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茂章征淮】
朱友贞即位后，亟需抚平后梁的政治创伤，使帝国重振雄风。
朝廷内部，封赏功臣，酬谢拨乱反正之功。
朝廷外部，则首先派使节联络了河中朱友谦，厚加抚慰，朱友谦遂回归后梁，改用“乾化三年”。不过朱友谦见利忘义，反复于后梁与河东之间，这是后话。
朱友贞登基之初，大元帅杨师厚就献上一份贺喜大礼：率八万大军进入成德军境内大肆剽掠，一路奸淫掳掠，焚烧了镇州外城；随后逼近沧州，“墙头草”沧州顺化军节度使张万进吓得紧急上疏，要求把自己调往黄河以南安置。
于是，杨师厚表奏张万进为青州平卢军节度使，让先前投靠后梁的刘守奇坐镇沧州。
后梁虽然没能一雪前耻，但杨师厚依旧给河朔地区造成了极大的震慑，为后梁挽回了一丝颜面。
朱友贞封荆南高季昌为渤海郡王，借以笼络。高季昌除了修筑城池、囤积粮草辎重、招降纳叛外，还建造了一支庞大的水面部队，多达五百艘战舰，还跟淮南方面和前蜀王建暗通款曲，眉来眼去。后梁已经失去了对他的控制，虽然高季昌表面上仍尊奉后梁为正统，实际已经成了有实无名的割据政权。
展开地图，荆南地区对后梁政权的重要性一目了然：如今的后梁版图像一个葫芦，总体呈“8”字。上面的圆圈是后梁政权的主体构成，以汴州为核心，东到大海，西至关中；下面的圆圈则是今天的浙江、福建、两广、江西；而两圆相接的地方，则是两湖地区。
帮后梁束腰成“8”字的最重要一环，就是盘踞在江淮一带的淮南势力。
正是由于淮南势力的存在和敌对，使得两浙、福建等东南地区只能通过绕行东海进入山东半岛，或者绕远路走两湖地区。
这些南方藩镇虽然名义上向后梁称臣，实际上则是各自独立的割据政权。前文我们就分析过，他们与朱温本来就是井水不犯河水，几乎没有交集，唯一的交集就是团结起来对付淮南势力。
他们承认后梁政权，完全是从现实出发，抱团取暖，各取所需。南方诸藩享有高度的自治权，这也是“十国”几乎全在南方的重要原因。
简单概括一下：后梁中央政府只对“8”字上面的圆圈拥有实际控制权，对于下面的圆圈，就只能通过两湖地区进行十分脆弱的维系。
两湖地区有两个重要藩镇，南面是潭州马殷，北面就是荆南高季昌。
虽然南方诸藩只是与中央政府维持着脆弱的表面关系，但这也是后梁政权合法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后梁的政治基石。
所以荆南高季昌不仅掐住了后梁帝国的脖颈子，更是踩住了后梁帝国的命根子。
面对高季昌的跋扈不臣，强势的朱温都只能隐忍姑息，弱势的朱友贞自然也只能绥靖妥协。
当然，如果后梁能够铲平淮南，那么荆南也就没那么举足轻重了。
于是，朱友贞兑现了父亲对王茂章的诺言，任命他为征淮总司令，率领一万军队，进攻庐州、寿州。
淮南权臣徐温、“杀猪急先锋”朱瑾，率部抵抗。当两军在野外遭遇时，徐温手头只有四千兵马，面对王茂章的一万大军，只能向后撤退。王茂章抓住机会，发动攻击。
眼看淮南军队就要被后梁军队赶进峡谷，一旦进入峡谷，淮南军队就会人踩马踏，被后梁军队包饺子。淮南将士大惊失色，以为必死无疑。
这时候，淮南将领陈绍忽然拨转马头，挥舞长枪，大声喊道：“诱敌深入的阶段结束了，现在开始反击！”随后反身冲入敌阵。
