局势的分析还是很明晰的。
最终齐国得出结论：楚王很可能出事了，但是不一定死亡，楚国群龙无首，所以要接太子回去主持大局。齐国当然不会就这样让太子横回去，太子横若想回国即位，需答应齐国的条件：拿淮河以北的土地交换。
当时在齐国担任国相的，正是闻名天下的孟尝君。
孟尝君，历史只记载了他卒于公元前279年，妫姓，田氏，名文，因而更多的人称其姓名为田文。其和魏国的信陵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并称为“战国四公子”。
此时此刻，孟尝君正作为齐国的股肱之臣，为齐国国王出谋划策。
齐国人认为楚国要找一个人担任君王并非难事，然而要楚国奉献其淮河以北的土地给齐国，无异于是虎口夺食。因此，孟尝君进言说道：“楚国除了太子芈横之外，还有很多王子可堪大任，此次如果齐国不答应楚国的要求，不仅会就此和齐国结怨，还会让齐国背负背弃盟约的骂名。如果楚国一怒之下，立了其他人做了楚王，那么芈横在齐国手中，又有什么用处呢到时怕芈横就成了齐国的一块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战国策楚策》）
齐国上下闻言，都觉得孟尝君说得很有道理，于是将太子芈横送回楚国，他就是楚顷襄王。太子芈横之所以能够安然回到楚国坐上王位，昭雎的功劳无疑是最大的。然而楚顷襄王在位时，却并没有就此重任昭雎，反而让子兰做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相国位子。
可当初正是子兰的建议，楚怀王才会深陷秦国、前途未卜，何以楚顷襄王会闻而不察呢其实楚襄王的心思正和后来的宋高宗一样，他们并不是“名正言顺”的获得国君之位的。对楚顷襄王而言，若不是子兰，他也许就不会登上王位，所以他才会对子兰“闻而不察”。
无论如何，楚国暂时免于战乱，江山得到了暂时的保全。太子横是最大的受益者，取代了楚怀王，开始了顷襄王的时代。秦国宣太后和昭襄王本以为借机会扣押了楚怀王，楚国会就此大乱，秦国可趁此从中渔利。没想到他们的计划泡汤，只能重新调整战略目标，开始新的战略运作。
“鸿门宴”没有起到预定的效果，宣太后和秦昭襄王决定用武力震慑楚国。
楚顷襄王元年（公元前298年），秦军由武关出击，将楚军再次打败，杀死楚国5万士兵，夺取了析邑等15座城。楚怀王在这一时期逃脱秦国的魔掌，但中途被捉回。此时的怀王，已经被秦国当做了一个战利品，虽然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但是其威慑力却是存在的。三年后，楚怀王幽怨不已，病死在咸阳，秦国这才把他的尸体送返。
楚顷襄王即位之后，不仅没有励精图治，想办法营救父亲回国，共同图谋楚国的强盛，反而整日沉醉在歌舞升平、声色犬马之中。这样的楚国如何抵挡得住强秦的进攻呢
春秋战国时期，一国趁着与别国君主会见的机会将其囚禁或杀掉，并不罕见。楚国也使用过这种手段，秦国囚禁楚怀王一事反而成了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了。但秦国扣押楚怀王对各国的威慑力特别大，因为楚国对东方各国而言仍是强国，其君王竟被秦国囚禁，可见秦国的实力已在楚国之上。
楚国百姓极重感情，尽管楚怀王对不住国家，他们仍然很怀恋楚怀王，视他为一国之君。怀王尸体运回后，楚国百姓万分哀痛。
痛定思痛，百姓将楚怀王的死归咎于公子子兰。如果不是公子子兰劝楚怀王赴会，楚怀王就不会死。
公子子兰因劝楚怀王赴会被指责，与他持相反观点的屈原就会被称颂。在楚国，屈原品行高洁，智慧与才华兼具，深得民心。楚怀王不听屈原的建议，最终客死他国，这更能提升屈原的身份地位。
楚国百姓重感情，屈原也是重感情之人。楚怀王生前未能善待屈原，但屈原对楚国的赤胆忠心不减。
《史记》记载，屈原“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意思是，屈原不忘怀念君王，复兴国家，扭转乾坤，在他的文章中多次表达此种情志。
尽管屈原忠心耿耿，情志拳拳，却始终无法一展抱负，满腔爱国之情却无处施展。屈原很爱国，他感情丰富心思细腻，为国家的衰微感到痛惜。一个感情丰富且心思细腻的人长期遭遇排挤，借助才气，不免要发发牢骚。
屈原认为，楚怀王不用忠臣，一味听信张仪、上官大夫和子兰之言才导致军队惨败，丢失土地，最后落得客死他乡的下场。
于是屈原作文章大发牢骚抱怨子兰，子兰大怒，命上官大夫中伤屈原。几个掌权的人合力整治一个无权的人是最容易不过的事。在上官大夫和令尹子兰的煽风点火下，顷襄王偏听偏信，屈原就被放逐了。
一片忠心却接连遭受贬退、流放、放逐，就算坚毅如铁的人也会有灰心的一刻。被放逐的屈原来到汨罗江畔，披头散发，步履摇摇，一边走一边吟叹，真是“颜色憔悴，形容枯槁”。
苏秦游说秦国不成，归家时颜色憔悴。那时的苏秦还不知道家人抛弃了他，现在的屈原却感觉到整个世界都抛弃了他。对屈原这种深怀理想的人而言，如果不能实现理想，宁愿死得清白。
一位渔夫见到屈原，问他为什么到汨罗江。屈原心痛地说了几句话——“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一句，将贤才被弃的失意、痛心表达得淋漓尽致。
渔夫告诉屈原，“举世皆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醨”。
而屈原回复渔夫，“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
渔夫对屈原说，如果一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最高境界，他对事物的看法就不是死的，而是随着世俗风气而改变。既然全社会的人都污浊，就应该随波逐流，甚至推波助澜；既然所有人都昏昏醉醉，就应该陪他们大喝痛喝，甚至吃酒糟。
但理想是不甘于向现实拜服的，屈原说，刚洗过头的人，一定要弹去帽子上的灰尘；刚洗干净身子的人，一定要去除衣服上的灰尘。如果一个人是干干净净的，怎么能容忍尘垢沾染呢
由此可见屈原品行之高尚。屈原品行高洁，宁愿做一块破碎的美玉，不肯掉落泥尘遭受污染。齐王却只要能够保全自己，即使当一块乌黑油腻的瓦片也甘愿。
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就这样凸显了出来。
最后，屈原表示，宁可投江而死，葬身鱼腹，也不愿让自己的清白遭受世俗的污辱。话都说到这个地步，屈原死志已决，无可挽回。
面对淼淼江水，想到自己的一身清白，屈原写了一篇《怀沙》。在《怀沙》中，屈原说“抚情效志兮，府诎以自抑”。意思是，摸着心胸自省，并没有一丝过错，尽管蒙冤受屈接连遭受压抑，内心也毫无畏惧。写完《怀沙》，屈原怀抱大石，“噗通”一声跳入江水中，一个伟大的理想主义者、辞赋大家作别纷乱的战国。
屈原自杀，究其原因原因是怀才不遇。如果用历史的眼光看待，是生不逢时。纵观中国历史，生不逢时的人很多，例如司马迁、贾谊、李商隐等，比比皆是。
作为怀才不遇的人，司马迁老先生写了一篇《悲士不遇赋》，起笔句就是：悲夫士生之不辰，愧顾影而独存。
细读历史，真是“楚人悲屈原，千岁意未歇。精魂飘何处，父老空哽咽。”（苏轼《屈原塔》）
随后便是额外的知识拓展。
关于《渔父》的作者，历来说法不一。最早认定为屈原作的，是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楚辞章旬》是在西汉末年刘向编的《楚辞》的基础上作注。在《楚辞》中，《渔父》已作为屈原的二十五篇作品之一收入。据此，则认定屈原作《渔父》，又可上推至刘向时。后世认同屈原作《渔父》，影响较大的有南朝梁代萧统编的《昭明文选》和南宋朱熹的《楚辞集注》。但此说漏洞颇多。从外证来说司马迁在《史记屈贾列传》中引述《渔父》文字时，只是作为行文的一部分，而并非作为屈原的原作转引。王逸《楚辞章句》在明确指出“《渔父》者，屈原之所作也”之后，又说“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辞以相传焉”，则作者又非屈原而成了“楚人”。从内证来说，《渔父》中的屈原表示“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以下当是赴湘自沉的一幕，似不可能再有心绪用轻松的笔调续写“莞尔而笑”的渔父。何况全文采用第三人称，亦与屈原作为此文作者的身份不合。故近人一般都认为此文并非屈原所作。郭沫若说：“《渔父》可能是深知屈原生活和思想的楚人的作品。”按之作品的实际，这一推断还是比较可信的。
在第一部分中，屈原开始露面。文章交待了故事发生的背景、环境以及主人公的特定情况。时间是在“既放”之后，即屈原因坚持爱国的政治主张遭到楚顷襄王的放逐之后；地点是在“江潭”、“泽畔”，从下文“宁赴湘流”四字看来，当是在接近湘江的沅江或沅湘间的某一江边、泽畔；其时屈原的情况是正心事重重，一边走一边口中念念有词。文中以“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八字活画出屈原英雄末路、心力交瘁、形销骨立的外在形象。