淮南士卒恍然大悟，“哦——原来是诈败诱敌呀，咱们有伏兵，敌人中计啦。”于是斗志昂扬，跟随陈绍转身拼杀。
后梁追军也误以为真中了诱敌深入之计，急忙收兵后撤。
淮南军免遭灭顶之灾。徐温拍着陈绍的后背，盛赞其智勇双全，并赏赐给他大量的金银财宝。陈绍则把这些财宝全部分给他的部下。
不久之后，淮南各路援军赶到，声势大振，复与后梁军队大战，一战而败之。王茂章亲自率领骑兵断后，艰难后撤。
战斗发生在农历腊月，淮河进入枯水期，有的地方可以徒步蹚过，后梁军队来的时候，在所有能徒步蹚过的浅水区都插上了木牌，作为标记，以便撤退的时候用。
淮南将领朱景，偷偷地对这些木牌动了手脚，把它们拔出来，插进深水区……
后梁军队撤退到淮河边，争先恐后地按照木牌指示蹚水渡河，结果超过半数的人员被淹死。
淮南军把后梁士卒的尸体收集起来，在淮河边筑为京观。
淮河成为朱温集团永远无法逾越的鸿沟。朱温无法跨越，朱友贞同样也无法跨越。
朱友贞的这次征淮行动，在历史上只留下了寥寥数言，却反映出后梁内部诡秘的政治博弈。
最直观的，就是这次军事行动的规模，只有区区一万人，相比起朱温时代动辄十余万的大手笔，朱友贞的这次动作简直太过寒酸。
朱友贞有他的苦衷。
首先，淮南并不是后梁现阶段的首要战略目标，非核心利益所在。后梁的最大威胁来自北面，首要敌人是河东李存勖。
其次，后梁的精锐力量基本握在杨师厚手中，朱友贞征调不动。
朱友贞与杨师厚的关系是十分微妙的，在朱友贞的内心深处，后梁帝国的最大敌人不是李存勖，而是杨师厚！这一点可以在不久之后得到应验。
第三，朱友贞在后梁的威望是很低的，不仅是杨师厚，很多握有实权的人都是口服心不服。朱友贞的皇帝宝座坐得并不安稳。
所以，朱友贞急需树威，急需培植自己的队伍，急需收缴权力。在这个基础上，没有背景、没有根基、没有实权的“三无产品”，降将王茂章，自然就是朱友贞的首要感化、拉拢对象。
新君即位，通过战争树立威望、收缴权力、培植队伍，这是一般常规操作。为何要把矛头对准淮南？毕竟后梁与淮南集团已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保持了相对和平的状态。
因为除了淮南，朱友贞实在找不到合适的对手了。
后梁有三个敌人：北面的河东势力、西面的岐蜀势力、南面的淮南势力。
打北面，就是壮大杨师厚；打西面，就是壮大高季昌；唯有打南面，可以壮大朱友贞。所以朱友贞必须打淮南。
事实上，就在朱友贞对淮南动武的时候，荆南高季昌与前蜀王建之间也爆发了一场军事行动，高季昌仗借他的庞大舰队，对长江上游的控制权发起挑战，结果却遭惨败。
有人建议王建趁着长江在夏秋涨水之际，开决水坝，水淹江陵，让高季昌葬身鱼腹。翰林学士毛文锡（差点在“太子谋反案”中被王宗懿拷打致死）急忙反对，说江陵高季昌固然混蛋，但他辖区里的老百姓是无辜的，陛下怎能因惩罚一人之过错，而枉杀无数老百姓呢？于是王建放弃了制造洪水的计策。
用捉襟见肘的一万人，去攻打淮南，是朱友贞巩固皇权的无奈之举，是后梁帝国内部矛盾的缩影。
然而征淮的失利，浇灭了朱友贞的小幻想，适得其反，他的皇帝威严跌落谷底。于是，暗流涌动终于变成了滔天巨浪。
朱友贞即将面对后梁自建国以来最大的挑战。