第二部分是文章的主体。在这部分中，渔父上场，并开始了与屈原的问答。对渔父不作外形的描述，而是直接写出他心中的两个疑问。一问屈原的身份：“子非三闾大夫与?”屈原曾任楚国的三闾大夫，显然渔父认出了屈原，便用反问以认定身份。第二问才是问话的重点所在：“何故至于斯?”落魄到这地步，当是渔父所没有料想到的。由此一问，引出屈原的答话，并进而展开彼此间的思想交锋。屈原说明自己被流放的原因是“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即自己与众不同，独来独往，不苟合，不妥协。由此引出渔父的进一步的议论。针对屈原的自是、自信，渔父提出，应该学习“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榜样，并以三个反问句启发屈原“淈泥扬波”、“哺糟歠酾”，走一条与世浮沉、远害全身的自我保护的道路。他认为屈原不必要“深思高举”，从思想到行为无不高标独立，以致为自己招来流放之祸。渔父是一位隐者，是道家思想的忠实信徒。老子说：“和其光，同其尘。”庄子说：“虚而委蛇。”渔父所取的人生哲学、处世态度，正是从老庄那里继承过来的。他所标举的“圣人”，指的正是老、庄一类人物。儒家的大圣人则说：“道不同，不相为谋。”坚持“苏世独立，横而不流”的高尚人格的屈原，对于渔父的“忠告”当然是格格不入的。他义正辞严地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思想、主张。他以“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的两个浅近、形象的比喻，说明自己洁身自好、决不同流合污的态度。又以不能以自己的清白之身受到玷污的两个反问句，表明了自己“宁赴湘流”，不惜牺牲性命也要坚持自己的理想。屈原在《离骚》中就曾旗帜鲜明地表示过：“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渔父》中的屈原，正是这样一个始终不渝地坚持理想、不惜舍生取义的生活中的强者。司马迁将《渔父》的文字作为史料载入屈原的传记中，当也是有见于所写内容的真实性，至少是符合屈原一以贯之的思想性格的。
全文的最后一部分，笔墨集中在渔父一人身上。听了屈原的再次回答，渔父“莞尔而笑”，不再答理屈原，兀自唱起“沧浪之水清兮”的歌，“鼓枻而去”。这部分对渔父的描写十分传神。屈原不听他的忠告，他不愠不怒，不强人所难，以隐者的超然姿态心平气和地与屈原分道扬镳。他唱的歌，后人称之为《渔父歌》，也《沧浪歌》或《孺子歌》。歌词以“水清”与“水浊”比喻世道的清明与黑暗。所谓水清可以洗帽缨、水浊可以洗脚，大意仍然是上文“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意思，这是渔父和光同尘的处世哲学的一种较为形象化的说法。
最后这一部分，不见于《史记》屈原本传中。从全篇结构来说，这一部分却是不可或缺的：它进一步渲染了渔父的形象；渔父无言而别、唱歌远去的结尾，也使全文获得了悠远的情韵。不少研究者认为《渔父》这篇作品是歌颂屈原的。但从全文的描写、尤其是从这一结尾中，似乎很难看出作者有专门褒美屈原、贬抑渔父的意思。《渔父》的价值在于相当准确地写出了屈原的思想性格，而与此同时，还成功地塑造了一位高蹈遁世的隐者形象。后世众多诗赋词曲作品中吟啸烟霞的渔钓隐者形象，从文学上溯源，都不能不使我们联想到楚辞中的这篇《渔父》。如果一定要辨清此文对屈原与渔父的感情倾向孰轻孰重，倒不妨认为他比较倾向于作为隐者典型的渔父。
《渔父》是一篇可读性很强的优美的散文。开头写屈原，结尾写渔父，都着墨不多而十分传神；中间采用对话体，多用比喻、反问，生动、形象而又富于哲理性。从文体的角度看，在楚辞中，唯有此文、《卜居》以及宋玉的部分作品采用问答体，与后来的汉赋的写法已比较接近。前人说汉赋“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在文体演变史上，《渔父》无疑是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